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煤矿纠纷案：张翼在伦敦法院获判胜诉

一

在李鸿章的北洋时代开创的实业，到了袁世凯的北洋时代，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之前，我们讲到了煤，这个早期工业最重要的资源性原材料，我们讲述了在李鸿章的北洋时代，找矿、开采煤矿的不容易，到了袁世凯的北洋时代，用机械化开采煤矿能够致富的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这个不存在障碍了，但是，依然存在其他的风险，甚至比开采还大的风险。

在本章，我们继续讲开平煤矿，讲一个成熟的大型国有企业是如何一夜之间流失给英国人开办的公司了。

讲开平煤矿，就不能不说张翼。张翼原是醇亲王府上的一个听差的，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才做到开平矿务局总办的位置，那时企业效益非常好，年产量已经达到几十万吨。但是张翼对如此优秀的企业有眼无珠视而不见，却对寻找金矿着迷不已，派出大量探险队、找金矿的勘探队，在热河、内蒙古、直隶一带开始寻找金矿。而在寻找金矿的勘探队中，就有一个年轻人，时24岁的胡佛，26年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同时，张翼不谙商道，盲目扩张，购买轮船，营造专用码头等重大项目纷纷上马，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开始欠下洋债。

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1874年出生于爱荷华州，1929年3月到1933年3月任美国第31任总统，1964年死于纽约。胡佛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地质系，1897年被英国贝维克莫林公司聘用，派往澳大利亚工作。1899年结婚后被派往中国天津，成为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的技术顾问，为张翼四处寻找金矿，同时收集中国经济情报。正是胡佛提供的经济情报，才促使莫林公司日后骗取开平矿产。

1900年7月庚子事变，开平矿务局被俄国人占领，张翼躲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租界巡捕房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张翼给逮捕了，什么罪名呢，说他利用信鸽为义和团递送情报，张翼惊慌失措，于是就向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求救。

德璀琳就开始耍花招了，德璀琳要求张翼授予他全权处理的权力，让开平煤矿悬挂英国旗帜才能得到保护，张翼不明就里，签署了全权委托书。德璀琳拿着张翼的全权委托书找到胡佛，二人将开平矿务局低价卖给了莫林公司。1901年2月19日，德璀琳与胡佛拟订合同，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将租借偷偷改成租卖，昏庸无能的张翼糊里糊涂地签署了该协议（移交约和副约，副约中约定了张翼的一些权利），并且把移交责任委托给德璀琳办理，自己跑到上海租界里避难去了。而德璀琳与胡佛早就串通好了，现在，胡佛冠冕堂皇地拿着契约赶跑了俄国人，他也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经理。开平矿务局成立英国控股的公司并由其控制。从此，一个大型中国国有企业被一个英国公司雇佣的美国青年胡佛给霸占了，虽然他后来在美国当了总统。

1902年岁末，这时天津已经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收回。有一队大清朝的兵勇走在开平煤矿的土路上，轿子里的是这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滦州知州叶溶光。叶知州不过是一次例行巡视，但是，当他走出官轿，举头远望，不禁大惊失色，飘扬在开平煤矿井楼上的龙旗不见了，只有那米字旗独自飘扬。龙旗是什么？是大清国的“代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主权的象征。现在，飘扬的龙旗不见了，叶知州不敢怠慢，马上交涉并强行挂起龙旗。

地方官员认为此系中外合作企业，应该悬挂中英两国国旗，而英国驻津总领事馆回函认为这是英国企业，应该撤下龙旗，并向外务部提出抗议。这就是所谓的“龙旗事件”。

龙旗事件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经了解英国驻华大使，英使告诉袁世凯开平矿务局已将全部财产卖给英国商人，并在英国注册，是英国企业，非合办企业。

弄清楚事实真相之后，袁世凯怒火中烧，于1903年3月13日、12月11日、1904年3月三次上奏朝廷，参奏张翼盗卖开平矿产。袁世凯在奏折中说：“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岸、河道、土地乃圣朝疆域，岂能凭一二人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且庚子之乱，环球动兵以向我，尚未损失土地，又岂能凭片纸私约，侵我疆域。”庚子事变那么多列强和我们开战我们都没有损失土地，怎么能依据片纸私约就侵占我国疆域呢！袁世凯还说，如果任凭张翼这样盗卖国家财产而没有作为的话，会被西方国家所耻笑并效仿的。

朝廷遂责成张翼设法收回矿产，外务部给予关注与协助。在袁世凯一再上奏之下，清廷还是批令“仍著严饬张翼赶紧收回，不准亏失”，并未加深究。

最后，张翼按照严复的意思，企图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开平煤矿的权利纠纷问题。1905年1月6日（光绪三十年腊月初一），严复、张翼一行抵达英国首都伦敦。一起中国最早的跨国诉讼，行将开始。

严复、张翼一行抵达英国以后，即着手日夜准备开庭。经过法庭辩论，严复认为，此案中的外方“固属欺诈”，而张翼也并不是真的完全冤枉，其“不无利心”。如此，严复判断此案的结果似乎不容乐观。同时，张翼实已落魄，答应给严复的代理费已经无法兑现，于是严复离开了张翼。

身处异国他乡的张翼孤身奋战，经过长达半个月的开庭审理，1905年3月1日，伦敦高等法院宣布开平煤矿权利纠纷的判决书。此判决书宣称查明了被告没有按照备忘录行事这个事实，并宣布“副约对于各被告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如果被告公司仍不遵守，“那么，本院就应该尽力设法，把转让的主题所涉及的矿山和财产归还原告；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者可以采用禁令的办法来阻止被告公司的代理人继续保有那些东西。”至于张翼赔偿损失的要求，则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法官又无可奈何地表示，这个副约“不能构成一个本院所能判决强制执行的合同。我们不能直接命令履行这个合同”。也就是说，表面上看，张翼打赢了官司，实际是打赢了一张白纸。判决保护副约中张翼所享有的一些无关事件大局的权利，但是对于收回矿产却没有丝毫帮助，或者说经过这样的判决，从另一个角度讲，保护你的合同权利就等于认定了合同，也就没有“撕毁”合同，收回矿产的可能了。所以开平新公司的董事特纳说，“这次判决不曾产生任何结果”，“张翼所得到的实际上等于零”。

1906年初，张翼回国，这一年多，在异国他乡打官司，其实张翼也挺不容易的。反正就这个结果了，你袁世凯看着办吧。张翼回国，听凭袁世凯发落。

二

面对判决，面对张翼，袁世凯无奈地摇摇头，摆摆手，退下吧，说你什么好。铁路、轮船、海军等单位的用煤，全靠开平煤矿提供，现在权操外人，实属不便；眼看英人盘踞开平，收回已成空想，与其空言交涉，不如实力抵制，一向强硬的袁世凯经过苦思冥想和内心的挣扎，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惊人决定：在开平矿区之外，采取包围的态势，开发新的煤矿，定名为“滦州官矿”。用以与被英国人强占的开平煤矿直接对立，大胆抵制。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总办，以北洋银元局为后盾，从速筹办。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开始。

我们不能不说这真是一个大手笔，这种情况就是在今天也是足以轰动的企业竞争的大案子，跟当时那么强大的英国企业过招，就是今天也不容易做到。

1906年12月17日，袁世凯给周学熙下达了札饬天津官银号负责招集股本筹办滦矿的命令。1907年5月19日，周学熙召集有关人员拟出创办滦州煤矿的办法并交袁世凯总督审核，同时转咨清政府农工商部请予立案。1907年6月5日，袁世凯批准开办滦州煤矿的办法，6月27日，袁世凯特批滦州煤矿获准先行立案。

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遂在天津城内玉皇阁成立，由天津官银号垫股，同时按集股章程招股。实招股本300万两。在袁世凯的特权保护之下，周学熙在初期招股不足的情况下，很快由官方挪借到开办资本，遂采购德国西门子公司矿井设备并招募采矿技术人员。为吸取开平矿务局因借洋债招致矿权被骗的教训，滦州煤矿在招股章程中特别规定不许外国人入股，并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不再聘用英国人，而转从德国聘任克劳力、雷满分别担任机械师和总矿师，并派人在马家沟一带买地，选址钻探，机器设备也源源不断地运到矿地。

1908年5月，袁世凯入朝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由袁的亲信杨士骧继任。杨士骧正式委派周学熙为滦矿公司总经理，批准了修改后的滦矿招股章程。1909年4月，杨士骧又特批准许滦矿扩展矿界，较开平矿界大出10倍并免缴矿照费，发给开矿执照，又减免煤税、厘税。10月，又以直隶总督名义命令北洋机器局等军民企业优先购买滦矿所产之煤。为取得矿区的土地权，控制英商占有的开平煤矿的发展，周学熙又打通官方，集股创办滦州矿地公司，将唐山周围与矿脉相连通的土地全部收买或租用。

那一个时期袁世凯如日中天，在朝廷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权倾一时，其亲信杨士骧督直隶兼北洋，又有其幕僚周学熙鼎力操持，滦州煤矿乘风借势，咄咄逼人。对英商控制下的开平煤矿构成直接威胁。1908年，滦州煤矿出煤，当年产煤12648吨。1909年产量达到231731吨，开始在天津与开平煤争夺市场。1910年1—4月，滦州官矿公司的赵各庄矿、马家沟矿两大现代化矿井相继正式建成投产后，当年产量达到357205吨，当年运抵天津市场与开平竞争的煤就有35972吨，引起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极大恐慌和愤恨。

在这期间，开平煤矿的英国商人对滦州煤矿采取了疯狂的围剿和压制。

首先，英国人收买、利用因盗卖开平煤矿而被袁世凯参掉开平督办之职的张翼，想让张翼出来说话，使英国人占据开平矿务局合法化，并由英国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周学熙会同孙多森等人，先上书袁世凯说：“英国人希得滦矿，不宜轻于许诺”。继尔，又书禀折，上书直隶总督杨士骧，痛斥英国人阻挠滦矿的种种阴谋。有袁世凯撑腰，直隶总督断然拒绝了英公使的抗议，并就英政府照会之事答复驻津英领事说：“张燕谋（张翼）无权出让矿山，更无权将在开平盆地采矿的独占权利出让，英方与张的一切谈判均不为本督所承认。”这样一来，英国人企图利用张翼逼滦矿就范的阴谋就此破产。

在中英双方就开平矿权即将开展的第二轮谈判前，英方提出了“先停滦工，再议开（平）案”的无理要求。并由英公使致函清外务部，要挟清政府饬令滦矿立即停工，听候议结。袁世凯当即表态：“停开滦矿之议，万做不到！”袁世凯主持的清外务部于1908年10月16日照会英国公使说：“欲将已经批准之（滦矿）煤井停工，然后就商，并声明无论合议与否，陈家岭（滦矿矿井）必须停办，中国政府得此种隐命不胜骇异，殊觉其不公，见邻于欺侮……试令中国政府问诸英国，此种议案，若遇其他平等交涉之国，英国果敢作此索讨乎？在中国政府欲解除此不幸之问题，甘于格外让步，乃英使转于一占据中国矿产为中国所向不认之公司，竟徇其请，欲使中国境内已经批准开采之矿停工，是必在所拒绝也。倘英使能将其要求作罢，中国政府于此问题，自当从长计较，和平了结，非然者，只有将此案交公正裁判所，按海牙会议所订章程定断而已。”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少有的强硬的外交照会，敢和英国佬叫板，敢和你上“海牙法庭”，这也就是袁世凯才能做到，才敢做到。

开平煤矿和滦州煤矿的对抗，实在是两败俱伤，双方竞相压价，倒也使广大用煤客商和民众得到实惠，其实也对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开平煤矿从管理、技术和资金上都有英国跨国集团的支持和掌控，其竞争力是巨大的，而滦州煤矿只是晚清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其管理水平、技术水平都比不上开平煤矿，滦州煤矿的资金状况更是无法与开平煤矿相抗衡。只是由于有袁世凯的撑腰，滦州才勉强与开平打了个平手，但是双方皆损失惨重。

世事难料，1909年，在双方对抗的关键时刻，袁世凯被罢官。滦州煤矿在对抗中立时就处于下风。袁世凯自身难保，回原籍老家钓鱼去了；清政府也就没有人负责了，滦州煤矿被迫走上了与开平煤矿做最后竞争的生死之路。这实际上是一场中国弱小的民族工业资本同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沉重较量，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

1910年至1911年的天津，几乎成了开平、滦州两大煤矿激烈较量的战场。开平公司动用了资本主义市场中惯用的高压、封锁、收买、联合和大幅度降价倾销的种种手段，垄断了煤炭市场，滦州公司被迫降价销售，所售之煤大大低于成本，双方均损失惨重。但是，开平公司具有完整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手段，又有骗占到手的沿海港口及铁路优势；而滦州公司的产量不及开平公司的三分之一，且成本却高出许多。削价竞争中，开平公司可以用长江中下游地区煤炭市场的销煤盈利来弥补天津市场上的损失，而滦州公司却只能在矿区周围销售，在天津市场上的损失无法弥补；开平公司有强大的国际资本作为后援，而滦州公司急需的资金却无从补充。为此，周学熙到处活动，但是其孤掌难鸣了，周学熙欲向银行借款，开平公司就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针对滦州公司借款一事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说：“此议果成（指借给滦州公司款），将来开平损失必向中国政府索赔，亦是得以兵力从事，恐酿成重大交涉。”你说我滦州公司向银行借款关你英国屁事，你管得着吗。可英国佬又无理蛮横起来，还以武力相威胁，蛮横无理之极，而清政府居然首先屈服了，他们不仅不反击英国政府，反而由清外务部致函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说：“英公使意斩词绝，势难任其决裂，转饬从速中止（竞争），免滋事端。”别竞争了，以免出事。那陈夔龙也是袁世凯的人那，势必也有袁世凯的脾气，满腔义愤的直隶总督陈夔龙辞官而去，滦州公司陷入绝境。英商开平公司抛出诱饵，股东心动。辛亥革命爆发了，大清王朝朝不保夕了，股东们纷纷要求与开平公司联合以自保。周学熙不得不退却了，滦矿投降了。

1912年1月19日，滦矿的股东批准了联合协议；6月1日，签署了正式协议，已经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批准了这个协议，自此，规模和实力更大的中英合资企业“开滦矿务局”诞生了，后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出任开滦矿务局董事总经理，后来，收回矿权之事，没人提了；后来，开滦矿务局办公大楼在天津拔地而起了。(www.xing528.com)

三

下面我们讲一讲袁世凯与中国水泥工业发展历史上的一段故事。

这个话题呢，有点生疏，在今天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少有人关注水泥这个硬邦邦很无趣的东西，但是，水泥，其实在今天的生活里，要多重要就有多重要。您想，在今天大拆大改的时代，没有水泥怎么行？可以说今天没有水泥就没有建筑了，没有建筑就没有城市了，没有家了。

那么，这么重要的水泥，在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中国水泥工业肇始于1882年的澳门，广东省香山县士绅余瑞云投资10万两白银，在香山县境内位于澳门的青州岛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水泥厂——青州英泥厂，因亏损于1889年停产关闭。此时期在天津主持洋务运动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看到因工业建设的兴起而产生大量水泥需求，遂派其洋务干将，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前往澳门考察水泥制造，唐并委托朋友对澳门当地及唐山的灰土进行化验和实验。

1889年底，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的信（禀帖）中说：三年前回乡途经澳门，听说有个姓余的人投资10万元开办了细绵土（水泥）厂。经询问得知，其所用的原材料，是澳门的泥，英德县的灰石，合炼而出。经仔细化验，英德县的灰石不如唐山的，澳门的泥不如香山的。我请朋友帮忙取香山的泥交与澳门细绵土厂制炼成锭，测试其拉力。结果是英德灰石与澳门泥合炼的，能受重300磅；英德灰石与香山泥合炼的，能受重360磅；我很快将唐山灰石寄到澳门厂，与香山泥合炼的，能受重400磅。结论是唐山灰石与香山泥制成的细绵土比澳门厂的要好。我还不敢确信，就又于去年春将唐山、英德灰石，澳门、香山泥寄到英国，经英国化验师达云实验，结论仍然是唐山灰石与香山泥制成之细绵土最好，甚至不亚于英国产品。唐廷枢这封给李鸿章的信，反映了唐廷枢为开办水泥厂所做的调研工作，也成为李鸿章下决心开办水泥厂的依据。

唐廷枢在这封信中还说：澳门工厂的10万资本金已经用完了，工厂已经停产了，听说有香港人接手，如果所生产的水泥，比去年的好，我当购买并送天津军械局再行试用。

唐廷枢的上述内容反映两个情况，其一，澳门青州英泥厂于1888年还在生产销售水泥；其二，唐廷枢去澳门兼有采购水泥的任务。

李鸿章接到唐廷枢的汇报，于5天以后即给唐下达了重要批示：现在政府的工程大量需要水泥，各局都可以筹集一二万股金，现责成你迅速制定方案，尽快开办，以满足需要。澳门工厂已经停工，香港人接手制造的水泥，既然不适合北方使用，自可暂缓购买使用。

1889年，李鸿章责成唐廷枢于直隶唐山滦县开平镇开办了中国第二个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

唐山细绵土厂由北洋军械所各局、开平矿务局、广东香山县士绅三方各出资2万两共计6万两白银，集股合办。黏土从广州香山挖运，燃料由开平矿务局廉价供给。其所生产的产品首先供应军械所官用，剩余部分则售卖给民用。1890年开始从英国购置机器、锅炉，1892年建成投产。

但因采用的是立窑生产，窑磨小又较为落后，制灰不得法，特别是原料供应的长途运输路途遥远，导致成本太高，所生产的水泥质量较差，甚至还不如当地的石灰，所以销售也非常困难，遂于1893年因亏损停产并宣告关闭。

1892年，唐廷枢去世，张翼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后升为督办。

1896年，周学熙进入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任主任，1898年任开平矿务局会办，1899年任总办。由于军械所为军队机构，广大香山的士绅股东远在广东，所以开平矿务局相当于是细绵土厂的执行董事，周学熙任总办后，即着手恢复已经停办6年的唐山细绵土厂。

1900年周学熙聘用德籍工程师汉斯·昆德为细绵土厂总技师，以开平矿务局技师李希明为该厂经理，着手恢复生产。为解决原料问题，德籍工程师汉斯·昆德与当地职工在本地寻访可供烧水泥的黏土和石灰石，并将样品寄回德国化验，很快在唐山附近的唐坊、大城山找到可供大量生产优质原料的黏土和石灰石，解决了原料远途购运的难题。周学熙又利用总办之便，用开平矿务局款项垫付筹备恢复生产所需资金，并订立了开平矿务局与细棉土厂合办的字据，使该厂初步得到恢复，生产出质量高、成本低的水泥，当时商标为“狮牌”，这种水泥在日后的1904年美国圣路易赛会上获得头等奖，在1905年意国（意大利）赛会上获得优等奖。

1900年，发生了庚子国难事件，开平矿务局被英人骗占，重建中的唐山细绵土厂也被作为开平矿务局产业的一部分（一说为借款抵押）移交给英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与矿务局其他产业同时被英商骗占。

袁世凯力主收回开平矿权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却诞生了又一个民族工业企业——滦州煤矿，促成了开、滦的竞争，从而实惠与民、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又形成了更大型的中外合资企业开滦矿务局。这个过程，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当中已经讲过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胜利，就是成功收回唐山细绵土厂。

1906年，袁世凯指示周学熙对于唐山细绵土厂“饬收回，自行招股，扩充办理”，明确表示“断不容他人有所阻挠”。据此，周学熙与英商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终将唐山细绵土厂的经营权收回。促成收回的因素有二：

其一，袁世凯、周学熙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厂矿分离的谈判方针。“矿”指的是开平煤矿，涉及了中英双方的买卖纠纷，而“厂”指的是唐山细绵土厂，其产权与煤矿的产权是分离的，所以关于“矿”的纠纷不应该涵盖到“厂”，原先开平矿务局与细绵土厂订立的合办字据可以证明细绵土厂不是开平独家产业。

其二，唐山细绵土厂的德国工程师汉斯·昆德为收回权利立下汗马功劳。1900年，周学熙作为该厂总办时，即聘请汉斯·昆德为技师负责技术工作，他不仅解决了当地原料问题，使该厂生产低成本、高质量水泥成为可能，而且德国人的严谨性格，使他保管了该厂的重要档案资料。当英国人骗得开平煤矿之后，具有正义感的汉斯·昆德拒绝了德璀琳的重金诱惑，拒绝将唐山细绵土厂的档案材料交给英国人。当周学熙与英商谈判收回该厂权利时，汉斯·昆德将工厂档案交给了周学熙，而周学熙就是凭借这些档案终于厘清了厂矿的权属关系，占据了谈判的有力位置。

后来，周学熙在其《自述年谱》中写道：“彼昆德者，即化验洋灰成功一节，已于启新有生成莫大之德，况又有保护之功，”又写道：“使昆德者当日不携出（档案）或私授英人，则此产早与矿产同入开平掌握中矣。所以未蹈覆辙，昆德之功不可没，”还说：“余恐此轶事（指交出档案要据）后知人无从考悉，特表而出之，以告来兹。”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周学熙非常感激汉斯·昆德。

袁世凯责令盗卖开平矿务局的罪魁祸首、已经卸任天津海关关长的德国人德璀琳交出唐山细绵土厂，由直隶官方给德璀琳结算开平垫付款项。德璀琳被袁震慑，被迫同意。开平方面也派遣律师与袁世凯和周学熙交涉，又通过英公使给袁施加压力，然而有袁在，便有霸气在，终于，在袁世凯的霸气中，在周学熙据理力争中，在当年8月，直隶以7.4万元的低价，将原属唐山细绵土厂的固定资产赎回。

工厂一经收回，袁世凯、周学熙便筹划实施了中国水泥工业史上的浓重一笔——创建启新洋灰公司。至今为止，启新洋灰公司仍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发祥地和摇篮。

当时，袁世凯委派周学熙为直隶工艺局局长，二人决定筹集资金，加大投入，扩大生产。袁世凯还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局长，掌管官银号，又为筹集运筹资金提供了方便。因当时士绅对该厂前景不十分看好，招股困难，于是袁世凯决定由淮军银钱所和官银号各贷款50万，待工厂盈利时，陆续退出官股进入商股，还利于民。在袁世凯支持下，100万重建费用很快到位，唐山细绵土厂更名为唐山洋灰公司，后又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在制定《洋灰公司创办章程》中规定“本公司定名为启新洋灰有限公司”、“商标以太极图为记”、“资本以一百万为额”。

这样，中国早期最有影响的水泥商标——“龙马背太极”或叫“龙马负太极”（简称“马牌”）的商标定型。这块商标由骏马、海水、火焰、祥云和中英文对照的“启新洋灰有限公司”字样组成。在最初商标设计上，周学熙曾经的设想是：“一匹骏马+大清版图。”他的意思是，让启新水泥叱咤全国。然而，这个想法被李希明否定：“让马踩着大清版图……这会不会引起朝廷不满？”周学熙立刻明白。于是，同样寓意行销四方的“骏马+大海”标志就这么定了下来。

同时，新厂购置了丹麦史密斯公司先进的回转窑（卧式旋转钢窑）、球磨机（钢磨）等设备代替立窑等落后设备，生产出高质量的水泥，并且开创了我国利用回转窑生产水泥的历史。

不久，周学熙招足商股100万，还清了官方垫款，并于1907年改组成立了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使启新成为私人资本企业。新购置的设备于是年3月开始安装，1908年1月正式投产，并报呈农工商部注册立案。启新公司生产的水泥用唐山洋灰公司原有的“龙马负太极图”商标（1949年以后简化为“马牌”商标）。启新公司总部设在今天津大沽路与承德道交口（现已无存），总经理一职从公司开办直到1927年始终由周学熙担任。

启新的新机器的主体为旋窑，其长30米、直径2.1米。厂里为了迎接它们，还专门建了新厂房，后被称为“甲厂”。当时，这里每天能生产水泥700桶（每桶170公斤），年产24万桶，当年盈利100余万元。在随后的几年里，启新水泥厂生产设备不断扩充。从1910年到1921年，一共经历两次扩建，形成了甲、乙、丙、丁四厂。有员工近5000人，股东3000余户，日产水泥4700桶，在天津、上海、沈阳、汉口设立了四个总批发所，水泥行销全国。

1914年，启新向社会发行债券，以“受托管理”的名义兼并了濒临倒闭的湖北水泥厂，从此，启新水泥在国内居于垄断地位。1919年，启新水泥销售量占全国水泥销售总量的92.02%。启新被称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和“支柱”。

从1909年起，启新洋灰公司还在附近投资建立了马家沟机器造砖厂（今马家沟耐火材料厂）、启新磁厂（今唐山陶瓷厂）、启新机修厂（今唐山水泥机械厂），这些活动初步形成了近代唐山建材工业的格局。可以说唐山因有了启新洋灰才成为一座现代城市。而启新洋灰，是袁世凯、周学熙很好地接过了李鸿章、唐廷枢的接力棒，才成就了中国水泥工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