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武备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一

海军发展学习英国，陆军发展师从德国，这是李鸿章确定我国军事发展的准则。

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成立之初，是短训班或速成班，李鸿章先斩后奏，命令部下先创办起学堂来，从中摸索经验，俟试验有成效、有把握，才正式向朝廷提出创办武备学堂。就这样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陆军军官人才的学校——天津北洋武备学堂。

作为久经沙场的陆军统帅，李鸿章对泰西各国的军事现状深入研究、比较，确定了海军发展学习英国、陆军发展师从德国的准则。在淮军大量引进德国克虏伯大炮的同时，于1873年3月，聘请了一位叫李劢协的德国军人在天津作炮兵教习，并通过这位德国教习派遣武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留学。这是中国陆军最早派遣军官去国外留学的记录。

1879年至1881年，袁春雨、查连标、刘房圃、王德胜等4位武弁学成，相继归国。李鸿章下令在津的淮军亲军营，仿照德国一哨建制，挑选精干武弁组成一个哨队，交给袁春雨等人依法教练，还派新募德国军官汉纳根领导并随时观察，督率讲究。哨队学员学成后，分派各营充当教习，这成为中国陆军随营学校的雏形，也是中国近代军事院校创办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李鸿章在军事实践中放弃冷兵器的使用，转而用近代枪炮装备部队，成为新军事变革运动的主要推手和重要践行者之一，他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开中国军事院校培养将帅之先河。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军又有20年没有与外国军队交手了。发生在越南边境的中法战争，使李鸿章敏锐地察觉到：当时清军与太平军作战所引进的泰西各国枪炮已经陈旧，严重地落后于时代。他在《论购新式火器》一文中说：“西洋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者，殊可愧叹。”^[1]并有计划地逐年开始为所部各营购置先进枪炮，一律使用克虏伯、阿摩士庄等炮，士德、哈乞开思、毛瑟等枪，更新装备部队。1884年8月，李鸿章通过驻德大使李凤苞，在德国聘请50名退伍官兵来到天津，订立合同后“派往海防水陆各军教练枪炮技艺及西洋战阵新法”，其中包括式百龄、李宝等人。^[2]李鸿章采用留德武弁教习新编哨队，极大地推进了淮军部队的军事现代化的变革。驻守在小站、新城的周盛传，特意找李鸿章将查连标要去，抽调弁勇，接受德式训练。接着，康腊克、李宝等德国教习来到军中校验部队，每营各拨12人，计130人，由其分教。这些洋教习带来了新的军事思想与理念，对新式武器大炮素有深入研究的周盛传来说触动极大，使他萌发了另起炉灶培养将才的构想。

周盛传（1833—1885），字薪如，安徽合肥人。与哥哥周盛波在籍办团练，骁勇驰名。1862年，周氏兄弟募练“盛字营”，随李鸿章增援上海，征战南北，勋绩卓著，成为淮军的一支劲旅。1870年后应召戍防海口，直调补为天津镇总兵。他屯田水利，百废俱兴。“约束将士，讲求操防，坚韧耐劳，兴利通变，其经纶智略尤过之。”^[3]当时，军中流行着一种理论“教习者惟先教统带营官，待其既熟，然后使之分教弁勇，乃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妙”。但是周盛传在推行新操实践中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集中军官学习，兵弁无人管理，顾此失彼，“非此时长计”。于是提出：“专取气力檦健、心思灵敏、声音宏亮三者具备之人，俟学操有成，即以之教练；教练有效，即以次拔充哨长、哨官；其尤为出色者，异日又未尝不可为营官之选。此等人既能奋发有为，而又深讲洋操，即以为百夫之长，一旅之将，无不胜任愉快。况平时弁勇既归其训练，则临敌指挥，愈能深信不疑，此与洋人专教将领之法，迹虽异，而理则通也。”

接着，周盛波、周盛传等人向李鸿章禀报，提出“愚见若不求速效，重创宏规，则莫如就天津紫竹林设一公所，仿西国武备院之制，择德弁中之精者，专司教操，饬各军挑选檦健而又精细之弁勇，送院学习，以期成就将才，为异日自强之本”的建议^[4]。李鸿章从善如流，觉得是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试一试，于是批准了这个建议。不但下令从直隶提督李长乐、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署广西提督唐仁廉、四川提督宋庆、总统铭军记名提督刘盛休、正定镇叶志超、通永镇吴育仁、大名镇徐道奎、皖南镇史宏祖等部队各挑选弁兵送堂肄业；还表示“有文员愿习武事者，一并量与录取”。

李鸿章与津海关道周馥等人筹商，暂时把天津水师公所腾出，安置师生，开堂讲习，1885年2月正式成立，取名为“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公所位于河北窑洼（今河北区金刚公园一带），主要是筹建北洋海军人员的活动场所，1875年由李鸿章督建。开办学堂“数月以来，各学生逐日按时进堂，左图右书，口讲指画于西洋行军新法，颇有领悟。一月之中，每闲三五日，由教师督率学生赴营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之法，劳其筋骨、验其所学。每届两月，由臣派员扃试一次，分别赏罚。约计一年后，于西洋后膛各种枪炮、土木营垒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各法必能通晓。届时拟将头批学生发回各营，饬由各统领量材授事，复挑二批弁兵百余人送堂肄业，分番迭进，期无间断”。

从上述记载看，武备学堂成立之初，更有点像短训班或速成班，并不正规，脱胎于随营学堂的痕迹十分明显。这说明，李鸿章先斩后奏，命令部下先创办起学堂来，从中摸索经验，感到这样的试验有成效、有把握，才正式向朝廷提出创办武备学堂。就这样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陆军军官人才的学校——武备学堂（简称老武备），在天津诞生了。

二

荫昌是从北洋武备学堂开始发迹的。

北洋武备学堂位于天津河东柳墅行宫，今发电厂与大光明桥之间（河东区六纬路与十二经路至十四经路交口）一带，在庚子事变中为战火所毁。

1885年6月17日，李鸿章上《协设武备学堂折》，他分析说：“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闻其武备书院，学舍林立，规模闳廓，读书绘图有所，习艺练技有所，专选世家子弟年少敏干者，童而习之，长则调入营伍，由队目荐充将领，非可一蹴几也。当其肄业之初，生徒比屋而居，分科传授，其于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而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伍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并表示：“学堂为培植将材根基，中土协办之初风气未开，不可不多方诱掖，以收鼓舞作新之效。”皇帝谕旨：“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了。钦此。”^[5]

荫昌

有了尚方宝剑，李鸿章利用原乾隆皇帝柳墅行宫（柳墅行宫是天津的盐商们为了“报效”乾隆皇帝而特别捐资筹建“巡幸驻跸”的行宫）作为武备学堂的新校址，着手建设，并命令津海关道周馥一手操办。首先购买民地、籽种工本及迁房费，用银6481两。接着，调拨天津练军营一个营的兵丁，修建方型大土城堡一座。城外四围挖以壕堑引水形成护城河，河边遍植杨柳。土城墙上筑有通道，用女儿墙为护墙。临近海河一面，有南北两座城角，各筑有小炮台，台内地下凿空为贮存弹药的地下室。临河开有一个营门；北面唐家口方向亦有一个营门，并修建砖木桥5座，与城外连接。城外以东设有打靶场，为学生实弹射击练习之所。

天津武备学堂占地1000余亩，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发电厂与大光明桥之间（今河东区六纬路与十二经路至十四经路交叉口）；另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当在大光明桥东河沿的河东教育局至第一热电厂一带，与海河对岸的海大道（大沽路）及英国租界紫竹林码头遥遥相望。城内中央建有衙署式学堂建筑：正门是六扇大门，门上绘有“神荼郁垒”彩色立像。内为六进院落，分六大部分。大门内左为卫队房，右为号令房、号房(传达)、杂物库房；第二进为办公室及大堂；第三进为讲堂、中德教习室、仪器室；第四进为饭厅，大、小厨房，剃头房，浴室；第五进为学生宿舍和自习室；最后一进院落为步枪暂存室及修械室。学堂之四隅均有厕所，整个建筑有大小房屋529间。学堂四围，种植树木。学堂建筑外东面是弹药军械库、氢气球房及马厩（1886年，天津机械局出资，由德国在华教习购得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军队所用的行军瞭望废气球一只）；西面为大操场，草地宽阔；南面为职员住宅；北面是演武厅。在东南一隅，凿有一个大水池，引海河水蓄之，水池中心建有一座小岛，上边广植花木，为学堂人员游憩之地。同时，大水池也作为练习架设军用桥梁的场地。水池的西面还保存着一座民间庙宇（五圣庙，内有少数僧众）。另外，还建有水龙厂等设施。修筑武备学堂共用银53053.7两。^[6]

李鸿章看到：学堂的学员多是各营推荐的精英，血气方刚；教员从德国教习中筛选，性情秉性各异，需要有一位“威信素孚之员驾驭，方可收驯习之效。”经过周密考虑，调“心细才长，器识深稳”^[7]的杨宗濂总理武备学堂。同时，还启用了留德学生荫昌与留法学生联芳，配合其工作。

杨宗濂（1832—1905），字艺芳，晚号潜斋主人，江苏无锡城内下塘人。父亲道光进士，宗濂自幼承习家学。曾任户部员外郎，在籍创办“团练”。入李鸿章幕府后，自募一旅，号“濂字营”，为淮军向导，围剿太平军颇有功劳。在追剿捻军期间，杨宗濂负责总管诸军营务。升道员，加布政使衔，赏戴花翎。出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后，详采兵法，编成《学堂课程》8卷，成为当时各武备学堂的范本。

驻德大使李凤苞在奥国代购新式地雷500枚，特派翻译官荫昌，学习施放，于1884年12月，护送地雷来津教授各营。李鸿章当面考核荫昌，认为此人“留心武备，讨论兵法”，“通晓机铃，志趣不苟”^[8]，遂奏请总理衙门将荫昌留于北洋海防军营差遣。荫昌（1859—1928），字五楼，满洲正白旗人。国子监官学生，入同文馆学习德文。后任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官。1884年，入德国军事学校学习军事操作技术一年。留德期间，与皇太子德皇威廉二世同班，私交深厚。李鸿章任命荫昌为北洋武备学堂翻译“帮同所雇德员尽心教习”。因此，荫昌是从武备学堂起家的。他工作得力，屡经褒奖，继补道员，升至武备学堂总办，后任清末陆军部尚书、军咨府大臣等职。

联芳（1835—1927），字春卿，汉军镶白旗人。毕业于同文馆，留法学生。曾署驻俄国公使馆三品衔参赞。1887年4月，李鸿章奏称，联芳“精晓法文，志趣甚正”^[9]，请饬留津差委，以资得力，协助李鸿章与法国交涉事件，后委任武备学堂监督，任职多年。随着学堂的发展，又成立了一所武备幼童学堂。学堂设在城内西北隅一处独立院落中。最初招收幼童40名，学期5年，后来扩至100人。通过梯次培养，既为北洋武备学堂、西医学堂输送生源，也使学堂教育体系日趋完备。

另外，武备学堂的继任者还有叶赫那拉氏那晋（希侯），满洲镶黄旗人，军机大臣那桐的胞弟。监督一人：史悠祥(季之)，江苏溧阳人，以州班调用，主掌教务。提调一人：周传经(殿臣)，江苏武进人，以府班调用，掌庶务。

三

光绪皇帝谕旨“练兵先须选将，陆军人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从而确立了武备学堂在大清军事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北洋武备学堂是一所培养将官的学校。

北洋武备学堂是一所仿照德国陆军学校模式与教学方法，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军官学校。开办不久，学员由原来的100人增加到300人，学制由原来设想的一年改为两年，后增至三年。1886年迁入新校舍教学。6月，总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视察了武备学堂，他向朝廷禀报说：学堂“规制整肃，各生徒于陆路枪炮台垒之法，童而习之，长令入营带队，必得实用，将才自日出不穷”，对李鸿章的做法予以肯定。根据醇亲王奕的视察汇报，光绪皇帝谕旨“练兵先须选将，陆军人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10]从而确立了武备学堂在大清军事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重视聘任外籍教师。李鸿章认为：“丹崖（指李凤苞，字丹崖）误听人言，妄加推许，即所雇各德弁，亦不尽有真实本领。”对来津的德国总兵式百龄，没有学堂出身，考察数月后，认定此人上镇远舰不得力。对包烈考察后认为：“性情间有出入，兵法颇知根柢，”派往武备学堂任教。同时，对在淮军中服务的德国教习进行遴选，选中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阃士的等5人。“该兵官等，或熟精枪炮阵式，或谙习炮台营垒作法，皆由该国武备院读书出身，技艺优良，堪充学堂教师之选。”^[11]并为他们配备了通习中外文字人员充当翻译，逐步把德国教材翻译转化为中文教材，结合中国实际组织修订。德国教习三年来，“尽心课导，劳瘁不辞，俾各生渐通西法，著有微劳”^[12]，授予三等第一宝星和第四宝星的奖赏。为了加强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李鸿章对德国兵部协商派来任教的黎熙德，擅自赴沪游历，扰乱学校秩序，违反合同规定，傲慢无礼，多次劝说无效，予以辞退。

接着，李鸿章在全国各地招贤纳士，网罗天下英才入学堂任教。学堂设总教习一人：江苏吴县人崔曝（少和）担任，掌中文课程。中文教习有：廷奎（立斋）、孙小槎（星舟）。浙江萧山人，德文教习有吴晓山(亮如)、德海(春涛)。普通学教习有景放(叙堂)。算学总教习有卢靖（号木斋），笃好算学，酷读兵书，早年撰有《火器真诀释例》一书。应募任教习一年，编写出《万象一元演式》《割圆术辑要》《叠微分补草》《求级数捷法》《代数术补草》《微积溯源补草》《代数积拾补草》等大量数学著作，其教学颇受学员欢迎。教习华蘅芳（若汀），研精器数，博涉多通，曾与徐寿一起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应募任教习，当时学堂购买了一只法国军队所用的行军瞭望废气球，并准备仿造，以供学生演试。德国教习据为奇货，讥讽中国人不会演放飞升，不会制造。华蘅芳得知此事极为气愤，他立即督工试制，终于在1887年制成一个直径五尺的小球，从镪水中提取氢气充实其中。中国人自制的氢气球冉冉飞向天空，人们赞叹不已。那个德国教习非常惭愧，不久黯然离去。刘玉山（晓峰）管理气球，兼教习；金大廷（子元），上海人，留美幼童，毕业于总督医院西医馆，担任军医兼教习；王光明（耀庭）天津人，管理弹药、军械，兼教习；李玉田（子丰），天津人，绘图，兼教习，教师阵容严整可观。

在后勤保障与安全管理方面，由王顺负责大厨房，管理学生膳食，有炊事员30人；苏立成负责小厨房，管理职员膳食，有炊事员10人。刘良材任号令长，掌吹号，有号兵10人。卫队长，管理由50人组成的卫队。另设号房，俗称传达室，日常工作人员10人。

所有天津协设武备学堂的经费，拟由海防项下开支。初创时，每月经费用银2000余两。扩建迁入新址后，年开支用银在58600两左右，包括官员、教师薪水、学员津贴、奖励晋升等费用，但军装费用除外。

四

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律不准偷看。这是校规。

北洋武备学堂居然设有气球学专业，学习氢气球及修械。氢气球的球体下悬一大竹斗，斗内可坐5人。每年秋天天气晴朗时，在学堂附近演放一二次，每次升空约在天上停留24小时，用于训练观察地面目标的方法。

建校之初，由周馥等主持制定了《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学规》全文共计四十六条，附有《续定章程五条》，是一部较完备的军事学堂管理规程。它包括：学堂设立的宗旨、学习目标、行为准则、训练标准、课程内容、考试方式、学生待遇，以及奖惩办法等，作为办学和规范学员行动指南。《学规》开宗明义：第一条强调：“武备学堂为造就将材而设”。要求“诸生来堂肄业，于战阵攻守之法，宜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第五条规定：“有勇宜进以知方。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于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澈，感发忠义之心。”第十条规定：“洋教习不能为一人指授。该生一日不到，即少一日之课程，倘有托病及借故不到者，记过一次。”《学规》对学生的纪律要求严格：第二十九条规定：“功课毕后，各归卧室。就枕尚早，即温习日间功课”，“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律不准偷看。”对违纪现象予以处罚：第四十一条规定：“学生底饷，均解由本堂发给，如有犯规，应酌罚底饷。”^[13]从《学规》内容分析，武备学堂有章可循，办学目的明确；接着又招募青年学生，使学员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加以西学中用的实践，学堂进入长足发展新时期。北洋武备学堂在规章与教育模式方面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在学员编制与科目设置上，完全仿照德国陆军推行规整的军事编制。学堂全盛时期，每期招生500人左右，全体学员编为4个大队，每大队126人。大队内分3大排，一个排42人；排内再分3小排，每小排14人。每大队各有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1名，每大排有大排长1名，每小排有小排长1名。到1887年添置操马30匹，所设科目齐全，共编为步、马、炮、工、辎5科，每科100人。^[14]另有18人，学习氢气球及修械。氢气球的球体下悬一大竹斗，斗内可坐5人。每年秋季天气晴朗时，在学堂附近演放一二次，每次升空约在天上停留24小时，用于训练观察地面目标的方法。由于“油绸太薄，罅漏甚多”，“每次演放已虞或炸裂”，随时粘补。在学员管理方面，设置总队长1人，管辖4个大队，由监督兼任。设置课程有：1.军事课目，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图上战术、战略学、孙子兵法、管子兵法、沟垒学、弹道学、军制学、野外勤务、步兵操典、气球学等；2.文化课程，国文、算术、几何、三角、代数、地理、中外历史、政治学、格致等，风气渐开。

教学器材方面：采用德国克虏伯炮厂出品的六生陆炮6门，老毛瑟独发步枪500支，六轮手枪50把，马刀100把，指挥刀50把。后来，采用北洋机器局（天津东局子）制造的毛瑟枪，弹头系铅丸，弹内用黑色火药；及制造的六生口径山炮，钢弹头，用棉花炸药。在校学员的饮食、书籍、纸笔、器具、实习用的武器弹药，均由学校负责。

学员统一着军装，夏黄卡其布、草帽、镀金铜帽章、铜钮、铜皮带扣、黄皮弹盒；冬黑呢衣裤、呢帽、黑羽缎高腰靴、黄皮背包、发辫垂在背包下面。逢星期日德国教习做礼拜，所以不授课，相沿休息。职员、学员大都渡河去紫竹林游览。(www.xing528.com)

当时中国从德国购置了大量的克虏伯后膛快炮及海岸要塞各种重炮，学堂对炮术的训练特别重视，注重实际演练与考核。据学员回忆与有关记载，学堂非常注重“学”与“术”的结合，刚入学的新兵注重基础训练、阵法操演，不同兵种配合等，同时学习德文。而随着年级的升高，所学也渐渐深入，慢慢有“天文、地理、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15]学堂教学层次分明，军事教学由德国教习负责，每日以德语授课，学生通过翻译听讲，再结合中文课本对照。每日上午半天，无论何科，均须进操场加入步操练习，一律由德国教习发口令(用华语)。学员隔三五日到军营一次，督率学生赴营演试枪炮阵式，建造台垒，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式等，使其学用结合。例如，学堂挑选28名学员，专赴旅顺炮台、水雷营实践，以检验所学军事知识的掌握情况。

同时，强调学员兼习经史，进行“忠义教育”，作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规范。对学生的奖励，主要采取授官的方式。学员还可参加科举乡试。届时，由李鸿章遴选，“文理清通者送总理衙门，听候考试录送，一体乡试，以资鼓励而广登进”。^[16]

学堂考勤制度严格，学生上课一日不到，即少一日课业，有托病或借故不到者，记过一次，并处以罚款。记过记录在案，对今后的任用有直接影响。学堂考试制度严格，每逢月考、季考，李鸿章或派司道大员前往监考，或亲往检验甄拔。通过考核，李鸿章认为：学员“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算化无不洞悉要领，于行军制胜之道颇有裨益”。^[17]李鸿章每两年上奏一次《武备学堂请奖折》，借资激励。对于优秀学员，推荐送往德国深造。1889年曾送段祺瑞、商德全、吴鼎元、滕毓藻、孔庆塘5名毕业生赴德国柏林军校留学，开中国军校生留学德国先河。1898年，由天津武备学堂幼年班选派王廷桢、张绍曾、蒋雁行、陆锦、李士锐、李泽均、贾宾卿、张鸿逵8人，为中国学生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始。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派回本营，量才任用；对不合格者，留学堂补学。

综上所述，李鸿章从学堂领导配备到选拔教师；从基础设施完善到后勤保障管理；从规章制度建立到学员编制及科目设置；从理论讲授到军营实践，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使武备学堂很快步入正规院校行列，成为后世中国各新军，及其操演兵法和制定纪律的典范。

五

李鸿章在唐山开平设立北洋武备学堂开平班；在威海卫军港设立随营武备学堂；在天津武备学堂开设铁路工程课程。

1894年底开始的胡燏棻编练新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都倚重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成功。在小站练兵走出的四位总统，有两位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们是冯国璋和曹锟，还有一位行使总统职权的段祺瑞，而督军中，出身北洋武备的就不计其数了。

1887年第一班学员毕业。由于正规军事教育周期长，无法解决各部队掌握新式武器的迫切需要，于是开设了各种短期培训班。首先，李鸿章在唐山位于开平北门外五里处的北山坡上设立了一个武备学堂开平班，学员数十人，其中有王士珍、吴佩孚等人。1889年，将开平武备学堂迁移到驻军重镇山海关，由王士珍充学堂学长，培养出卢永祥等毕业生。5月，军机大臣会同督办军务王大臣世铎等75人会奏，在“挑选教习，访求将领及专就水师武备学堂内选取兵弁”，是切中时势的办法，对豫储异日将才形成共识。学员“其优者或留堂作为帮教习，或回营转教员弁。数年以后，教学相长，观摩尽善，北洋各营必全晓西洋，近日行军制胜之方矣。”^[18]例如，优秀学员冯国璋，就是由总办荫昌选定留校担当教习的。后来，李鸿章又在威海卫军港设立一处随营武备学堂，调留德学生段祺瑞前去担任教习，负责讲授炮兵技术。

1890年，在李鸿章授意下，天津武备学堂开设铁路工程课程，聘请德国克虏伯公司铁路工程师包尔·格奥尔格担任学堂铁路工程总教习，聘请瞿思图任铁路教习。他们“来华讲求铁路”，“尽心指示，不劳烦，俾学生均能领会，颇著成效”，为此奖给二等第三宝星。

先进的军事教育也是一种新生事物，凡新生事物一定会遭遇到反对的。淮军将领对武备学堂学员就存有鄙视态度，他们多认为自己“功名自马上得之”，但是却得不到重用，颇有怨言。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现代军事不经过先进的军事教育是不能够胜任的，比如1893年，驻军芦台的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考察东三省边境及朝鲜，实地测绘军事防御设施地图，就带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冯国璋、张祖佑、鄢玉春等人随行，测绘完成了一部珍贵的地图史——《东游纪程》（包括卷一、卷二《日历》、卷三《图说》、卷四《东三省韩俄交界道里表》）^[19]，武备学员以其掌握的专业技能在军中崭露头角，对指挥中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稍后，李鸿章勘察黄河，又带武备学员多人前往，完成《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

另外，有更多武备学堂的学员随叶志超、聂士成等部赴朝鲜从军，直接参加了对倭寇的战斗。

1895年1月，胡燏棻受命编练新军，携汉纳根拜会李鸿章。10月，将马厂编练的定武军，移兵小站（位于天津东南约70里，又名新农镇）。在用人问题上，他认为：“惟武备学堂学生，虽所得各有浅深，究视未经学习者较有根底。是以臣此次练兵，凡遇武备学堂学生来营投效者，择其合格者量才录用。”^[20]并以武备学生何宗莲、吴金彪、田中玉等人替换那些不合格的营官。胡燏棻的做法表明，使用武备学生大势所趋，使他们较早地融入到晚清军事变革中，在编练清末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历史舞台。其继任者袁世凯，更是主动出击、大力网罗，特请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代为推荐军事教学人才，“学者闻风兴起，在事者奋勉图功。于储才固之道，裨益匪浅。”^[21]相继有130多名武备学堂毕业生参与小站练兵活动，上自总办、会办、帮办、统带、提调；下至教习、秘书、领官、队官、行军队督操官等，都由武备学生担任。例如，王士珍任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任工程营管带、德文学堂监督。段祺瑞任炮兵统带，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冯国璋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兵学堂监督，后升至总办。在北洋六镇的成军过程中，武备学堂学生逐渐成为核心力量，并活跃在军事舞台，涌现出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张绍曾、何宗莲、靳云鹏、李纯、陈光远、王占元、段芝贵、陆建章、田中玉、李长泰、鲍贵卿、阮忠枢、吴佩孚、卢永祥、蒋雁行、王怀庆、商德全、阎相文、王占元、张怀芝、王汝贤、雷震春、王德芳等一大批著名将领、政治家及风云人物，在近代中华大地上导演出一幕幕历史活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李鸿章的新军事变革，对中国军事史产生深远影响。为新式陆军的出现做了理论思考与人才方面的重要准备，应该说袁世凯小站练兵是李鸿章军事变革的继承与发展。

【注释】

[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594页。

[2]《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五十二》，《奏派德员翻译片》，1991页。

[3]《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五十四》，《周盛传请恤折》，2064至2066页。

[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周武庄公遗书》，620至621页。

[5]《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五十三》，《协设武备学堂折》，2036至2038页。

[6]《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六十三》，《海防用款立案折》，2369至2371页。

[7]《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五十五》，《杨宗濂总理武备学堂片》，2114至2115页。

[8]《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五十二》，《奏派德员翻译片》，1991页。

[9]《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五十九》，《奏留联芳片》，2225至2226页。

[10]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420页。

[11]《李鸿章全集》（7），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二十》，《复许竹筠星使》，3863页。

[12]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498页。

[13]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501至502页。

[14]《李鸿章全集》（5），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六十三》，《海防用款立案折》，2594至2604页。

[15]《民国军校校史馆》，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胡宝华。

[16]《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六十》，《学堂人员请一体乡试片》，2256至2257页。

[17]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497页。

[18]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495页。

[19]田胜武、田艳华著《冯国璋全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28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二辑），中华书局1978年5月，14页。

[21]《李鸿章全集》（5），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七十四》，《武备学堂请奖折》，2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