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铁路总站：北洋铁路中心

一、北洋新政之北站与新区

袁世凯走出天津火车站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车站深陷外国租界的包围之中，迎来送往、礼节仪仗还受外人掣肘，俄租界当局不许全副武装的仪仗马队进入租界，也不许鸣炮，这使袁世凯感到很难堪，气愤不已。于是，袁世凯决定在老龙头车站以北4公里处，外国租界以外，修建新车站。并从总督衙门起向北开辟一条马路，直抵铁路，在这条马路两侧横向竖向规划出一片崭新街区。而新车站一度成为中国铁路的中心。

如果把天津北站比作坐标原点的话，南北向纵向的坐标轴就是袁世凯修建的大经路，东西向横向的坐标轴就是李鸿章修建的唐津铁路，两条轴线相交汇的原点就是北站。天津北站，承载了两任总督的北洋事业，同时，东西的轴线还串起了北站和老龙头两个火车站，它是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两颗明珠。而打造这两颗明珠的正是两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袁世凯。

袁世凯与北站的故事，天津人民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带领三千警察从都统衙门手中接管天津，天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袁世凯从此坐镇天津督直隶兼北洋，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史称“直隶新政”。直隶总督府就被袁世凯安在了天津河北，把当时的海军公所改建的皇帝行宫变成了直隶总督府（该行宫是1898年为迎接慈禧光绪到津阅兵而建，因戊戌政变而没有使用）。

袁世凯一踏上天津的土地就感觉不自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天津的火车站叫“老龙头火车站”，就是今天的天津东站，地处俄国租界，周围有意大利租界、比利时租界，海河对岸就是日本、法国、英国租界。任何人只要一下火车，踏上的似乎不是中国的土地。一走出车站，就好像身处异乡，迎来送往、礼节仪仗还受外人掣肘，袁世凯是奉旨钦差一品大员，出入有仪仗马队，车轿迎送要鸣炮，而俄租界当局却不许全副武装的仪仗马队进入租界，也不许鸣炮，这使袁世凯感到很难堪，气愤不已。于是，袁世凯决定在老龙头车站以北4公里处，外国租界外，修建新车站。并从总督衙门起向北开辟一条马路，直抵铁路，工程限令当年竣工。

说干就干，新车站翌年落成，当时就叫天津新站，就是现在的天津北站。没有租界的麻烦、外国人的干扰，新站发展很快，当时的天津铁路公司就坐落于此，也就是说，津唐铁路的总部，日后的京奉铁路、津镇（津浦）铁路的总部，以及许多与铁路相关的部门均设置于此，比如铁路承运的邮政设施、铁路医院等，所以后来天津新站又叫天津总站。在当时，是天津铁路事业的中心，也是当时全国铁路的中心枢纽。

北宁公园的老水塔，高高地看着，看着火车站里发生的一切，那是近代史上的一段波诡云谲。

直隶总督府、天津新车站在河北相继落成，使袁世凯有了进一步的设想，即建设河北新区。当时天津城市并不大，老城里主要是天津地方的各级衙门所在，乡绅官员大多居住在这里，围绕老城的北大关、关上、关下、侯家后等地区，是繁华的商业区。东门外、西门外各有居民区，再有就是南部、东部的租借地。河北一带人烟稀少，河沽港汊纵横，空旷地广阔，于是袁世凯借鉴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方法，南起总督府，北到新车站，规划了一条大马路，袁世凯要求其宽度可与租界任何一条马路相比，这就是大经路，现在叫中山路；与大经路平行的道路，以西的，叫马路，比如二马路、三马路等；以东的，叫经路，比如五经路、六经路。与大经路相交叉的东西向道路，则以“纬”字为名，按照《千字文》排序：“天地玄皇，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律吕调阳，玉出昆冈。金生丽水，鳞潜羽翔。”于是就有天纬路、地纬路、宇纬路、宙纬路、日纬路、月纬路、辰纬路、宿纬路等。这种道路规划和道路命名方法在我国城市建设的规划史上，都属首创。大经路两旁地名及格局均沿用至今。

袁世凯于1906年责成周学熙创办了一所“种植园”，名叫“鉴水轩”，是一所促进天津农业发展的田园游赏园。直隶农事第一试验场、农艺研究会、北洋气象观测站等功能性设施皆设于园中。这个园林在当时确实为直隶为天津的农业、气象等事业，包括植物、花卉等项目的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种植园”的位置，就在天津新车站以北，紧邻着新车站。

1928年，随着张学良的易帜，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于是北京变成北平，奉天省变成辽宁省，京奉铁路也就变成了北宁铁路。当时北宁铁路局财大气粗，一举兼并了“种植园”，并购其相邻土地，将种植园扩大到四百余亩，大兴土木，广种植物，建成各处楼台亭阁点缀其间，成为民众休闲、文人雅聚之场所。因系北宁铁路局斥资，人们习惯把它叫作“北宁公园”，1930年经扩建的种植园竣工，立碑于大湖前碑亭中，时任北宁铁路局局长的高纪毅撰写了碑文。

袁世凯坐镇河北，主持直隶新政。河北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袁世凯改革司法，直隶高等法院落户河北；袁世凯兴办新型教育，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河北建成；纪念李鸿章，李公祠建在河北；倡导实业，劝业会场在此建成并使多个工商组织迁进会场；改革金融，造币厂建在大经路两侧，等等。袁世凯各项措施，或多或少给河北新区带来实惠，使河北新区得以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天津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二、北洋新政之铁路建设

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新易铁路。

正是因为慈禧乘坐了袁世凯给她准备的火车回京，使她亲身感受了火车的快速、平稳、舒适，才使她想到去西陵祭祀时乘坐火车，也才给了袁世凯“继续讨好”慈禧的机会，于是，就有了从高碑店到易县的“新易铁路”。也才有了袁世凯重用的詹天佑初露头角。

北宁公园畅观楼，坐落在湖面上的餐厅，波光潋滟，美景如画。央视第一届通俗歌手大赛冠军就诞生在此。

1901年11月7日，为庚子国难而忍辱负重的李鸿章，因病去世，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过了李鸿章的接力棒。1902年1月10日袁世凯又兼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从此，袁世凯又接过了李鸿章为中国修建铁路的接力棒。

北洋新政开始的时候，正赶上慈禧要回京。说起来真是没面子，首都被外人占领了，皇上、太后逃跑了，那也是真的很狼狈。

袁世凯督直隶，慈禧要回京，回京就要经过直隶，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当然省际迎接。而且不仅是省际迎接，袁世凯还给慈禧准备了更加特别的礼物。那是什么呢？是火车。慈禧不但专横而且愚昧，李鸿章的火车用马拉，都是慈禧给逼的。而当慈禧成为丧家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袁世凯适时地让慈禧坐上了真正的火车，感受到了火车的好处。

当时卢汉铁路正在施工，会办大臣是盛宣怀，保定至卢沟桥段已经竣工，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慈禧进入直隶后，从正定改乘火车，坐到北京永定门。而慈禧坐的这列专车，是袁世凯、盛宣怀二人精心策划，特别从德国订制的，蓝色钢甲，内部墙壁粘着纯白色的毡子，挂着黄色的丝绒帷幔，门口是玻璃屏风，地面铺着彩色的西洋地毯，车厢中间是慈禧的宝座，座位上是黄色的缎子绣着龙的图案的围垫，座位后面有左右两个小门，左门是慈禧的内室，内室里有欧式的大床，有鸦片烟具，床后边有一小门，里面是茅房，就是现在说的卫生间，里边有一个特别的马桶（又称恭桶、如意桶），马桶底上垫着黄沙，黄沙之上是水银，大便落入水银就没有了踪迹和气味。这个著名的“花车”堪称豪华、奢侈，其实也是袁世凯的良苦用心。袁世凯想干什么？为此，后世学者诟病袁世凯说巴结慈禧。巴结的因素有吗？肯定有，不用多说，但是袁世凯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他想干什么？

袁世凯想修铁路。既然当了督办铁路的大臣，就要修铁路。于是在中国铁路史中，就有了这样一条铁路，那就是袁世凯主持修建的“新易铁路”。说到这条铁路，大多是说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而修。说袁世凯讨好慈禧，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反正讨好的结果是袁世凯可以修铁路了，这就够了。于是，就有了从高碑店到易县的“新易铁路”。

正是因为慈禧乘坐了袁世凯给她准备的火车回京，使她亲身感受了火车的快速、平稳、舒适，才使她想到去西陵祭祀时乘坐火车，也才给了袁世凯“继续讨好”慈禧、以修建铁路的机会。

朝廷决定委派袁世凯负责修建新易铁路的时候，已经是1902年11月，距离转年春祭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袁世凯开始想启用关内外铁路的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引起法国人的不满，因为卢汉铁路是由法国借款由法国人修建的，那么法国人认为新易铁路是卢汉铁路的支线，理应由法国人修建，英法两国各不相让，争执不下。袁世凯遂决定，中国“自立修建”，由关内外铁路拨款，任命梁如浩（与詹天佑同为留美幼童之一）主持，詹天佑负责修路工程。

詹天佑，1861年3月出生于广东南海，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12岁考取中国第一批“幼童出洋预习班”，到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1881年获得学士学位，学成回国。1882年被派往福建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海船，1883年被派往旗舰“扬威”号指挥操练。同年参加中法战争并有不俗表现。1888年，几经周折，来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这是他投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解决了英国人、日本人都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建成了滦河大桥，为中国人争了光。

新易铁路这个工程，并无高山峻岭，施工条件并不恶劣，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时间紧，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要完成勘测、筑路、铺轨、通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冬季施工。詹天佑带领人员日夜奋战，加班加点，完成勘测；又以搭建临时便桥穿越河道，待慈禧祭祖结束后，再对便桥进行加固的方式，缩短施工时间；按照当时外国修建铁路的施工标准，筑路完成后，要晾晒风干一年以上才可铺轨，詹天佑破除“崇洋迷信”，打破条条框框，边筑路边铺轨，赢得了时间。创造了四个月时间修建了42.5公里标准铁路并实现通车的纪录。1903年3月，清皇宫西陵祭祖，慈禧光绪乘坐火车前往，往来顺畅，慈禧大喜，将专列部分陈设物品奖励修建人员，詹天佑认为此非一己之功，只留下一台景泰蓝座钟，其余分给参建人员。

詹天佑为中国修建铁路的抱负，从此得以施展。并且我们根据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可以说，“新易铁路”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是中国自己设计修建铁路第一人。

“新易铁路”的建成，给中国人自主设计修建铁路开了先河，增强了信心，积累了经验，也为日后修建京张铁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说过了新易铁路，再说京张铁路，也就容易说清楚了。(www.xing528.com)

修完了新易铁路的时候，自首都北京向东连接京津和东北方向，向南方向，都已经有了铁路。张家口是北京北面的门户，战略位置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再向北的内蒙，对于大清王朝也是非常重要，修一条铁路，对于加强对内蒙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修一条连接张家口，进而连接内蒙的京张铁路，就自然而然地提上议程，并且由于袁世凯“讨好”慈禧装备豪华专列护驾回銮，又为皇家修建祭陵铁路而使慈禧了解了铁路和火车，修建京张铁路的动议也就顺理成章地得以通过。当然，这重任，非袁世凯莫属。袁世凯也责无旁贷。

三、北洋新政之京张铁路

京张铁路竣工通车了，作为京张铁路局总办（局长）兼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没有忘记袁世凯对自己的提携。于是詹天佑将京张铁路竣工的情景拍成了照片，派遣专人前往彰德洹上村，呈给袁世凯。照片送到时，已经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除夕将至，新岁又临，俯瞰京张气象，抚今追昔，袁世凯泪湿眼底，感慨万千。

京张铁路的重要性，不仅朝廷知道，不仅袁世凯们知道，英法俄等西方列强也都非常清楚，于是，又有列强出面争夺筑路权。

有新易铁路的经验，袁世凯胸有成竹，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果断决定，自筹资金，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

于是，袁世凯开始筹措筑路资金。刚刚经历了庚子国难，中国经济千疮百孔、国库空虚、举步维艰。资金哪里来？这还得返回头来说一下李鸿章修的那条唐津铁路的资金。

唐津铁路是李鸿章顶着压力一段一段修成的，等到李鸿章想把唐胥铁路修到天津的时候，就涉及资金的问题了，前文已经讲到，李鸿章发行了中国第一个招股章程，举办股份公司集资兴办铁路，但令人遗憾的是，招股的结果并不理想。计划招股一万股，每股100两，共集资100万两，但结果只招到10万两，缺口很大，不能完成，无奈，李鸿章只好在天津海防局支16万两，找英国怡和洋行借款63.7万两，德国华泰银行借款43.9万两。铁路建成后，除养路等正常费用以外，营业收入存入汇丰银行，作为归还借款的担保。还本付息之外，还有盈余，于是，袁世凯上奏以此作为修建京张铁路的资本金，得到朝廷批准。袁世凯同时提出：“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

解决了资金问题，袁世凯成立京张铁路局，任命陈昭常为京张铁路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袁世凯爱惜人才，他对詹天佑亦格外尊重。1907年5月，袁世凯为詹天佑向朝廷上奏，赞扬詹天佑“科学精深，名闻中外”，请求赐予进士出身，仍以道员原班候选。

詹天佑在修建京张铁路的过程中，克服困难，创造了挖掘隧道的两面对挖的方法、中间凿井法、铺设铁路上山小角度的人字形前后车头爬坡法以及到目前还在使用的车厢挂钩，等等。

其实当年的詹天佑，并不认为自己是京张铁路的主持人，是中国铁路之父，是中国铁路第一人，他也不可能认为京张铁路与袁世凯没有关系。京张铁路于1905年开工，1909年竣工。这个时候袁世凯在哪儿？袁世凯已经不是直隶总督了，也不是北洋大臣了，甚至也不是督办铁路大臣了。袁世凯差点掉了脑袋，被罢官回籍，在家赋闲了。为什么？

简单来说，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所谓“告密”行为，使光绪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其在瀛台软禁期间，每日以手书袁世凯字样然后将其撕碎为快，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死去，光绪家族重掌皇权，杀袁世凯为光绪报仇立刻成为朝野共识，这多吓人。袁世凯赶紧采取措施，主动辞官弃权，这才保住一条命，避居河南彰德洹上村。袁世凯离京之时，满朝满汉文武避之唯恐不及，曾经高朋满座的袁府，如今门庭冷落，只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张之洞无所畏惧，亲到袁府辞行。1909年1月6日，当袁世凯离开北京，到火车站送行的只有寥寥几人，有些名气的只有严修与杨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京张铁路竣工通车了，作为京张铁路局总办（局长）兼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没有忘记袁世凯。詹天佑不忘袁世凯对自己的提携，铭记袁世凯对于中国铁路的功勋。于是詹天佑将京张铁路竣工的情景拍成了照片，要知道那个年代，拍照片不是容易的事啊，詹天佑派遣专人前往彰德洹上村，呈给袁世凯。照片送到时，已经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除夕将至，新岁又临，俯瞰京张气象，抚今追昔，袁世凯泪湿眼底，感慨万千，即修书一封，溢美之词，尽于言表。

四、北洋新政之收回路权

李鸿章袁世凯对铁路的热衷，体现了他们洋务强国、新政强国的强国梦。李鸿章的“权自我操”与袁世凯的借款与办路分开事，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维护中国主权而制定的原则。

甲午战争后，国库更加空虚，又加上给日本的赔款，朝廷已经没有能力拨款修铁路了，于是，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借款修路。经过谈判，清政府最终与比利时达成了协议。1898年6月，《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正式签订，清政府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年息5厘，9折付款，期限30年）。该合同规定，筑路工程由比利时公司派人监造；所需材料除汉阳铁工厂可以供应外，都归比利时公司承办，并享受免税待遇。在借款期限30年间，一切行车管理权均归比利时公司掌握。这个协议不仅使中国完全丧失了铁路主权，还在财政上受到巨大损失，为以后西方列强利用借款掠夺中国铁路权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1898年，清政府又以同样的条件，向比利时借款1250万法郎。就是说，卢汉铁路，是一个在主权上和经济利益上都使中国受到巨大损失的项目。

1906年4月1日，连接北京与汉口的全长1214公里的宏大铁路干线卢汉铁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道验收工程后，改卢汉铁路为京汉铁路。

天津西站，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候车室——红楼，终于被保护下来了，用最现代化的整体平移技术，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就是整体平移的距离最长。遗憾的是它至今依然空闲在那里，任风吹雨打……

尽管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但是朝廷的政治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1907年，袁世凯继续他的辉煌，但是不断的弹劾和其毕露的锋芒，还是使朝廷对其有所顾忌，于是直隶总督易人，袁世凯上调进京，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对京汉铁路这个既使中国丧失主权又损失利益的项目，袁世凯力主收回。袁世凯利用其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的权力，亲自主持了收回路权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邮传部尚书陈璧、铁路局长梁士诒，按照袁世凯的方案，筹款500万两，“毅然收回此路于比人之手”。从此，京汉铁路成为不受外国人牵制的国有铁路，袁世凯功不可没。

袁世凯办铁路办外交维护中国主权的精神，其实是秉承于他的前辈李鸿章。可以说中国铁路是在李鸿章的不懈努力之下开始兴办的，兴办之初，李鸿章就给自己定下原则，即“权自我操”的方针，不举洋债，不让洋人投资入股。李鸿章聘请的洋员，只能从事技术性工作，具体事宜全由中国人自主，铁路自主权、经营权、管理权完全属于中国。

而当甲午战败，李鸿章卸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由王文韶等人继任时，签署了三条铁路的合同，都丧失了主权，第一条是京汉铁路，第二条是著名的“津浦铁路”（当时为“津镇铁路”），第三条是沪宁铁路。

1899年，清政府与英国中英公司、德国德华银行签署了丧失主权的《津镇铁路草合同》，合同规定，所有建造、行车一切事宜，均由德华银行、中英公司代为经理；凡该路修建支线，或扩延路线，应与德英方面商酌办理。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是裕禄。合同签订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工建设。

1901年，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袁世凯兼任该路督办，1908年，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任上，主持了收回该路路权的工作。经过多次谈判，由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与德华公司、中英公司于1908年1月30日签订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废除了1899年的《津镇铁路草合同》，改津镇铁路为津浦铁路；将借款与办路分开；德英不得因借款而干涉中方铁路的修建和经营管理自主权，建筑工程之外的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该路支线及延长，由中国自行修建。收回路权之役，袁世凯干得非常漂亮。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袁世凯订此合同“详审周密，迥非他项路约所能比拟也”。

沪宁铁路也是1898年期间由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国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签订的，《沪宁铁路草合同》以及《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也同样存在丧失主权的问题。在20世纪初收回路权的运动中，中英对此路亦交涉颇多，1908年袁世凯主持外交后，对此路也制定了借款与办路分两事的原则，路由中国自造，款由英方筹借。在袁世凯的主持下，1908年3月6日，由外务部右丞胡惟德、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与英方在草合同的基础上，订立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修订了管理处人员组成，加强了中方人员的权利和地位。只是下级首领必须雇佣洋员的规定，一时不能马上改掉。

在上述三条铁路收回路权的问题上，袁世凯是有功的。

李鸿章、袁世凯对铁路的热衷，体现了他们洋务强国、新政强国的强国梦。李鸿章的“权自我操”与袁世凯的借款与办路分开事，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维护中国主权而制定的原则。而修铁路的钱，有几种来源，一是国家拨款，二是外资，三是民间资金。国家有钱修铁路当然最好，但是，当国家经历灾难或别的什么原因没钱的时候，民间的资金也就没有了，所谓国富民强，国贫的时候，民也不可能富，比如李鸿章修唐津铁路时，招股100万，最终只招来十分之一，无奈，还得举外债；京汉铁路集内资，无人喝彩，无奈之下也只好举外债。其实无论京汉、津浦还是沪杭甬，举外债是无奈之举。

然而当晚清新政实施几年以后，国民经济有所回升，民间资金开始有所积累时，士绅要求政府与外方撕毁关于沪杭甬铁路合同，拒绝洋款，铁路商办，这样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以操作，有待商榷。哦，你没钱的时候，借洋款，现在你有钱了，就要撕毁合同，不用洋款用商款，似乎说不过去。袁世凯作为中央政府的官员，维护国家利益，收回路权，奉公履职，应予肯定；袁世凯本身就是外事专家，现在作为外务部部长，接触外事乃职责所在，相信契约思想一定有所树立和加强。所以，袁世凯一方面撕毁合同以收回路权，另一方面在撕毁合同时还保留了借外债的条款，用以尽量保存一些政府信用，其良苦用心，亦应予以肯定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