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75年10月，李鸿章思考着如何敲开前往欧洲留学的大门，于是他安排了一批武弁留学德国，其实是投石问路。
未雨绸缪，李鸿章对海军将才的培养早有关注。他认为向西方学习，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请进来，请洋教习到中国来，教授西方技艺，但有局限性，很难突破教习内容而有所创新；二是走出去，让中国人置身于西方世界中，亲自体会，学真功夫，掌握精髓，回国后学以致用，建立起自己的海军舰队和船舶制造企业。
1875年10月，李鸿章在安排上海预备学校送走第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后，便思考着如何敲开前往欧洲留学的大门，于是他选送武弁留学德国以投石问路。
虽然，早在1873年左宗棠、沈葆桢就提出：从福建船政学堂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底”的学生20余人，送往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学习制造水雷后膛螺丝开花大炮，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但由于发生日侵台湾与“云南事件”，以及筹款艰难，迟迟难行。1874年春，李鸿章就留学事宜会见日意格，并向日意格保证留欧教育一定会组织起来，而当下重点是解决好台湾问题。1875年9月，挚友丁日昌出任了船政大臣，迭次函商，“以前后堂学生内，颇多究心测算造驶之人，亟应遣令出洋肄业，以期精益求精，不致半途而废”。李鸿章在分析留美幼童与武弁留德经验的基础上，指示丁忧在家的李凤苞抓紧撰写留洋章程，推进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启程。李凤苞（1834—1887），字丹崖，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曾捐资为道员，受命办理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兼任两局编译，翻译《克虏伯炮说》《营垒图说》等科学技术书籍。爱好历算，精于测绘，其才干深为李鸿章赏识。
第二年5月，李鸿章把李凤苞、日意格（法国人，受聘于福建船政正监督。1875年曾带领五名学生游学欧洲）叫到天津，修改、补充选派学生出洋章程。还带他们亲往烟台，登上英法军舰阅操，“借以考究其利钝。英法各舰制法绝精，而驾驶操练，英尤灵捷严整”，加强他们对“出洋学习造驶之举，实为中国海防人才根本，诚如钧示未可缓图”深刻的认识，可见其远谋深虑。[1]10月，李鸿章上《议选员管带学生分赴各国学习折》，推荐留学监督人选，表示说：“日意格久襄船政，条理熟悉，心地亦尚忠恳；李凤苞究心洋务，才识精明，志趣亦甚远大；该二员和衷共济，此事可期有成。”
对于李鸿章派遣留学生赴欧洲的尝试，总理衙门并不热心，“叠致总署，概置不理”。李鸿章不灰心，逆流而进，他通过英使威妥玛沟通协商，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与驻英公使郭嵩焘函商协助办理；并会见法国公使白来尼，白表示：“自必乐为帮助，”主要由日意格负责办理安排；派出人员精简为30人，20万元经费由闽省额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内酌提动用。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于1877年1月，会同沈葆桢等上《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提出：“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学堂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学堂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材，储备海防之用。至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2]并附有《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恭呈圣览，仰恳饬下总理衙门核准实施”。最终获得皇帝谕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明信片上的天津水雷学堂
1877年3月，李凤苞、日意格率领福建船政堂学生30人，以及随行人员3人从上海出发，乘坐木厂济安轮，经香港，奔赴英国、法国。其中严宗光（严复）、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等6人考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驾驶理法，这是最早进入欧洲军事学院读书的中国官学生；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等6人，分别在孛来克林、荻芬司、上爱勤考特、上伯里洛芬等军舰，讲求枪炮、水雷及行军布阵之法；翻译罗丰禄入三琴士官学校学习气学、化学及格致学问，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第一批将校来源。在法国，魏瀚、陈兆翱、郑清廉、陈林璋等考入削浦官学；梁炳年、吴德章、杨廉臣、李守田、林恰游等入多郎官厂、池真铨、张金生、林庆升、林日章等入科鲁苏民厂，学习制造理法；罗臻禄入汕答佃学堂专习矿务，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造船工程师和矿产工程师。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入政治学院，专习交涉律例。艺徒陈可会、刘懋勋、裘国安、郭瑞珪，或入腊县船厂，或入马赛铸铁厂，或入马赛木模厂，学习制造技艺，非常重视实作。日意格在巴黎设立留学总部，管理留学生事务。
留学生学成如期回华，使李鸿章看到希望，上书朝廷奏请奖励，不但奖励船政学堂游历英法学生以及出力人员，还为英法两国教导肄业生出力人员请五品军功并颁发錾金赏牌。“其驾驶学生出色者，则有刘步蟾、林泰曾等；制造学生出色者，则有魏瀚、陈兆翱等，经臣等量材器使，或派管驾蚊船、快船，或在船政差遣及派往外洋为铁甲舰监工，其余亦分任要务，各效所长。”并提出：“育才之要，宜使迭出不穷；日薪之功，不可一得而自画。”[3]上《奏续选闽厂学生出洋游学折》，推动派出第二批留英法学生。接着，又派出第三批留英法学生，其中北洋水师学堂选送10人，从此风气大开。
李鸿章认为：“至兵船将才，甫经创办，尤最难得。”“闽厂驾驶、管轮学堂之设，用意极为深远，嗣又派出洋肄业，令南北各船之管驾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等造诣皆有可观。但资浅年轻，未经战事，尚未敢信其能当一面。然而将来水师人才，必当于此辈求之。”[4]
二
1876年（光绪二年）4月，李鸿章在天津机械局东局成立了天津电气水雷学堂。
1881年（光绪七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建船坞，设水雷营、随营水雷学堂。
1881年中国最早的两艘鱼雷艇，在天津大沽船坞组装成功。大沽炮台鱼雷部（队）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鱼雷艇部队。
李鸿章在大力修筑大沽炮台、北塘炮台、新城的同时，对水雷的研发产生极大兴趣，认为是“河防利器”。在接管崇厚所办天津机械局后，即命“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皆以含芳董其役”，独领洋务之先。
刘含芳（1840—1898），字芗林，安徽省贵池县人。通晓法文，官至署理津海关道、后赠内阁学士，是洋务自强运动的骨干人物。同治初年，追随李鸿章淮军东征，在攻克苏州战斗中，主要负责司运粮草军械，保大军无虞。并随征剿捻军，因功授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员。随李鸿章至津，在天津机械局十四载，“得西洋利器，省览机括，久之悉通其意”。
水雷由中国人发明，它是指放置于水中针对舰艇或潜艇的爆炸装置，早在明朝戚继光、俞大猷在江浙沿海抗击倭寇入侵时就已使用。成化年间（1558年）唐顺之编纂《武编》一书，详细记载了一种“水底雷”的构造和布设方法。后来（1590年），又发明了漂雷──以燃香为定时引信的“水底龙王炮”。刘含芳在机械局设立电气水雷局，按图索骥，尝试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研制各种水雷。
随着水雷生产数量的增加，迫切急需一批研制和使用水雷的专门人才。光绪二年（1876年）4月，李鸿章专门成立了天津电气水雷学堂。最初有学员20名，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分为两个班。课程为：英语、水雷专业技术，兼学电报。并建有可容纳40名学员及11名教师的住宿楼，以及生产操作室。据英国海军军官寿尔在《田凫号航行记》中记载：在东局大规模的机械工场后边“还有一所鱼雷学堂。学堂的每一个部门有一个欧洲人主持。中国军官在这里学习各种鱼雷的原理及实际应用，以及安放与发射鱼雷的最新方法。这里收集了各种标本——多半是雾落威池皇家工程公司所采用的鱼雷、辛加的接触爆破鱼雷、雅培尔鱼雷等。请教、实验及练习用的仪器，全部是泰晤士河上一家有名的电工公司供应的”。[5]学员通过学习对鱼雷原理的知识掌握充足，常常安置并发射小型鱼雷。学员毕业后，或留校，或派赴大沽、北塘海口，负责水雷与电报事宜。电气水雷学堂实行产学结合，能够仿制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雷，包括重约500磅的触雷、1000磅的沉雷和150磅到700磅之间的撞雷，在沿海水域试爆，效果良好。1878年制成大小水雷46颗。第二年制成40磅至1000磅水雷149颗，在而后的两年中又制成大小水雷651颗。鱼雷学堂开创了近代中国海军职业技术教育先河。
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在大沽口建船坞，调留英官学生罗丰禄担任总办。9月，大沽设水雷营、水雷学堂。大沽水雷营由汉纳根、满宜士等人任教习。留英官学生黄建勋充任管带。“创设雷营时先期考取管带官二员饬令随同大沽协副将挑选雷兵水勇”，其条件是水性好、驾驭舟船灵活，勇敢而强壮。“水雷营为防海口利器，每日操演两次，或在港内，或在港外，或驾舢板，或驾轮艇，更有风雨晦海、潮去涛来之候，兼须练习夜操，以备有事时使敌无可乘之隙。大沽港面辽阔，该营分驻南北两岸。”各由一名管带、帮带负责训练，很快就形成了战斗力。这一年，留美幼童蔡廷干、丁吉崇等七人归国分在水雷学堂。随着从德国购进的“乾一”、“乾二”两艘鱼雷艇在大沽船坞成功安装，驾驭新式舰船，掌握鱼雷技术，成为当务之急。
刘含芳利用水雷学堂平台，充分发挥留美幼童的作用，比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官学生们就“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突破难关熟练地掌握了新式鱼雷艇实用技术，并投入保卫津沽海口行列。接着，大沽炮台鱼雷部（队）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鱼雷艇部队。《清史稿·海防》中记载说：“大沽、北塘炮台下埋伏水雷，大沽口内设拦河木筏”，“大沽南北岸炮台大小共数十座，辅以水雷铁舰，沿岸以陆军驻守”，使海河口晏然二十余载。
三
为了培养急需的海军各类技术专业人才，一座培养海军专门人才的学校——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成立。
1880年8月22日，李鸿章在《筹办天津水师学堂片》中指出：“中国驾驶兵轮船学堂，创自福建船政。北洋前购蚊子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且南北水土异宜，亦须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北洋现筹添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臣于去年十月，奏明拟设练船，选募北省丁壮素谙风涛者，上船练习；尤必以学堂为根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6]请设立水师学堂，源源不断地为组建北洋海军培养、输送人才。
光绪皇帝批示：“旨著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于是选址，照福州船政学堂兴工修建，李鸿章聘请因病离任的福州船政大臣吴赞诚为督办，并调英国皇家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毕业的严复担任正教习。学堂于1881年8月落成。它坐落在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天津机器局（东局，今河东区东局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之旁，“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由于督办吴赞诚身体欠佳，许多实际事务由严复承担。同时，任命吴仲翔为北洋水师学堂第一任总办。
严复（1854—1921），字右陵，福建侯官人。入仕后，名复，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严复以都司赏加参将衔出任北洋水师学堂正教习，参与组织制定《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并亲自到福州招收学员、负责制定课程安排，除讲授课程外，还给学生演训外国水师操法，并接受委托与母校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联系、推荐练船正洋教习人选，相继聘有洋员：霍克尔、希尔顿、麦赖斯等人到校任教。1889年升任学堂会办。次年，任总办，加叙海军副将，成为中国军事教育和思想界的著名人物。
北洋水师学堂招收自13岁以上、17岁以下，读过两三经，“能作小讲半篇或全篇者”入学。招生中出现名额未足，李鸿章特以本人名誉发布告示，表示“北洋轮船陆续增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不但提高津贴由月一两银增加到四两，还许愿说“此间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7]因此，严复赴粤招募新生。学堂学制5年，先设驾驶学堂，第一批学员60名。1881年留美幼童回国，有沈寿昌、王凤喈、陈金揆、黄祖莲、邝国光、李桂攀、唐荣浩、梁诚、吴敬荣、曹嘉祥、张康仁、容星桥、李恩富13人分配在水师学堂读书，后来许多人成为船舰上的骨干力量。管轮学堂是1882年4月，由鱼雷学堂改组而成。驾驶、管轮学堂均以英文为主科。前4年在校学习。开设的课程有地理、代数、几何、水学、热学、天文学、气候学、绘图、测量及枪炮操演、鱼雷、机械仪器使用等。每星期两天学习中文经籍，目的是“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沦其灵明，即以培养其根本”。在严复的建议下，校内建有观星台一座，备为学员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最后一年上练船实习。
李鸿章对培养海军人才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延西员教习学生，为培养根基，实目前万不得已之计。”至1884年学堂所“招集幼童，朝夕讲肄。今秋可选其尤者，上练船操习一二年，仍须遣令出洋，赴大学堂、大兵船随队观摩，以求精进。凡学生自入堂、上船、出洋，培养磨炼必须十余年，拨十或可得五，再充兵船头目，荐升管驾、统领，庶与西人技能相颉颃，其成材固若斯之难也”。[8](www.xing528.com)
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上舰出洋
1883年夏，天津水师学堂开始筹备练船事宜，指派“威远”为练船，管带林颖启，并制定了《北洋水师练船章程》。练船设洋教习四员，由正教习，领袖全船，讲授凡为兵船船主一切应知应能之事，号召部署攻战守御之方，驾驶积算御风应变之术等。教习内有分工：枪炮教习，凡枪炮、水雷、鱼雷并随时新出军械理法原委及施放沈伏攻守避御诸事等；帆缆教习，凡御风操纵，临敌准备，升降攀跻，修治诸法等；测算教习，凡算法格致，天文风雨，测绘诸学及各国水战胜负之由，皆其所应课。练船出洋巡练前后为五次，周历国内外大洋及港口，经风雨见世面。练船在津沽由总办照料；出海操巡，归水师统领调遣。学堂与练船一切用项，均由海防经费内核实开支。
学员毕业后分往北洋海军任职，优秀者选派赴外国同类学堂留学深造。李鸿章称：“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学堂开办二十载，共培养六届毕业生，计210人。造就有谢葆璋、伍光建、王韶廉、郑汝成、陈金揆、黄祖莲、沈寿昌、曾兆麟、饶怀文、黎元洪、张伯苓等杰出人才，成为中国培养近代海军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
四
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
1881年李鸿章为总督医院开业庆典所撰对联。
随着北洋水师的创立、军舰与人数不断增加，为解决广大水师官兵病患问题，在旅顺口、威海卫分别设立养病院。为满足北洋水师各军舰配备医官的需要，培养更多驻舰医官，以满足广大官兵医治病患需求，李鸿章决定将天津定位为施医总医院。其职能为举办西学堂、药材储备处、办比旅顺、威海水平高的施医院，将旅顺口、威海卫难以治疗的伤兵员送天津医治，以解基层后顾之忧。同时，接待“海军各营、舰及各炮台营弁内外各症，随时诊治有效，遇有四方贫民求诊，亦酌给药方”。
1893年6月，李鸿章拟《奏医院创立学堂折》，奏请新设西医学堂。挑选生徒分班肄业，俾学成后，派赴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尤为北洋各医院之根本。并拨款8300两银子，委派法国军医梅尼在原“医学馆”基础上创建北洋医学堂。当年12月落成，分三道院，房屋180间，学堂与医院皆为衙门式的古建筑，在一旁新建的北洋医院作为实习医院，并命名为北洋西医学堂。总医院门楼高大、黑漆大门，各悬横匾一块，由李鸿章分别题写“北洋医学堂”和“北洋医院”。另题写对联一副：“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后又陆续添建78间校舍，费用由海防经费中列支。
北洋医学堂的前身为施医院的医学馆，创立于1881年。当时，美国前驻天津署理领事毕德格、在津行医的英国教会医生马根济向李鸿章建议设立医学馆，招收回国的留美幼童。李鸿章批示同意，强调三年学有成效，仿造西国定章，核给考取官凭，以便分派军营战舰委用。由于幼童熟练使用英语，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和伦理。
马根济（1850—1888）（中译约翰·肯尼思·麦肯齐），英国苏格兰雅茅斯人。1874年马根济毕业于布雷斯顿医学院，在爱丁堡医学院取得皇家外科医学院医师和皇家内科医学院医师资格。并入英国伦敦皇家眼科医院深造。1875年4月来华。1879年3月，伦敦会调他到天津，进入教会在紫竹林开办的、濒临倒闭的“基督教伦敦会施诊所”工作。
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姨太太莫氏患病，用传统中医无法治愈。李鸿章遂延请伦敦会施医院马根济和卫理公会驻北京的加拿大女医师郝尔德诊疗。他们采用“手摇电机诊治法”，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莫氏的病就痊愈了。从此，李鸿章对西医笃信不移。接着，马根济又做了三例手术：两例是肿瘤切除手术；一例是兔唇修复手术，大获成功，影响日隆。
马根济给李鸿章写信，希望得到支持与资助。李鸿章立刻做出反应，不但“凡局之经费，皆中堂之仁施”，还选址在三岔口河北大王庙（原曾公祠西侧）建总督施医院一座。委任马根济负责主管其事，并提供马车、配备专门马夫接送（马根济旧居在大沽路75号），医诊舍药免费救治病人。还拨曾公祠一套四合院专门接待女性患者就医。大王庙西医院是近代天津开办西医院的源头。
1880年，马根济医生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拨给的银子2000两；又得到轮船招商局总办朱其昂捐赠紫竹林后海大道旁一块地皮，于是建立了一所“施医养病院”，俗称“马大夫医院”（今天津市和平区大沽路75号，该地曾发现《新建养病院碑记》），英文译为“总督医院”。设有挂号房、司账房、诊脉、割症房（手术室）、养病房等，设施一应俱全。
医学馆又称“总督医院附医学校”，1881年应运而生。馆内招收学生分甲、乙两种。甲种学制4年，乙种学制3年。医学馆的课程设置有化学、生物、物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和药物学，教学内容集中在生理、解剖、化学、外科和药物学。教学以实用性为主，以中国社会流行且中医较难医治的疾病为教学重点，临床教学集中在皮肤科、眼科及儿科。该校照中式房屋添建五六间，以作学生宿舍。师生“同居一院，朝夕可以照应”。
驻天津英美海军中的外科医生英国人鲍德均、伊尔文等担任教习。实习医院则为总督医院。第一届招收8名学员，以后每届招4人，并拟定预算，办学费用全部由从海防支应局拨给，这是中国举办西医教育的肇始。当年12月15日开学，录取留美幼童林联辉、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唐国安（后徐华清替补唐的名额）、刘玉麟等8人，跟随马根济大夫等人攻习西医。
学生每年要经过3次考试，主考人为1名与医学馆没有关系的西医担任，监考人则为李鸿章、津海关道台和一名由李鸿章指定的会讲英语的地方官员。1885年毕业时，林联辉等六人授予九品文官，领五品或六品衔。其中，以林联辉成绩最优，第二名是徐华清，他们两位被留校担任助教，协助马根济院长。其余毕业生分派海军军舰或武备学堂及陆军部队任职。
新成立的北洋医学堂，在课程设置上，按照西方学校标准。副医官林联辉与正医官伊尔文共同制定了《北洋西医学堂学规》，规定学堂学生增加至20名，分为头、二两班，升降得宜。头班从上海、香港洋文学堂挑选，学制4年；二班从紫竹林中西学堂及武备幼学堂挑选。“所选头、二班学生分习洋文、医理、讲贯、编摩，均能领悟。”《学规》强调“珍惜生命”，以利己济人为要，孜孜不倦、造诣有成。课程、日行、考试都有严格规定。特别是解剖课成为众多医学史著作盛赞北洋医学堂的成就之一。1893年，林联辉出任第一任院长。天津税务署医官欧士敦充任监督兼总教习，负责一般医学事宜。学校有三名中国医生、两名外国医生。
林联辉（1861—1901），字俪堂，广东南海人。15岁时与弟林联盛一同考取上海幼童留学预备学校。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与梁诚、周长龄一同考入麻省安道渥的菲利普学校读书。回国后，以医学馆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李鸿章上奏朝廷，特准林联辉“请加六品衔”。马根济院长辞世后，林联辉成为总督医学馆最高职位的中国医官。根据《北洋医学堂学院》记载：该院的人士制度、学生名额、教师薪金、学堂开支、学生管理、功课规则、学生作息、考试规章等，十分翔实，反映出林联辉的治学与教育设计理念。1901年，林联辉救死扶伤，以身殉职，终年40岁。
1900年因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洋医学堂被迫关闭。民国后复校，更名为“天津海军医学校”。前后共存在37年，培养16届218名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医学堂是中国最早培养军事医学专门人才学校，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注释】
[1]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913至914页。
[2]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916页。
[3]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935页。
[4]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411页。
[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396页。
[6]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433页。
[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360页。
[8]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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