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新世纪到来前的最后一刻，袁世凯登上了由带兵武将向封疆大吏迈进的最后一级台阶，跻身疆臣之列。
山东，迎接袁世凯的，是义和团的大刀和大刀片儿上发出的凛凛寒光。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吗？有的人说是的，有的人说不是，有的人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赫德说：是的！
胡燏棻，小站练兵的前身——编练新军的负责人胡燏棻。小站练兵于1894年12月由胡燏棻率领在天津大沽新城开始，1895年4月底遇海啸，迁直隶马厂，10月再次迁津南小站，12月16日，袁世凯接替胡燏棻。——本书首次披露
满身伤痕的大清，终于艰难地走完了这个世纪，一个噩梦般的世纪。
新世纪的曙光就在前头。
和新世纪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个人，他率领七千人马，旌旗招展，车马萧萧，从天津小站一路向南。1899年11月21日，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命令袁世凯的小站部队——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德州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12月1日袁世凯命姜桂题率左一、左二两营先行开拔，12月7日，光绪皇帝再次颁布上谕，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12月8日，袁世凯在小站送走了徐世昌，整装开拔，前往济南上任。
12月22日，袁世凯经过德州前往济南，经过德州的时候，一场小雪不期而至。洁白的雪花，把街市景物装点成一个圣洁的童话世界，德州，这个直鲁交界的小镇，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年的时间里，两次在德州演习，德州对于袁世凯，确实是个吉祥地、幸运地，那么，日后，袁世凯将天津机械局的兵工厂，那个被八国联军破坏了的天津机械局搬到德州，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有几千人的兵工厂，是不是就是袁世凯对德州的回报呢？我想是的。1899年12月25日，袁世凯抵达山东省城济南，26日，袁世凯从前任山东巡抚毓贤手中接过了山东巡抚的关防，走马上任。[1]
在新世纪到来前的最后一刻，袁世凯登上了由带兵武将向封疆大吏迈进的最后一级台阶，跻身疆臣之列。
1899年的最后一天，袁世凯上任没几天，考验袁世凯智慧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济南毛家铺被义和拳民杀害。英国政府马上向清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清政府来了一个短平快，马上把球传给袁世凯，着袁世凯“妥善处理”。
那么，袁世凯是怎么处理的呢？简单来说，处决了肇事的首领，换取英人的和解。但是朝廷却告诫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随后又给袁世凯发来一道措辞严厉的电旨：“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着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德国官员合影
朝廷也知道这是“拳民聚众滋事”，没有纵容的道理，但是，你袁世凯要以“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你袁世凯得给我处理好了，要是引起“腹地骚动”，朝廷拿你袁世凯问罪。面对朝廷这样的态度，其实是挺不好办的。袁世凯极为恼火，可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一个剿抚并用的政策，但是为了稳定，他还是对义和团实施了剿杀。
那么袁世凯对义和团这件事是怎么认识的呢？
袁世凯在1900年1月13日的奏折中分析了义和团的成因，他写道：“东省民教极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复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袁世凯说，山东民教冲突很厉害，究其原因，实在是地方官偏袒洋人的缘故。遇有民教冲突的案件，不能公平处理，导致良民受冤屈又无处伸冤，最终导致良民滋事。应该说袁世凯的分析是准确的，客观的。也正是由于袁世凯对义和团成因的分析，才使袁世凯于十年之后上书废除了朝廷偏重保护洋教的条例，才从根本上减少了民教冲突。
他还评价了义和团的现状，写道：“拳会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说的也是实情。客观地讲，教徒当中，确有流氓无赖，更有流氓无赖为了获得利益而干出有损于教会名誉的事情。而流氓无赖社会闲散人员，在义和团里更多，借反洋名义而行强盗敛财滥杀无辜之事，不胜枚举。所以袁世凯认为义和团是“土匪”，义和团的功夫是“妖妄”，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装神弄鬼的义和团能和洋人打仗，能把洋人打跑。并且担心义和团“势成燎原，不可香迩，更加又将何以制其后”？最后，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山东有英德两列强，倘因骚动过久，洋人借口助剿，深入内地，必将引起全省震动。不幸的是，袁世凯言中了，只不过列强不是两国而是八国；灾难不在山东一省而是京津，是华北。[2]
袁世凯没有一味地揣摩太后的想法，而不顾实际情况愚蠢效忠，而是客观地分析形势，理智而坚决地采取措施，负责任地尽地方官之责，利用自己的带兵优势，拥兵守土，保一方平安。
1900年3月14日，清政府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经上奏，将山东原有勇队一万五千人改编成武卫右军先锋队，重新训练，换发新式毛瑟枪，部署在全省各地。似乎老天爷也眷顾袁世凯，在旱灾蔓延的华北，一场及时雨普降山东大地，农民们赶紧收拾农具，下田耕种去了，谁还有心思去当什么团民呢。[3]
二
庚子战败，太后、皇上往西跑；变法重提，心有余悸无人答。
新世纪的曙光并不那么美好，并且是姗姗来迟。它睡眼惺忪地从西边挣扎而来，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在向西继续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流亡的朝廷又下诏求直言；慈禧逃到西安，继续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良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终于，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
袁世凯在山东维稳，于是义和团被赶出了山东，山东太平了。
那么义和团去哪儿了呢？去山西了，在山西巡抚毓贤的纵容下，杀害了很多西方传教士和教民，山西，成了教士的人间地狱。
义和团大量涌入平津地区，先是天津，不但是教堂被冲击，就连给洋人打工的买办也受到冲击，就连名妓赛金花都待不住了，她带着她的金花班的姑娘们，跟随着溃败的逃兵，一边被逃兵抢劫着，一边艰难地逃到北京，可是北京也已经被八国联军占领了，光绪、慈禧化装成农民往西边逃跑了……
庚子年的对外战争是开战了，那结果也就不用说了，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呢？其实我们的军队还是很顽强的，但是西方列强兵器先进，训练有素，我们打败了，天津北京让人家给占领了，天津有个聂士成战死了，死得很英勇，现在八里台以南的地区还叫聂公桥，在天塔湖对面，还立着一个横刀立马的将军的大塑像，那个就是我们的英雄聂士成。而在北京，慈禧带着光绪跑了，往西边跑了。国家的首都被人家占领了。
克虏伯大炮，袁世凯的小站部队，就是拽着这样的大炮来到德州。德州，第一次见识了现代化的武器；而后，袁世凯把天津机械局搬来德州建立起一个规模宏大的德州兵工厂。
新世纪的曙光并不那么美好，并且是姗姗来迟。它睡眼惺忪地从西边挣扎而来，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中对列祖列宗及慈禧太后作了一番颂扬之后说：“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罪己昭虽是以光绪的名义，而实际上，依然是慈禧在发号施令。
8月22日，在向西继续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流亡的朝廷又下诏求直言。谕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直言义和团不可用者，被杀了，现在，谁还敢直言呢。
又过了100天，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在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督抚、驻扎各国使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有因有革，有省有并，各举所知，限两个月内详悉以闻。”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良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两个月过去了，屠杀维新志士的恐怖记忆，使大臣们仍然噤若寒蝉。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30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
慈禧当然知道臣民对于不久前戊戌政变被血腥镇压依然心有余悸，所以在以光绪名义颁布的变法诏书中，不得不作某些新的解释，并且给康、梁定性为“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慈禧在西安大讲变法图强，尽管娓娓动听，但很难取得大臣们的信任。除了两年前那腥风血雨的可怕记忆外，还有眼前的现实：八国联军依然占领着北京，和议谈判仍在艰难地进行。此时大谈变法图强，人们疑虑、惶惑、观望，是当时官员的普遍心态。变法的呼吁，鲜有所应。
1901年4月21日，慈禧下令成立负责变法的督办政务处，网罗了当时在位的全部军机大臣和全部大学士，再加上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三
改革教育，挽救颓势投药方；积极响应，设定章程办大学。
一辈子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及第的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子女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一生中能有兴办山东大学堂这样不经意的“得意之笔”，实在是“最为得意的事情”。
1901年9月，清政府下令改革教育，光绪皇帝发出了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看到皇帝的谕诣后，袁世凯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科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共计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制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併发，”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首批招收学生300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20多门课程。这座官办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袁世凯任命的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一说是唐绍仪）。他又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另有清末进士宋书升等任经学教习，回国留学生沙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还聘有外籍教习8人。
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山东大学堂，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传统的糟粕，师生都是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又改名为监督，直到民国元年才称校长，教员称教习。男女也不能同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经学，还是尊孔读经。在礼节上打躬作辑，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这些传统甚至糟粕的存在并不奇怪，几千年的专制意识，想要在短时期消灭它的影响，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而且那些专制的东西，也在逐渐被淘汰着。首先，它初步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其次，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的不能毕业。最后，除了经学外，开设了20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上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经是较为先进的，比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却是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了。
山东大学堂的创设，尽管它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却是近代山东高等学校的开端，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人才，提高了山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也提供了办学经验，促进了山东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由山东大学堂选送去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武昌起义后，徐、张回国联合山东大学堂师生和各界人士，派代表与清廷山东巡抚孙宝琦谈判，迫使其宣布山东独立，为推翻清王朝做出了贡献。
一辈子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及第的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子女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一生中能有兴办山东大学堂这样不经意的“得意之笔”，实在是“最为得意的事情”。
所以，袁世凯是中国新型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四(www.xing528.com)
北洋大臣，前赴后继袁世凯；北洋时代，直隶保定开新篇。
1901年11月21日，由唐绍仪率领一个营的亲兵，护送袁世凯离开山东济南北上。27日在保定地区的高阳县举行接印仪式，当天下午袁世凯来到了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保定履新。
在保定期间，袁世凯一方面延续在山东时已经开办的新政，另一方面着手准备接管天津，在军事、警察、教育等方面继续着他的改革。
袁世凯是1899年12月7日署理山东巡抚，在山东整整两年时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去世，经李鸿章生前举荐和荣禄、奕劻等朝廷重臣的推荐，袁世凯被晋升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位列各省督抚之首。同月28日，加太子少保衔。1902年6月9日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步的跨越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山东巡抚是一个普通的封疆大吏，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管辖的是差不多整个华北甚至整个北方，甚至江南也可以插手的。
1901年11月21日，由唐绍仪率领一个营的亲兵，护送袁世凯离开山东济南北上。27日在保定地区的高阳县举行接印仪式，当天下午袁世凯来到了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保定。
在保定期间，袁世凯一方面延续在山东时已经开办的新政，另一方面着手准备接管天津，在军事、警察、教育等方面继续着他的改革。
袁世凯的北洋新政，首先表现在改革军事制度上。
1902年2月，袁世凯就命令他的手下着手军事制度的改革。6月，袁世凯在保定设立了北洋军政司，作为治军的统筹机关。这个军务司是1903年朝廷设立练兵处的蓝本，是1904年各省建立督练公所的样板。在袁世凯主持下，军务司在小站的新建陆军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先后拟定并推行了《募练新军章程》《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程》等条例。
我们来看看一百年前征兵的条件吧，章程规定：招募新兵，年龄在20～25岁；身高四尺八寸；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吸食大烟，素不安分，犯有事案，五官不全，体质软弱，有目疾眼疾者均不收。这个规定，严格了征兵标准，保障了优秀兵源。
章程还规定：征兵由各级地方政府推荐；要保证推荐当地人士，不得推荐流民、游民、溃勇等身份不明者；要查明住址和三代以内家庭人口和财产情况。新兵入伍按级别有固定月饷，其中部分饷银由部队每半年派人发给家属；地方官员有责任保护军属不受欺负；军属遇有诉讼有特别照顾之法律；军属免除部分差役。现在的许多规定，比如婚姻法中对军婚的保护，就是从那时候的规定演变来的。
那时的军队，克扣军饷、吃空额，是军官的发财之道。而一支军队，如果军官盯着发财之道，那么这支军队就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打胜仗就是不可能的。甲午战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讲一个甲午战争中的小故事，来印证一下军官贪财，军队一定打败仗，也来祭奠一下那场战争。那是1894年10月24日，大连湾守将总兵赵怀业，在得知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第一时间，就先把军粮卖了，卖粮款装入自己腰包，然后把家眷家私运往烟台。11月6日，日军开始进攻之前，清军就撒开丫子跑了，开进大连湾的日军只剩下清点战利品了。
咱回过头来继续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了避免克扣军饷吃空额的情况的发生，袁世凯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操场集合，点名发饷。我把部队集合起来，拉到操场上，整齐列队，一个一个的点名，叫名字，上来领饷，当官的一边看着去，看谁还克扣军饷，看你还吃的了空额吗！想一些办法，定一些规矩，严格执行，没有解决不了的，就看你想不想解决。
发饷银，除了防止克扣和吃空饷以外，袁世凯还有更人性的举措。新兵就有月饷了，新兵的饷银由部队派人，每半年去一次士兵的家乡去探望，并且把士兵的饷银发给家属。这样既体现了部队对士兵家属的关怀，又防止新兵乱花钱，同时这也是对这支军队最好的宣传。
总体来说，这些章程，严格了新兵选拔的条件，显示了对军人资格的重视，提高了军人及军属的社会地位，减轻了军属的经济负担，提升人民参军的热情，有利于战斗力的提高。这个章程，改编了旧日雇佣兵的性质，是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新型征兵制度，在中国实属首创。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把军队分成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服现役的称为常备兵，当兵三年，支付全饷（每月四两）；三年后退伍回家，成为续备兵，每月发给月饷一两，每年十月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集训；再三年以后成为后备兵，每月发给月饷半两，隔年集训一次，四年期满，成为平民，停止月饷。遇有战事，可以随时征用续备兵、后备兵入伍。袁世凯学习近代西方军事制度，建立了多层次多结构的现役、预备役制度，在中国首次推行，对于加强国防有重大的意义。
五
新政基石 军事教育是保障
保定军校 有个学生蒋介石
整个“保定军校”时期，这里曾培养出包括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叶挺、张治中等3000余名将军在内的11000余名军事人才，被誉为中国“将军的摇篮”。其实“保定军校”应该是一个特有概念，泛指从1902年到1923年在保定开办的所有20余所各种军校的总和。
袁世凯的崛起，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站练兵，那么，当这个北洋新秀开启一个新的北洋时代的时候，他的开篇之作，是建立军事教育基地，也就可以理解了。
说到军事教育，现在的人们马上就能联想到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是的没错，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历史上著名的两个学校，而其中的保定军校，就是袁世凯建立起来的。保定军校实际上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继续。1899年袁世凯奉命带兵前往山东上任山东巡抚，天津小站没有了袁世凯，也就失去了活力，开始走下坡路，并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而随着袁世凯到保定上任直隶总督，保定便越来越红火了。早在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即在军中开办了步兵、骑兵、炮兵和德文四个随营学堂，还有讲武堂。1901年11月袁世凯到保定，1902年年初就开始在保定陆续创办各种军校。
段祺瑞
冯国璋
1902年3月，袁世凯在武卫右军学堂的毕业生中选拔50多名士兵学员，派到日本陆军学堂深造；同年6月在保定建立行营将弁学堂；1903年，袁世凯提出了建设我国正规的军事教育体系，即陆军小学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经朝廷奏准，陆军小学堂在保定和姚村开班，同时开办了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不是提出要办系统的学堂吗？怎么又办了一个速成学堂呢？因为你办小学可以，你办中学就不行了，因为没有小学毕业生，办大学就更不行了，所以，系统的军事教育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起来的，但是又急需人才，怎么样呢，就办了一个速成的，而这个速成的学堂，培养了一个重要人物，谁呀？咱现在卖个关子；1905年开办陆军师范学堂，又设立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四个专门学堂；在小站开办电讯学堂，在大沽建立宪兵学堂；在保定成立军官学堂；在天津韩家墅建立讲武堂和学兵营。
1906年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更名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就是刚才咱讲的那个速成的学堂，归清政府陆军部管辖了；同时袁世凯又开办了隶属于直隶军谘府的陆军军官学堂。1906年开办讲武堂。1909年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官学堂合并，又归陆军部管辖了，民国后迁往北京，成为陆军预备大学，在其原址继续开办保定军官学校，这就是日后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沿革。袁世凯重视军事教育，也使保定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军事教育中心和训练基地，成为中国陆军军官的摇篮。
那么那个速成的学堂，也就是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后来更名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培养了哪个著名人物呢？就是蒋介石。简单地说，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培养出来的。
整个“保定军校”时期，这里曾培养出包括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叶挺、张治中等3000余名将军在内的11000余名军事人才，被誉为中国“将军的摇篮”。其实“保定军校”应该是一个特有概念，泛指从1902年到1923年在保定开办的所有20余所各种军校的总和。
冯国璋签名照
中国近代的军事教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该源于李鸿章，1876年9月李鸿章就奏请开办了电气水雷学堂，这个是在天津的大沽。同年10月6日开学；1880年7月奏请开办北洋电报学堂，电报在最初是军用的，1881年7月在天津紫竹林落成；1885年开办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81年李鸿章在北洋施医局创办医学馆，培养西医人才，1893年改为北洋医学堂，专门培养军医人才（该学堂1910年划归海军部管辖，改名为北洋海军医学堂）。李鸿章创建的这一堆有关军事的学堂，应该是中国军事教育历史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时在军中开办了步兵、骑兵、炮兵和德文四个随营学堂，还有讲武堂。1901年11月袁世凯到保定，1902年年初就开始在保定陆续创办各种军校。
第三个阶段，是国民党开办的黄埔军校。
应该说这三波军事教育的历史，所培养所造就的人才，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的天津北洋时期，培养了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而冯国璋、段祺瑞是小站和保定的教官，是保定时期的校长；蒋介石是保定时期的学员，是黄埔时期的校长。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故事，就是段祺瑞很有气节，在他退出政坛隐居天津期间，日本人以及汉奸拉拢他，想利用他组织傀儡政府，段祺瑞拒绝与日本人合作，面临危险，是蒋介石把段祺瑞接到上海。蒋介石为什么要毕恭毕敬地接走段祺瑞呢？就是因为段祺瑞是蒋介石的老校长，是他的老师。
今天，如果我们从天津去保定旅游，只需2小时，120公里，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建设了一百年的津保铁路也终于建设成功了，去保定旅游也变得更加便捷了。
步入保定军校，历任军校校长和教育长办公和居住地——尚武堂首先映入眼帘，尚武堂的大门口有柱子，柱子上有对联，这种对联叫做抱柱联，对联是这么写的：“尚父阴符，简练揣摩成一派；武侯韬略，鞠躬尽瘁法千秋。”这是袁世凯撰联，原来手迹是黎元洪书写，但是原匾已经没有了。现在这个是保定军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的张寿龄老将军在1995年97岁高龄时仿黎元洪的颜体字书写的。
尚武堂内的“保定军校原貌示意图”，为我们复原了当年的规模，大小房屋573间，由校本部、分校、大操场、南北打靶场四部分构成，基本上是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在保定开办的“陆军军官学校”。东西宽2公里，南北长1公里，总占地3000多亩。
1924年由于北伐战争，保定军校停办，所有军校设施逐渐荒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如今，耳畔，似乎还回响着琅琅读书声和阵阵喊杀声，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段波澜壮阔的军事教育的历史。
【注释】
[1]自张博文。
[2]周醉天《千秋功过袁世凯》。
[3]张建伟《最后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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