北宋建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鋹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继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 在消灭各封建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宋太宗还逐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皇室对抗,主要在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权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宋太祖采取如下措施:

①稍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这一制度逐步推行后,到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州郡也都换上了文官。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北宋初年,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更徒具空名,而不到节度使驻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②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③收其精兵。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也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了。(www.xing528.com)

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宋太祖、太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前加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便具有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虽富有戏剧性,未必全都属实,但与赵匡胤一道起家,并作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不再掌握军权,则是极为明确的事实。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之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宋初制军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与此同时,宋初还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调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其后的嗣君们谨守不变。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流浪汉,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些本来足以危害宋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募兵养兵制度,转化为维护宋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历代统治者都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对军队依赖的程度更超过前代。宋东京开封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屯兵于内,连营畿甸”,“以兵为险”,便成为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赵匡胤之所以重视募兵养兵制度,这是重要原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①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②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③“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