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推动北洋战局，革命军大败，黄兴兵败出走

一

革命军为了推翻清廷统治，为了结束专制统治、建立共和而发动的战争，无疑是正义的；袁世凯、冯国璋率领大清朝的军队与革命军战斗，无疑是非正义的。

在湖北前线，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便开始进攻汉阳。

当冯国璋大军掩杀过来，黄司令勇气可嘉却不明就里。冯国璋佯攻正面，声东击西，主力已往新沟蔡甸，等黄司令明白过来的时候，新沟蔡甸已在冯国璋手里，汉阳失守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然而黄司令并不甘心，使出一招“奇兵偷袭”，反攻汉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招数。

11月16日夜，大雨滂沱，黄司令命湘军第一协乘雨夜偷袭汉口。

还别说，偷袭是成功的，冯国璋这个正统军校出来的将领，还真没想到这不按常理出牌的招数。北洋军官兵此时都在民房里避雨，革命军冲杀过来，把梦中的北洋军打得节节败退，革命军乘胜追击进入汉口城内。黄司令组织了敢死队直击冯国璋的司令部。冯国璋一时间被打蒙了，巷战已经开始了，冯国璋赶紧布置防线，调兵遣将。

北洋军不愧训练有素，被打得节节败退却能节节阻击，战至午夜三点，北洋军终于缓过神来，在江岸附近部署了一排重机枪，向革命军扫射，从而止住颓势。革命军方面，湘军第二协也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北洋军方面增援部队也已经赶到，战斗升级。双方真刀实枪地展开阵地战了，革命军就不是对手了。

北洋军步步为营，革命军开始向江边后撤，等到了江边一看，过来偷袭时所架设的浮桥，被黄兴命令拆毁了。这是黄司令“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招，但是，这一招却是败招，革命军一看后路被断，不是勇敢向前，与北洋军玩命死拼，而是军心大乱，信心崩溃，争相跳入江中，泅水而逃，溺死无数，战斗力顿时化为乌有。

此役革命军大败，死伤无数。汉口没有得手，汉阳也快丢了。

从11月19日到24日的五天里，北洋军向汉阳又发动了一波更加猛烈的攻击，眼见着大势已去，湖南的湘军不干了，他们也要保存实力啊，管你汉阳守住守不住，老子走了。

湖南的湘军走了，汉阳于11月27日终于失守。

大英雄黄兴总司令，悲愤交加，欲学霸王，拔剑自刎，幸被同志劝阻。

当晚，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带着汤化龙、李书城、胡瑞麟、陈登山和黄中垲，黯然登上轮船，跑去上海。

辛亥革命依然是武昌革命军在浴血奋战。黄兴兵败出走，战争双方依然隔江对峙。

冯国璋大胜革命军，占领汉阳，欲乘胜打过长江进攻武昌，则武昌岌岌可危，革命岌岌可危了。然而，身在北京的袁世凯却下令停止进攻，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依然在不懈地追求他想要的和平，冯国璋大惑不解。

袁世凯向冯国璋下达了进攻汉阳的命令以后，于11月13日北上北京。干什么去了？北京那还有一个战场等着他发起进攻呢。

既然资政院已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那就组阁吧，把行政权力抓在手上。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应运而生。袁内阁成员如下：

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度支部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

学务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

陆军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

海军部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

司法部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

农工商部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

邮传部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

理藩部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从这个名单上看，除了理藩部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还有梁启超以外，全部是袁世凯的人，或者是他的朋友，也就是说，从此，大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均被袁世凯收入囊中。以往史家就此评论说是袁世凯以个人野心，利用革命而使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我以为这有失偏颇。一个新政领袖，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封疆大吏，面对腐朽的清朝专制统治，利用各种势力的博弈取得军政大权，怎一个“野心”那么简单？

但是，这个事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却是史家没有言明或是不愿言明的，抑或是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这就是说，这份名单，这个袁内阁的事实，同时说明了，清廷统治实际上已经被汉人接管了。

袁世凯内阁一出笼，皇室就被架空了。袁总理下了命令：一切与立宪相抵触的上奏，一律停止；一切上奏，全由内阁办理。由此看来，内阁权力大了，皇室只剩下盖章的分了。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禁卫军首领；改编了自己的部队组成“卫戍区”，由段芝贵当司令；唐绍仪把持军咨处；赵秉钧的民政部管着北京的警察。有军警大权在手，行政权力当然也就掌控于股掌之间了。

摄政王载沣辞职了，大清朝廷就只剩下一对儿孤儿寡母了。

袁世凯把一个大清王朝折腾得只剩下一对孤儿寡母。当冯国璋打下汉阳的时候，冯老爷子正杀到兴头上，大有一鼓作气打下武昌之势，而且凭冯国璋部与革命军的对比来看，打下武昌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袁世凯却下令停止进攻。冯国璋哪里甘心，一边向袁世凯求助，一边命令大炮对准武昌军政府猛烈轰击。北洋军的炮手都是经过小站练兵的精英，个个都是神炮手，发发炮弹都对准了湖北军政府大楼，弹无虚发，颗颗命中，黎元洪赶紧躲避，出城来到几十里外的葛店镇王家店村。军务部副部长孙武，也“出城办公”去了。武昌城内军心涣散，失守在即。

11月30日，朝廷嘉奖冯国璋为一等男爵，冯国璋自然欢喜，跃跃欲试，马上就要拿下武昌。但是袁世凯却有点着急了，一天打七个电话，命令冯国璋停止进攻，冯国璋很不理解。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干脆任命段祺瑞接替冯国璋为前线司令，段祺端明白袁世凯的心思，从此，武昌前线只有大炮没有进攻。明明能够打下武昌，却偏偏不打，留着，这就是被史家诟病的养敌自重。

二

不能忽略，皇权专制体制演变成君主立宪政体这一短暂的时期，第一部具有实质意义的“准宪法”在这个时期诞生，责任内阁总理是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可以说权力已经达到顶峰。

革命军的军官们纷纷跑出城外，眼看着武昌就要失守的时候，没想到北洋军队不但没有进攻，反而派来了和谈代表，请求和平谈判。黎元洪这回态度不一样了，大喜，热情接待。袁世凯又请出英国公使朱尔典帮忙，袁、朱是多年的老朋友，应了袁世凯的要求，派人过江与黎元洪谈判。提出了停战三天的建议。

其时黎元洪已经跑到王家店，在武昌城里，孙武、蒋翊武、吴兆麟这些强硬的主战派，在冯国璋的大炮面前也没了底气，他们接待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的领事盘恩，同意了停战三天的协议。但是，需要军政府盖章啊，可图章已经被“出城办公”了，革命军中有能人，从厨房拿来一个大萝卜，刻了一个湖北军政府的大萝卜图章，盖在了协议之上。

辛亥革命的战事，在湖北军政府大萝卜图章盖下的1911年12月1日晚上，停止了。从此，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再也没有对革命军发动任何进攻，直到中华民国建立，直到清帝退位。

袁世凯是真心追求和平吗？史家说袁世凯是养敌自重，利用革命军实现其个人野心。

袁世凯内阁成立以后，袁世凯在《时报》上发表了他的政见，表述如下：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人民，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有两种人，一种主张民主共和，一种主张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榜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明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而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激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尔。

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视之与和议亦不甚暌隔，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亦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种政体之大问题。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气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www.xing528.com)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即设立坚固之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的人思邦国应至何等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此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不因稍受波折，遂变更余最高应当之职，盖余之作为，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也。

有必要写一写袁世凯此时的身份和权力，写写被历史忽略了的这个瞬间。

1911年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所谓错误和所谓失误。紧接着，以总理大臣奕劻为首，几乎是阁员集体请辞。11月1日朝廷解散了“皇家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求袁世凯从速进京，组织内阁，同时朝廷宣布立宪，起草宪法的工作随即转入资政院。资政院在电报征求各省咨议局意见后，迅速起草了新的宪法大纲，称为《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故又俗称《十九信条》。

《十九信条》规定了皇帝的权力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而“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为了落实《十九信条》的效力，在近百位官员的联合敦促下，摄政王载沣代替宣统小皇帝在太庙宣誓皇室遵守《十九信条》。同时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还没有上任，就告诉朝廷，按照这个宪法，总理，应该是议会选出来的，不是你朝廷任命的，于是11月8日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内阁总理的选举，袁世凯当选。

所有这些都已经证明了，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实质意义的宪法性文件，或者叫“准宪法”，这部“准宪法”的实施，其实已经使中国政治体制过渡到了君主立宪体制，正在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社会变革。

皇帝已经宣誓遵守宪法了，皇帝的权力已经被宪法规定了，或者说被宪法剥夺了，已经没有实权了，有的仅仅是走过场的形式了，并且还得内阁附属方能生效，皇帝已经成为“虚君”了。

立法权、选举总理、审查财政、外事交涉等项大权尽归议会拥有了，这是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特征，代议制标志着人民通过代议机构形成民治国家，这其实已经是皇帝专制的结束，议会民主政体的开始。

司法裁判权也与皇帝无关了，而行政权尽归责任内阁，这就是议会民主政体的精髓，三权分立。

再说袁世凯，按照宪法的规定，经过了代议机构的选举，袁世凯正式成为第一个责任内阁的总理，就像英国和日本的首相一样总揽行政大权，随着摄政王载沣的辞职，军权也归到内阁的陆军部、海军部的手中。

三

北洋，袁世凯的北洋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有北洋军做后盾，关键时刻，北洋的军人站出来了。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历史伟业，将要在兵不血刃的和平中实现了，那真是历史之幸、人民之幸。

博弈在继续。

与革命党是打打谈谈，但是袁世凯并非一味地使用北洋的武力，而是依靠北洋的实力，来达到谈判的目的。同时袁世凯为了与革命党人谈判，还未雨绸缪，事先做好了人员上的铺垫。怎么铺垫的呢？交好汪精卫。当然了，也一定是具有交好的条件才行，至少他们都认为清廷统治应该推翻，民国应该建立，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政体。

袁世凯知道，下一步就是与革命党的谈判，他想通过和革命党谈判，达到他与革命党“共同”的目标，即：推翻清廷统治，建立宪政体制。那么，请汪精卫吃饭、喝酒、沟通，进而达成某种共识，甚至结交了某种亲缘，在日后与革命党人的谈判中增加成功的概率，这是比较浅显而合理的计谋，本也无可厚非。

果然，汪精卫很快和袁世凯的幕僚杨度成为好朋友，进而由他们两个人牵头成立了“国事共进会”，主张调和，主张君主立宪。

不知是被袁世凯洗了脑，还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原本就是一致，反正从此革命党的汪精卫，就致函南方革命党人，提出了南北和谈，推翻清廷统治，拥袁世凯当总统的倡议。

袁世凯第一次与一个革命党人团结在了一起。

袁世凯追求的和平终于实现了，武汉前线和平了，应该说这是人民之幸。

龟山大捷，汉口、汉阳已复，大胜如此，武昌指日可待，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朝廷中的强硬派这样质问袁世凯。

袁世凯老谋深算，早有准备，从容作答：“汉口、汉阳虽收，南京又陷。南京，天下要冲，形势倍于武汉。党人势大，蛊惑国人，人心军心浮动。议和，此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当避位。”我袁世凯可以再次隐退，你们有种你们就上。袁世凯一叫板，皇亲贵戚就瘪茄子了。其实这也是袁世凯的实力使然，并不是他的话有多少道理，那南京失守还不是你袁世凯不伸手援救造成的吗？但是，没办法，实力就是话语权，北洋就是话语权。

无奈，皇太后即行颁旨，命袁世凯为全权议和大臣，朝廷彻底屈服了。

叫板朝廷，使和平谈判合法化而公开进行，南北和谈正式开始了。表面上是大清朝廷与革命党的谈判，是政府与反政府的谈判，实际上是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谈判，而且已经是一个关于推翻一个旧政府旧制度，建立一个新政权新制度的谈判。

南北双方的正式和平谈判于12月18日在上海租界市政厅开始了。

北方政府代表团的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唐绍仪，参赞是欧庚祥、许鼎霖、赵椿年、冯懿同。

革命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伍廷芳，参赞温宗尧、王宠惠、汪兆铭（汪精卫）、钮永健。

其实双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即推翻清廷统治，建立新制度，并且由袁世凯当总统。

而且双方早已心照不宣，胸有成竹。每天谈判结束，就是把酒言欢。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广东老乡，都是1874年出国的留学生，海归。所以很容易谈到一起。

这第一次谈判结果是：停战。自12月1日南北双方停战以来，停战的期间一再延长，现在，谈判公开合法了，还打什么仗啊。所以双方第一个共识是停战。

就在南北谈判进行的同时，还有一场秘密谈判正在进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是战是和，还得军人说了算。

北洋，袁世凯的北洋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有北洋军做后盾，关键时刻，北洋的军人站出来定乾坤。第一军参议靳云鹏、直隶陆军总办廖宇春和北京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开始了军人的谈判。首先，靳云鹏来到武汉前线，拜见了前线主帅段祺瑞。如果说此时的袁世凯能够号令整个北洋军的话，那么此时的段祺瑞也足以影响半个北洋军。

段祺瑞的支持，是秘密谈判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共和最终成立的条件之一。后来有段祺瑞三造共和之说，即源于此。

得到了段祺瑞的支持，廖宇春、夏清贻立刻来到上海，会见了南方军参谋长顾忠琛。当廖宇春、夏清贻说明来意以后，顾忠琛大喜过望，其喜悦程度着实吓了廖宇春、夏清贻一跳。顾忠琛高兴地说：“我们南方革命军一直都仰慕袁大帅，早就想推举他当总统，只是没有机会啊，如果袁大帅果真推翻清廷，南方革命军肯定会推举他当第一任的民国总统。”顾忠琛也只是个参谋，他立即就向黄兴、程德全汇报了。黄兴说：原来各省代表都推举我当总统，我一直推辞不干，目的就是把位置留出来给袁世凯坐。

就这样，当南北政府的文人们还在谈判桌上就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争论不休的时候，军人们已经达成秘密协议。那就是，双方一致同意实现共和政体；谁先推翻清朝，谁就做大总统。清廷已经在袁世凯的掌控之下了，这样的协议说白了就是想让袁世凯当总统。

秘密协议签订后，靳云鹏奉段祺瑞之命北上向袁世凯汇报，袁世凯闻听勃然大怒：“我是朝廷的总理大臣，怎么能勾结乱党，搞什么共和呢？”靳云鹏不慌不忙地把南北人心所向如实告知袁世凯，袁世凯叹了口气，接着问：“段将军意下如何？”可见段祺瑞的立场是多么重要，连袁世凯也得问问清楚。靳云鹏当然如实汇报了段将军的意见，袁世凯无奈地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们要将我置于不忠不孝的地步吗？要让我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篡夺人家江山吗？我是绝对不会干的。”这话似乎有点言不由衷。自从袁世凯出山，对清王朝的忠诚度还有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靳云鹏更进一步说：“整个北洋军都拥护您做大总统。”

袁世凯似乎很无奈地说：“你们这些手握兵权的人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只要你们别让我以后没脸见人就行了。”就好像是被他的北洋军给挟持了。

于是这军人的谈判终局了，其结果是袁世凯明确表态，要与革命党人一起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同时，南北军人还要拥戴袁世凯当民国总统。

南北政府的文人们的谈判还没有取得统一，纠结于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唐绍仪自己认同革命党人的共和，又不知袁世凯能否同意，于是唐绍仪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家政体。唐绍仪将这个想法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对于唐绍仪的这个建议还是重视的，他与智囊徐世昌商议，结果，袁世凯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朝廷，踢给了隆裕太后。

12月27日，唐绍仪把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政体的建议电告袁世凯，28日袁世凯奏请太后、皇上，建议召开王公近支大臣御前会议，决定是否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

1911年12月29日，御前会议召开，庆亲王奕劻首先发言，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政体。眼前的形势，庆亲王的辈分、地位和他的主张，都使大多数人随声附和了，虽也有反对声，但已经没有底气了。就这样，大清王朝“屈服”了，他们等着人民的“判决”。

在推翻清廷统治、建立共和的事业中，这次御前会议其实也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在这个过程中，被推翻的一方态度的实质性转变。

这一天，南北双方的第三次会议召开了，并且达成三项协议：其一，双方一致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决定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制；其二，在财政问题上，规定朝廷不允许动用已经借来的外债，更不能再借外债；其三，在军事上，规定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的清军后撤百里，并不得进攻山东、河南两地已被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同时革命军也要停止进攻。

上述协议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完全同意。

这样看来，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历史伟业，将要在兵不血刃的和平中实现了，那真是历史之幸、人民之幸了。然而，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使马上就要实现的历史巨变，变得风云变幻，剑拔弩张了，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