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当他厚重的朱漆大门吱呀呀地突然关闭的时候，巨大的社会问题马上随之而来。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将何去何从？他们毕生为之追求为之奋斗的目标，突然没了，于是，就有人抗议，有人绝食，甚至有人自杀了。成千上万名在“断头路”上奔波的书生，无所适从，他们必然愤怒，他们愤怒的矛头对准的，一定是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乃纨绔子弟，行伍出身，不学无术，参加科考，屡试不中，必然对科举怀有刻骨仇恨，废除科举是其公报私仇。
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选拔机制，实行了一千二百年。在中国帝制社会，通过了科举考试，就叫中举了，成为举人了，吃皇粮有铁饭碗了。然后要是再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成为天子近臣，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你考上了秀才不叫事，没人给你发工资，为什么叫穷秀才呢，就是这个道理。而在这些个环节当中，关键在于考举人，是否中举成为人生命运分水岭，所以才有“范进中举”的故事，高兴得疯了。
保定，直隶图书馆，见证了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严修、丁家立、胡景桂等致力于中国新教育宏伟的事业。
在国外，外国人也觉得我们的制度好，也纷纷效仿，据说外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就源于我们的科举考试，所以说科举制度为中国和世界都做出过贡献。但是，这个制度它千年如一，不曾变化，或变化很小，或者呢它仅仅有一点形式上的变化而没有实质变化，到了近代，这个制度落后了。于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型教育之声渐行渐起。
那么这一次，效率低下的清政府，为什么高效率地又提出变法了呢？
在庚子国难中，慈禧老太婆被打得狼狈鼠窜，逃跑了，跑西安去了，人还在西安，就开始发布指示了，又发罪己诏、又发改革诏的，然而首都还在外国人手中，国家还乱着呢，大臣们哪有心思呀，于是无人响应。
袁世凯是变法派，一向勇于变法，他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是一贯的，对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重视人才是坚决而一贯的。当朝廷下发改革诏，“满朝文武”无人响应的时候，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却十分当回事儿，马上向朝廷呈上了著名的“改革十条”，即《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这个奏折，涉及了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财政、军事六大方面，并迅速在山东全省启动各项改革新政。
1901年9月，清政府下令改革教育，一个月后，袁世凯就在山东济南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山东大学；该大学聘请美国人赫士担任总教习；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地方性教育法规——《山东学堂章程》，这也是一个充满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的章程。清政府遂命令全国各省仿效山东，立即制定章程，兴办学校，不得延误。
所以，袁世凯是中国帝王专制社会里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是新型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1902年冬，袁世凯因私事回老家，往来沿途就做了一些考察和访问，他走访了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之洞，专题就废除科举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返回天津后，又专程赴京，与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鹿传霖交换意见。1903年正月，袁世凯致电张之洞，请这位前辈起草奏折，以联名上奏。而张之洞以责任重大，年老力减为由坚辞主笔。于是袁世凯只好自己动手，并将全稿电至张之洞，张阅后同意，并嘱袁联络其他各省，领衔上奏。1903年3月，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联合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四川总督锡良等，向朝廷呈交了《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而科举阻碍学校的兴办，“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所以奏请递减科举名额而“专注学校一途”。袁世凯踌躇满志地正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没有想到，这个奏折遭到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坚决反对，于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事情又搁浅了。
袁世凯没有灰心，并且积极地做着各种准备，包括思想上的、方案上的准备，并伺机而动。1905年王文韶被解职，袁世凯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再次领衔，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上折，指出目前“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实同一日千金”，就算“科举立停，学校遍及，亦必数十年后，人才始盛”，故“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这一次一奏成功，朝廷宣布，自1906年，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自隋唐以来，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了，而它的终结者之一，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胸有成竹，他的方案就是创办各种相应的新式学堂，让书生们分不同年龄，不同程度地进入新学堂，接受新型教育。对于30岁以下的，分别进入中小学堂、大学堂及预科学习，按照学历依然给予进士、举人等科举身份，满足其社会心理。30岁至50岁的，进入仕学堂和速成师范学堂，通过学习新知识而谋出路。50岁至60岁不能进入新学堂学习的，协助安排适当工作。60岁以上的，给予职衔予以安慰。这样的安排，就实现了废除的科举制度在新型教育体制中的“软着陆”，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
废除科举后，袁世凯依然不遗余力地发展新型教育，他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第一，建立新型教育的领导管理机构。袁世凯意识到，依靠旧衙门是办不了新教育的，必须有新型人才和机构。于是，1902年，袁世凯上任伊始，就在直隶省设立学校司，领导管理全省的新型教育工作，学校司下设教育处、普通教育处、编译处，并成立教育研究所，研究学校建制，教材制定，教学方法等；设立督查检查人员，到基层监督检查官绅办学情况；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所，进行舆论宣传；通令各地自筹资金组织官绅出国考察。形成了完整的从管理机构、理论研究、舆论宣传到出国考察的系统机制。
第二，多方筹措办学经费。晚清败仗赔款连连，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直隶又经庚子国难，更是雪上加霜。袁世凯尽力从他掌握的国家财政上拨付教育经费，同时，号召社会力量兴办教育。袁世凯以身作则捐款数万元，起到带头作用。随后，士绅大户纷纷效仿，形成良好风气；对于士绅筹款办学，他均给予官方的精神鼓励，奖状嘉奖。既解决了办学经费，也树立了良好的办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值得称道。为新中国培养了优秀人才的南开中学，现在的铃铛阁中学等，都是这个时期由天津士绅集资捐款兴办起来的。
第三，重视师资的培养和女子教育。袁世凯想方设法聘请外教，建立师范学堂，选派优秀学生出国学习，学成回国充实师资力量。他还突破传统樊篱，开女子教育先河。他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之根源，培养人才之基础”，这样的思想，今天看来也是真知灼见。
二
用袁世凯的话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严修出生于1860年，两人年龄相当，思想接近，一文一武，惺惺相惜，开创了一段直隶教育蓬勃发展的好时光，在历史上留下精彩一页。
说袁世凯废科举兴新学，实际上在当时有识之士不止袁世凯一个，主张废科举兴新学的也不止袁世凯一个，还有一个天津人，在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不能遗忘的人物，我们来说说这个天津人，严修，严范孙。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曾对亲信张仲仁（名张一麟，字仲仁，江苏吴县人，曾长期任袁世凯幕僚。民国初任总统府秘书长、机要局长、教育部总长等职，后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职）说过这样的心里话：“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劝阻止帝制，有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的这段话中，道出了两个人物，张一麟暂且不说，因为这是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记载的，就说另外一个，就是严修严范孙。
忠君、尊儒、尚公、尚武、尚实，这是严修为中国新教育制定的第一个教育宗旨。严修不仅是南开之父，其实也是中国新教育最早的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严修与袁世凯是密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那是1898年6月，严修从贵州辞官回津，6月19日，严修去小站，拜会他的老同事徐世昌，二人曾经同为翰林院编修。这个时候徐世昌已经被袁世凯请到小站了，经过徐世昌的引荐，严修见到了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英雄相惜。
这时恰是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与严复、王修植等经常聚会，每周六，袁世凯都会从小站来到市内，他们常在王修植的家中高谈阔论。
此时严修正在市里接着办他的私塾，严修可不是简单地办私塾，他是在尝试着办西学，他聘请了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在私塾任教，讲学，除了传统的经史诗词以外，还讲英语、算数、自然科学等西学，开西学教育之先河。为了试办新式教育，严修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新式教育，回来就仿造日本的新式教育开办了敬业中学，也就是今天南开中学的前身。严修办学成果累累。(www.xing528.com)
袁世凯1899年去山东当巡抚，当时闹义和团，袁世凯对待义和团坚决的剿杀政策与严修是一致的，袁世凯也一直在关注严修的办学动态，于是在1904年初袁世凯已经贵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他请来了严修，要他做直隶学校司督办（前任胡景桂调任它职）。严修执意不肯，袁世凯态度坚决，严修只好答应，但是提出条件还要到日本考察教育管理，暂缓一年，回来再上任，袁世凯答应派他去日本考察，但是一定要先上任，再去考察，严修答应了，于是就有了1904年严修带着张伯苓去日本考察了两个半月。
从此以后，按照袁世凯的话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严修出生于1860年，两人年龄相当，思想接近，一文一武，惺惺相惜，开创了一段直隶教育蓬勃发展的好时光，在历史上留下精彩一页。
严修（1860—1929），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旧式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祖籍浙江慈溪，世业盐商。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任职。做过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
严修不同于一般旧式官吏，他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严修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国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导、组建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三
1902年，袁世凯上任伊始，就在直隶省设立学校司，领导管理全省的新型教育工作。学校司，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教育局或者教委的发端。
清末府州县设立劝学制度，最早发轫于直隶。
严修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三大贡献：废除科举、创立新制、兴办新学。
严修为新式教育制定了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儒、尚公、尚武、尚实。
严修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有着怎样的贡献呢？简单总结一下，有三个贡献：废除科举、创立新制、兴办新学。
（一）废除科举
严修认为：“救时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1897年10月，严修上奏《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中指出：“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呼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新意章，不能做兴乎士气。”此折经顽固派阻挠留中未发。但是1902年8月朝廷开经济特科，试题包括了政治、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项，严修建议终于实施，并也因此而闻名全国。严修此一举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直接指出了科举制不足；二是为科举和西方现代文明又建立了一个通道；三是为了当时学习西学的学子建立一个跻身政治舞台的通道；也为废除科举做了一个铺垫。
彻底废除科举，是因为著名的袁世凯张之洞的联衔上奏，而在此之前，他的一个起因是严修与卢靖一同拜访总督袁世凯，“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项城依然约江、楚二督入奏。数百年痼蔽民智之举，一旦廓清，最为愉快”。（卢弼撰《严公墓碑》）
冬日夕阳下的南开园新开湖，温润、沉静。
（二）创立新的教育体制，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定制度基础
1904年4月，严修被袁世凯特聘为学校司督办，一上任他就再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回国后马上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1905年冬，直隶先后颁布《劝学所章程》和《续充章程》。在州县较为普遍地建立了基层教育管理机构——劝学所。劝学所设立总董1人，负责本地筹款兴学的全部责任，由地方有德望并热心教育事业的士绅担任，没有资格限制。总董是半官半绅性质，州县官长不以属下对待。总董之下设劝学员，负责劝导、督促及视察的责任。劝学所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直隶基层新教育的发展。所以，清末府州县设立劝学制度，最早发轫于直隶。
吕碧成在1904年10月3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刊登了《天津女学堂创办章程》(即北洋女子公学创办章程)，文后还附有创办经理人英敛之(大公报总经理)、方药雨(日日新闻社创办人)同启的一则启事，称:“刻下学堂房舍已经造齐，定于(1904年)九月十五日(10月23日)开学。”该学堂得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的支持，天津绅士、名流，踊跃参与其中。北洋女子公学的筹建，既无学校建筑模式，也无教育模式，事事是一种创新。北洋女子公学是一所官绅合办的公立女学堂，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公立官立女学堂。
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严修为左侍郎。清政府要求各省设立学务处，于是直隶省的学校司就改成学务处了，而严修成为学部右侍郎，掌管全国教育了，天津的直隶学务处督办由严修和袁世凯的好友卢靖担任，1906年清政府又将学务处改为提学使司，于是第一任直隶提学使就是卢靖卢木斋（之后是傅增湘、林葆恒、蔡儒楷），所以严修的第一个功绩是作为一介平民，因为与袁世凯交好而有机会向直隶总督进言而成就。那么他的第二个功绩就是主持清政府学部，并制定了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儒、尚公、尚武、尚实。
由学校司、学务处到提学使司，直隶省教育行政管理机构逐步发展完善。与此同时，府州县乡基层教育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
（三）前面已经讲过，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将自己的家庭私塾——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严修协助袁世凯大力兴办新型教育，有哪些成果呢？据1906年的有关统计数据，直隶省各种学校计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女师范学堂各一所，初等工业、农业、艺徒学堂2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艺所89所，中学堂27所，小学堂4000余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以及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武备学堂、巡警学堂各一所，在校学生近十万人。以上除北洋武备学堂为1885年、北洋医学堂为1893年李鸿章所建，北洋大学堂为1895年盛宣怀所建，其他均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开办的，与全国其他省份比较，直隶教育明显优于其他地区。据1909年的有关统计数据：直隶小学堂数目居全国第一，在校生第二；中学堂第三，在校生第三；高等学堂第一，在校生第一；劝学所第一，等等，不一一列举。与东南各地相比，直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并无优势，又经庚子劫难，饱受创伤，在这样条件下，创造出直隶新型教育如此优异的成就，不能不说与袁世凯变法变革的思想、积极的倡导、有效的组织、全力的推动，有着一定的关系。
总之，北洋教育在废除科举，改革教育，推动新学，创办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方面的作为，应该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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