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载沣：袁世凯未死，北洋失势？政治体制改良仍将坚持

一

光绪死了，慈禧也死了，载沣当上了摄政王，光绪家人及袁世凯政敌纷纷上奏，要求诛杀袁世凯。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指出：“先帝之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即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光绪皇帝的死，如果有可疑之处，那就是袁世凯干的，袁世凯就是贼；就算光绪皇帝的死没有疑问，袁世凯也是贼。

这时候的北洋，已经如日中天，然而，历史的偶然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又将是历史上一桩著名公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于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两天，相继死去，这时光绪皇帝年仅38岁，而慈禧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

之所以称公案，是因为两天之内，先后死去，于是传闻四起。有说是慈禧自感来日无多，恐光绪报戊戌政变之恨，而逼光绪自尽；有说是慈禧自感来日无多，恐光绪报戊戌政变之恨，而先行杀害光绪；有说是慈禧先死，袁世凯恐光绪报戊戌政变告密之恨，隐慈禧死讯，而杀害光绪，后颠倒报丧日期，等等。原因不明，事实不清，经查无果，才成为公案，直到今天，依然争论不休。

按照1908年11月13日，也就是光绪死前一天慈禧的安排，载沣（光绪的弟弟）之长子溥仪继位，改元1909年为宣统元年，载沣为摄政王监国，遇重大事件须请示隆裕太后（光绪皇帝的媳妇）懿旨。而这位宣统皇帝就是爱新觉罗·溥仪，当时，年仅3岁。摄政王载沣，实际就是大清王朝最后一任的最高统治者。

载沣，时年只有26岁。醇亲王奕第五子，光绪皇帝的弟弟，他上台以后，替他的哥哥报袁世凯戊戌告密之仇了吗？

当载沣当上了摄政王，光绪家人及袁世凯政敌纷纷上奏，要求诛杀袁世凯。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表檄文讨袁，指出：“先帝之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即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意思是说，光绪皇帝的死，如果有可疑之处，那就是袁世凯干的，袁世凯就是贼；就算光绪皇帝的死没有疑问，袁世凯也是贼。在康有为心中，不管光绪是怎么死的，袁世凯都是贼。

在一片倒袁之声中，我们看看载沣的工作日程吧：

11月21日，载沣首次接见各国公使，袁世凯在座。这一亮相告诉外界，诛杀袁世凯是谣言。

12月3日，重申政治体制改良时间表，定于1916年（宣统八年，如果还有的话）颁布宪法。等于向外界宣布，将继续坚持政治体制改良。

12月13日，颁布监国摄政王礼节。

12月16日、18日，要求各省督抚认真考察吏治，要求各级官员崇尚节俭，摒弃浮华。说明载沣也注意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腐败是可以亡国的，所以要当作重要事情来抓。

12月19日，封官加冕。奕劻被赏加世袭罔替，成为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载沣的兄弟载洵、载涛加郡王衔。张之洞、袁世凯等加太子太保衔。

12月25日，组建禁卫军，直属于摄政王载沣。三兄弟紧握兵权。然后就开始了对袁世凯的清算。

载沣也没能免俗，对于宫廷内外传说的光绪与袁世凯的恩怨不能释怀，上台以后稳定局面，当政权稳固了以后，就动了杀心。载沣让杨度拟旨诛杀袁世凯，杨度冒着杀头的罪过拒绝拟旨。载沣转而向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征求意见，奕劻立即反对，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并说：“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载沣想了想，很不情愿地下旨，以袁世凯患“脚疾”为由，令其“开缺回籍养疴”。

这是1909年的1月2日。

此一时期，北洋首领袁世凯也惶惶不可终日，接到这样的御旨，他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他把大部分家眷安排回到天津，带着小部分家眷仓皇逃回河南。

二

袁世凯是否到了这种凄惨的境地，北洋，是否真的失势了，是需要他的政敌和政友们冷静思考的，是需要一点时间考量判断的。而袁世凯呢，回到彰德洹上，蓑衣垂钓。

1909年1月6日，袁世凯出京。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严修与杨度二人，送行的场面实在是冷清凄惨。

袁世凯失势了，北洋失势了。

但是，失势，是临时性的，袁世凯是否到了这种凄惨的境地，北洋，是否真的失势了，是需要他的政敌和政友们冷静思考的，是需要一点时间考量判断的。而袁世凯呢，回到彰德洹上，蓑衣垂钓。

于是，他的政敌和政友，便开始把目光陆续转移到了这荒郊野外，小桥流水之中了。

袁世凯在彰德洹上大兴土木，广筑园林，下棋谈天，吟诗作赋，一副闲云野鹤之态。作诗曰：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飧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坲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又诗云：

煮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

蓑衣钓鱼的场面，得让外人知道呀，于是袁世凯拍了一张照片，一张蓑衣垂钓的照片，发表在各大报纸上，似乎有意让外界知道，他已经心无旁骛了。其实这也反映出袁世凯的心思，以避免秋后算账，再遭流放甚至杀头之虞。外界也似乎相信袁世凯退休赋闲，不问政治，或许是政敌太弱智，或许是接连不断的起义、暗杀等使朝廷暂时忘记了袁世凯。然而，袁世凯哪是这么简单的人呀，东山再起一定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诗言志，再看他的七律两首。

身世肖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再诗云：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彰德洹上袁世凯的庄园里，逐渐成了他的信息汇集中心和政友的聚集地。袁世凯来到彰德两年来，先后有120多名军政要人，前往彰德洹上，与袁世凯共谋时事，当然，这些都是“他的人”。袁世凯虽远离京都，然时事政治，熟谙于心。

他在等待，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三

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省同时召开咨议局选举，各省咨议局一举建立。它的建立与存在，于国家于人民都大有裨益。它不但监督制约政府权力，更促进和补充了政府的行政行为。最重要的是，他使晚清社会向着民主与法制迈进了一步。

在那些没有袁世凯的日子，朝野如是，晚清新政依然依照它的惯性，在向前行进。载沣的工作可谓是兢兢业业，也卓有成效，但是，效果却是喜忧参半，准确地说，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让后人不知道是喜是忧。

1909年1月18日，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没有了袁世凯，载沣依然能够继续政体改良，继续立宪的。

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省（新疆稍缓）同时召开咨议局选举，各省咨议局一举建立。随后咨议局的运行表明，他的建立与存在，于国家于人民都大有裨益。它不但监督制约政府权力，更促进和补充了政府的行政行为。最重要的是，他使晚清社会向着民主与法制迈进了一步。咨议局对于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提出弹劾官吏议案，敦促政府廉政肃贪；热衷工商实业、促进经济发展；在教科文卫、地方自治、司法审判、巡警治安等方面的议案，促进了民智开化，奠定了立宪基础。

1909年12月，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联合会，领导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监督和推动各级政府的政治改良，并组成了33人的国会请愿代表团进京请愿，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进京请愿，张謇作请愿书，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请愿运动由此拉开大幕。

一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

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正式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就提案支持立刻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给政府施加压力。湖南籍的议员罗杰慷慨发言：“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他呼吁全体议员应该赞成速开国会案；资政院总裁应该从速上奏；摄政王载沣应该立即答应。1910年10月26日资政院投票表决，获得通过，会场“应声矗立，掌声如雷”。

10月，各省督抚或单独或联名致电中央，奏请明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这可是一支强有力的势力，任谁都不得不买账。

全国的请愿运动、资政院的议案、各地督抚的电报，一股脑压在了26岁的年轻人身上，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最终做出了让步，是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载沣退让了，1910年10月28日，清政府宣布：责任内阁将着手组织，预备立宪由九年改为五年，“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即1913年召集国会。实际只有三年，准确地说，只有两年。

在没有袁世凯的日子里，摄政王载沣实际上是继续了袁世凯的政治体制改良，进展不可谓不快，深度不可谓不深，但是对于统治秩序带来的效果，却愈难预料，并已见深渊。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改良的深入、社会的进步，北洋，这条大船，已经驶上航道。(www.xing528.com)

四

皇族内阁是非和保路运动爆发。

1911年的5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责任内阁终于出台；另一件是铁路终于又出事了。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继续着政治体制改良，按照之前的承诺宣布：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之制组织责任内阁。内阁名单如下：

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清末责任内阁，史称“皇族内阁”，成员合影。前排右二那桐、右三奕劻、右五载振，中排右二铁良、右三荫昌，后排左二寿耆、右一戴鸿慈……

一共13个内阁成员，有4个汉族，1个蒙古族，8个满族，其中有5个人是皇族。为此，被称为“皇族内阁”，遭到一片抵制之声。说朝廷立宪是假的，建立责任内阁也是假的，用的全是满人，全是皇族，朝廷改良没有诚意。政府信用又一次被损失了。

激进的立宪派不买账，革命党人不仅不买账，而是巴不得找个借口实施攻击。在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在政治体制改良逐渐深入的时候，在汉人社会激烈动荡的时候，出台这样一个内阁，给立宪激进派和革命党人制造了借口，引发了更大的动荡。

其实这个内阁并不像反对者反对的那样是假改革的敷衍，皇族内阁，尽管是皇族居多，但是，这些个皇族，可也都是改革派。奕劻是个开化的立宪派，并且与袁世凯私交甚好，一直就是袁世凯的支持者；载泽在海外华人和立宪派人士中有许多支持者；而善耆则是清朝贵族里最开明的一个，他与海军大臣载洵出洋考察时，在国外与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有着深层次的接触和合作；溥伦作为资政院的总裁，已经在代议会的工作中从事着准议会行为了；而司法大臣绍昌一直在起草法律，《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都是近代意义的法律，都是在他任内完成的，当然是立宪派了。所以，我们应该说，载沣是在继续改革，不是假的、不是敷衍。

再说铁路，到1910年全国已经涌现了17家私营铁路公司。但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私营企业也充斥了贪腐，贪腐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最可怕的。17家私营铁路公司无一家建成铁路，或集资款不到位，或贪腐导致瘫痪，或用集资款做他项投资，不但没有赚到利润反而造成亏空。宏观上各自为政，互相掣肘，使国家的铁路资源造成浪费。面对这种情况，“铁路国有”呼声越来越强了。原来反对官办铁路的人，比如张之洞、杨度、盛宣怀等也都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极力主张铁路官办，载沣、载泽、盛宣怀更是认为政府不能再拖沓了，于是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

国家的赎买政策是这样的：对于湖南湖北两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他们的股票亏损不大，国家是按照票面价格接收的，虽然亏损不大但是毕竟也是亏损的，国家依然是承担了损失的。广东的民办铁路公司已经亏损一半了，实际价值也就相当于票面价格的一半了，而国家是按照六成以现金结算，其余四成给予无利股票，显然，国家依然承担了巨大的损失。而四川的路款700万元投入到铁路的开办上，亏损多少就不计算了，国家照单全部赎买，承担了损失，但是300万元炒股损失国家就没有道理再承担了。

应该说在朝廷财政还相当困难的时候，这样的做法不仅合理而且已经对商民作出了最大的补偿，已经非常宽宏大量了，但是四川商民仍然不满意，他们要求国家全部承担。这就是日后冲突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用了纳税人许多钱填补几省路款亏空，还要用钱继续修造铁路，朝廷只好与外商合作，借洋债修铁路，这是无奈之举，却被立宪派和革命党人说成是铁路国有是与民争利，借外债是出卖主权，于是，一场商民与政府的经济纠纷被煽动成政治事件，保路运动即由此发生。

我们不用探讨皇族内阁的是非，也不用分析保路运动的对错，可以负责任地说，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无论什么样的事件，都可以被利用，立宪请愿运动绑架清政府，迫使政治体制改良驶入疯狂的轨道而不能控制。就像下棋一样，迫使对手犯错误，你就赢了。站在统治的立场上，摄政王载沣还是太年轻，在对手的压力下，犯了错误，或者说不能应对这些局面，离葬送大清王朝就不远了，所谓棋错一着满盘输嘛。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立宪运动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社会基础。

立宪派利用铁路国有事件将经济纠纷演变成政治事件，之后也就无法掌控局面了。革命党人接手煽动，使政治事件升级成反政府运动。从而点燃了推翻清王朝的导火索。

五

武昌起义，给清王朝致命一击；东山再起，对南北方各给一拳。

实现和平的手段是什么呢？是谈判，袁世凯有什么资格谈判，就是因为北洋在袁世凯手上，这就是资格。

1911年10月10日，压死大清的那棵稻草，在武昌现身了，一个班长指挥一个连长，起义了。这就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在河南彰德洹上村，袁世凯的庄园里，正在举办袁世凯的52岁生日（农历）寿宴，袁世凯和他的政友们，通过袁府电报房听到这一消息，立刻达成共识：到袁世凯出山的时候了。

之后，就是朝廷的挣扎了。

朝廷挣扎什么，当然朝廷是要平息武昌起义，平息叛乱，保持清朝的统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忽然发现，把袁世凯打回老家去，北洋势力没有造反，这给朝廷一个错误信息，朝廷以为北洋真的失势了，然而到了1911年10月以后，当武昌起义爆发了，当朝廷派荫昌指挥大军南下平叛的时候，所有的人忽然发现，北洋势力依然强大，它一直存在，任谁都无法撼动。

武昌城里枪声一响，大清朝廷立刻乱成一锅粥。派谁去剿灭叛乱呢？掐指算来，大清竟无人可派了，好歹派了一个满人荫昌，可军队却还是袁世凯缔造的北洋军，荫昌基本上指挥不动。而朝廷内外、立宪派甚至外国驻华公使，都一致要求起用袁世凯。

10月14日，武昌起义的第四天，朝廷就屈服了，御旨下达彰德洹上，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协同萨镇冰（大清海军总司令）的水路军队。

袁世凯很沉得住气，他被削官为民，赋闲三年，现在重新起用，便是总督，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屁颠屁颠就去了，可是袁世凯没有，他马上回复一折，说我真的很想为朝廷效命，无奈我现在脚病严重不能走路，等我病好了，能走动的时候，我一定为朝廷效犬马之劳。

明摆着嫌官小，高调我唱了，可就是不去。

再看荫昌，他磨磨蹭蹭地指挥着原本也指挥不动的军队，慢腾腾地南下，而他自己一拐弯，于10月16日，跑彰德洹上来了。袁世凯好心好意地告诉这位好友，你可不能轻敌，武昌有个黎元洪，可不是好对付的，荫昌一听，干脆再慢点，不急着打仗。

奉朝廷之命南下的冯国璋也跑到彰德洹上拜会袁世凯，袁世凯面授机宜，就是著名的“六字箴言”：“慢慢走，等等看。”

朝廷已经没有与袁世凯讨价还价的资本了，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参战部队、增援部队和长江水师，均归袁世凯节制；相关各省督抚均要配合袁世凯行动。在清王朝历史上，这大概是汉人掌握军权最大的一次。

而就在袁世凯取得最大军权的那一天，北方也出现了起义。在直隶滦州屯兵的将领张绍曾、蓝天蔚、卢永祥等部发生兵变，这些部队的将领致电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不得任总理大臣、特赦政治犯等十二条要求，并扣押军火，表示绝不南下与民军作战。29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山西独立，阎锡山为军政府大都督。

这两个事件对朝廷的震动就如同武昌那一枪一样，在此之前的起义都集中在中国的南方，但是直隶滦州和山西太原离北京太近了，朝廷坐不住了。摄政王载沣一改大清朝廷历来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于30日这天，一连发布四道御旨：一是实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组织责任内阁，皇亲不再担任总理大臣等重要朝臣；四是释放政治犯。

隆裕太后吓坏了，她要“北狩”逃往热河，袁世凯一看不行，致电挽留，同时他认为，也到了该出山的时候了，不能再耽搁，应该马上出山。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洹上，南下督师。

1911年10月30日，河南彰德火车站，虽天寒地冻，但气氛热闹非凡。府州县各级官员来了好多，袁世凯无限感慨地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洹上垂钓的袁世凯，出山了。

31日，袁世凯到达信阳，与荫昌做交接手续。那荫昌如释重负，满身轻松地踏上了回京路。11月1日，袁世凯来到湖北孝感萧家港，前线指挥部就安在这里了。而在武昌前线战斗的，是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的第一军。

袁世凯既已出山，军事大权基本上已经是在他这里了。朝廷已经表态组织责任内阁，所以奕劻识趣地于11月1日辞去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朝廷准奏，同时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袁世凯毫不客气，当时就给了朝廷一拳。他说，根据宪政精神，内阁总理不是你封的，而是国会选的，请恕我不敢奉诏。得，不买朝廷账了，这一拳，使摄政王载沣憋屈得够呛，赶紧找资政院，准备选举。

袁世凯出山，不但给了朝廷一拳，同时，也给了武昌革命军一脚。

也是这一日，11月1日，冯国璋的北洋军奉袁世凯命令，大举进攻汉口，一时间大炮轰炸，大火焚烧，三下五除二打退了武昌革命军，将汉口占领。武昌革命军自从起事以来，顺风顺水战无不胜，不是八旗兵被击溃就是大清新军反正，而这一次，是遇见对手了。

然而，消灭起义军，并不是袁世凯所要达到的目的。北洋，有它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

这个历史使命就是和平，就是要和平地解决眼前的这场战争，就是要和平地完成历史的转换，就是要和平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而所有这一切，正是袁世凯野心的表现。

实现和平的手段是什么呢？是谈判，袁世凯有什么资格谈判，就是因为北洋在袁世凯手上，这就是资格。

袁世凯踢革命军一脚之前，就已经派人与黎元洪联络了。派的什么人呢，派的人是袁世凯手下，叫刘承恩，但是却是黎元洪的黄陂老乡。袁世凯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就有一份老乡情谊在里边，那年月老乡很重要。以老乡的情分劝黎元洪和谈，实际是袁世凯在打探黎元洪的口风。可是黎元洪当时正踌躇满志，没有理会袁世凯的橄榄枝。袁世凯吃了一个窝脖，但是他并不在意，让冯国璋攻打汉口，踹了革命军一脚，于11月2日，袁世凯又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说朝廷已经决定君主立宪，王公亲贵也不再干预国家管理了，那么你们几位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如果能够参加政府，一定会为国家做出贡献，袁大人是说话算数的。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革命军只是遭遇了一个败仗，还不足以认清楚军事形势，所以热情依然高涨，战备依然充分，恰好在这个时候，黄兴来了。黄兴的到来，使革命军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群情振奋。革命军特意制作了无数旗帜，旗上大书“黄兴到”，命令无数骑兵骑马执旗，满城奔跑，告知全市军民。所以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军根本不会搭理袁世凯的和谈请求。袁世凯再一次吃了闭门羹。

在革命军方面，汉口失陷，武昌岌岌可危，为了振奋士气，11月3日，军政府在阅马场高筑点将台，举行“拜帅仪式”，黄兴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这“拜帅”仪式也搞得庄严隆重，高台置桌，黄布笼罩，官兵列队，刺刀擎天，黎元洪庄重地把兵符、帅印授予黄兴，黄兴振臂宣誓，官兵同应，呼声震天。

袁世凯坐不住了，袁世凯又修书派人秘密过江与黎元洪见面，这回黎元洪没有把话说死，只说你袁世凯把大清朝廷推翻了，我就和你谈。

好！袁世凯得到了第一个承诺。恰在这一日，在北京的大清朝的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求袁世凯进京组阁。你袁世凯不是说朝廷任命总理大臣无效，得选举吗？我们选你了，你赶快来主持朝政吧。袁世凯的拳打脚踢，已经把朝廷给打服了。他可以北上主政了，但是在北上以前，还得赶紧把武昌方面的事情处理一下。

第二天，袁世凯又收到了黄兴的来信，信上先是大骂满清统治，接着又给袁世凯戴高帽，说你袁世凯的才能比我们高出万倍，你若站在汉人一边，推翻满清统治，我们一定拥护你做中国的大总统。

又得到一个承诺，袁世凯更高兴了，又修和书，正式派使者过江谈停战议和。袁世凯派了一个叫蒋廷干的和刘承恩一起过江。黎元洪会见来使，打开信函，慢慢阅读，思量对策。当看到袁世凯信中主张君主立宪时，黎元洪阴阳怪气地说：“袁慰亭到今天还要替一人一姓说话，君主立宪根本谈也不必谈。”说话间，屏风后面闪出三个革命党人，抽出指挥刀在空中挥舞，凶狠地说：“谁人敢主和？主和就是汉奸，先吃我一刀。”吓得蒋廷干、刘承恩面如灰土不敢言语。黎元洪打圆场，慢条斯理地说：“不要怕，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我会派人送你们过江。”蒋廷干、刘承恩带着黎元洪给袁世凯的信，抱头鼠窜跑回江北。黎元洪在信中劝袁世凯赞成共和。

革命军为什么这时候又那么有底气了呢？就是因为黄兴上任大元帅，给黄兴提气的是，11月6日，王隆中率湖南湘军第一协赶到汉阳增援，9日，甘兴典率第二协赶到。黄兴与革命军大喜，信心爆棚。

于是在这一日，武汉军政府通电全国各省，要求派员到武汉组建中央政府。

那好吧，既然革命军不谈，既然黄兴已经来了，那就比划比划吧，再来一拳，让你们也知道我袁世凯的厉害。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袁世凯给冯国璋撂下一句话，走了。去哪了？回北京组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