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抵达美国纽约的大清巡洋舰海圻号
一
中国建立海军的建议，居然是一个外国人提出来的。
中国第一支海军，是阿斯本舰队，但是却被李鸿章解散了，这里面有哪些无奈，哪些苦衷？1862年底，希望拥有一支自己的近代化舰队的努力宣告失败。
清政府希望有一支自己的海军舰队的愿望，可追溯到1861年7月7日，恭亲王奕向咸丰皇帝奏报赫德提供了建立海军的建议。他在奏折中说：“兵贵神速、不容迟缓。”当天，咸丰皇帝即颁谕：“如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贼必能得利，”同意“速购”。赫德还为清政府制定了一份诱人的时间表：从当年年底派人订购船只，到第二年9月，船舰即可全部到华，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到1863年4月即可投入长江作战。6日内可抵达太平天国“首都”，一天即可攻破南京城。
咸丰皇帝圣谕命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迅速筹款购船。因发生“祺祥政变”，购船事宜被搁置，直到1862年2月，再次启动。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广州与赫德商定，由赫德代理向英国购买中型兵船3艘，小型兵船4艘，以及船上所需火炮弹药。3月14日，赫德写信给回英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委托他就近代为办理。李泰国（1833—1898），英国人。其父为英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李随父来到中国，其父希望把他培养成“中国通”。李泰国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1859年，两江总督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内定李泰国为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看到太平军的势力日壮，“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遂称病辞谢，回英国休养。他收到赫德委托的信函，6月16日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递交呈文，请英国政府批准他为大清帝国在英办理购买军舰、招募海军官兵，成立一支“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的计划。并选定一名叫舍纳德·阿思本的英军海军上校作为未来舰队的司令。7月8日，英国外交部正式致函海军部，要求允许阿思本“担任中国政府军事职务”，发给许可状。第二天，海军部通知了阿思本，还批准了几名少校军官。
8月30日，英国政府颁布一道特别法令，授权李泰国和阿思本为中国政府组建海军舰队，允许招募和雇佣大英帝国臣民。9月，李泰国从英国皇家海军购买下8艘退役舰只，招募官兵600余人，组成舰队。李泰国和阿思本参照英国海军章程，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程》。按章程规定：凡捕获船只、财货，三分之一归清政府，其余归舰船人员分配。第二年4月4日，由“中国”号、“江苏”号、“北京”号、“广东”号、“厦门”号、“天津”号、“遐荒”号、“巴拉莱特”号6艘驱逐舰、1艘炮艇、1艘供应船组建的阿思本舰队，从英国利物浦港启锚，驶向中国。5月，李泰国从伦敦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找李鸿章要钱，并夸大购买舰队的费用，企图冒领。
李鸿章对李泰国在英国的所作所为并不了解，他初到上海立足未稳，非常希望有所助力，对赫德建议颇感兴趣。就“所购外洋船舰一事”，把赫德介绍给曾国藩“面与规画”，[1]很想把新成立的舰队为己所用。可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另有打算，他一方面拟拆开舰队，一分为二，北洋、南洋各半。酌分数舰，驶赶天津，以备北洋防守之用；另一方面尽量不让曾国藩、李鸿章得益过多，借重洋员，宁付客卿、不给家臣。这个计划，立马得到皇帝、两宫太后的同意。李泰国到达北京后，即与恭亲王奕签订了《轮船章程五条》。虽然政府得到战争中规定的统帅权，但实际指挥权出让给李泰国。同时，为了平衡又令李鸿章“节制调遣”。李鸿章、曾国藩等信以为真，摩拳擦掌，不但训练兵勇准备上船，还推荐蔡国祥为统带。
然而事态的发展，李泰国盛气凌人；恭亲王另有预谋，使得李鸿章认识到所谓委以重任，不过是“掩耳盗铃”，他更担心“中国兵将上船学习，终不免受其鱼肉”。[2]李鸿章与曾国藩信函往来，逐渐统一思想。随着，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拿下南京指日可待，根本不希望再有一个阿斯本舰队前来染指、抢功。7月，李泰国带船一只到上海，见“无可胁制，兴尽而返”。他没有见李鸿章，便怏怏返回北京。在这场游戏中，李鸿章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百余万已付东流，但能见机退回，似亦幸事”。[3]阿斯本舰队抵达上海，每月索关饷三万，李鸿章已看透这只舰队“将来只有分拨各处巡洋，然亦不可专恃”。[4]
10月，阿斯本舰队抵达天津。恭亲王奕非常想控制这支舰队，两宫太后也希望由奕掌管，甚至还内定三口大臣崇厚充当舰队总统。李泰国在上海没有拿到银子，竟然出尔反尔与总理衙门摊牌，提出他与阿斯本订立合同十三条，内容包括：订造8艘舰只共支出银子107万两；招募英国海军官兵600余人，议定以4年为期，组建的是中英联合舰队。10月15日，阿思本向奕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如果不同意《十三条》各项规定，他拒绝从事任何活动；如果在48小时内，收不到他所希望的答复，就解散这支舰队。消息传出，朝廷内外一片舆论哗然。
盛怒之下，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附陈密片，提出驶到天津的七艘军舰全部退货的主张；曾国藩也倡议各国公使助力。英国提督伯郎等闻讯，赴苏州当面指责李鸿章。李表示：“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5]11月16日，在权衡利弊后，清政府痛下决心解除合约，了结了“撤退阿思本舰队”一案。并“限令李泰国四月内将各关税务与赫德交代”。李鸿章称这一处理是“执政刚断为近来第一快事”。[6]23日，阿思本上校带领被遣散的舰队驶回英国，在伦敦拍卖。清政府前后耗时两年，总共损失382000两，希望拥有一支自己的近代化舰队的努力宣告失败。在指挥权归属上双方分歧严重，也就说大清出资豢养一支由英国人掌握的舰队，这种分歧导致阿思本舰队解散，而操练的大清水师官兵被安置在金陵机械局。李鸿章是与李泰国、阿思本打交道最多的人，从中悟出许多道理与经验。
二
创建海军第一步，购买军舰。
1875年，李鸿章奉朝廷之命开始购买军舰。
1876年5月15日，由福建船政局所造第一号铁助船“威远”号顺利下水。
1878年，李鸿章又通过赫德、金登干等人从阿摩士庄船厂订购了四只炮船，规模与前三十八吨之炮船“大致相同”，定名为“镇北”、“镇南”、“镇东”、“镇西”，以及蚊子船（十八吨之炮船）八艘，相继抵达天津。
1874年，咸丰进士周家楣上《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提出练兵、备船、简器、设厂、筹饷等五条建议。10月，日军借故到台湾滋事，而我军事力量空虚。李鸿章、沈葆桢致函总理衙门，说今天才开始谈武备，已经太迟了；但是如果今天还不加紧武备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些议论引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度关注，于是转发周家楣《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饬请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奏复，“总期实备精求，务臻有济，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7]接着，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上奏，皇帝朱批“该衙门议奏。单并发，钦此”。对上述专题，各大臣纷纷发表政见。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
李鸿章在奏折中系统说明了以陆地为主的设防方针，主张购买328门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布防天津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11月6日，谕令李鸿章等筹议海防、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等事宜。12月6日，谕令李鸿章等筹款购办铁甲船、水炮台等。第二年5月30日，光绪皇帝谕旨：“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8]
1875年，李鸿章奉朝廷之命购买军舰，并与各地军政要员们商量：如何购买军舰，怎样建造船坞。争论集中在：一是在尚未建好船坞之前，不能订购铁甲船；二是对铁甲船保卫海疆的作用存有某些疑虑；三是不能买太大的铁甲船，其尺寸要以能进入福州和上海船坞修理为准；四是既然中国没有大船坞，就不要引进什么大军舰。
而李鸿章则认为：“查西洋兵舰行于海面攻取者有三种：一、铁甲船，形式大小不等，铁甲厚薄不等，船首冲锋有无不等；二、快船，或配铁木，或用钢壳，专取行驶快速，能迫击敌船而为敌船所不及；三、水雷船，吃水虽浅，或带在大船上，或隐于大船后，冲击最宜。至于木壳轮船，如闽沪各厂所制者，系西洋旧式，只可作无事巡防，有事时载兵运粮之用，实不宜与洋面交仗。蚊子船则为守港利器”，“炮位较大，在浅水处亦能轰坏铁甲也。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舰数艘游弋大洋，始足以庇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9]伴随着购买军舰，这种争论前后多达五年。
根据当时的财力，李鸿章选择“欲能坏铁甲船之炮必愈大愈利”，“炮能及远乃易设法迎敌”的军舰，他通过赫德从英国购买了最早的几只炮舰。1875年4月，总税务司赫德抵津与李鸿章协商购船事宜，制定了《与赫总税司议定购办船炮章程》。分别于5月、10月，通过在总税务司公馆帮办公务十年已回国的金登干（临时充领事）代理与阿摩士庄船厂订立合同，购办轮船四只，其中载三十八吨之炮船两只；载二十六吨半之炮船两只，用银55万两。四艘炮船先后抵津，经过验收，定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从福建后学堂配备人员、经过修整，筹派分驻大沽、北塘两海口，与“陆营炮台将领互相联络，考究炮法”。[10]
1876年5月15日，国产由福建船政局所造第一号铁助船“威远”号顺利下水。1878年，李鸿章又通过赫德、金登干等人从阿摩士庄船厂订购了四只炮船，规模与前三十八吨之炮船“大致相同”，定名为“镇北”、“镇南”、“镇东”、“镇西”，以及蚊子船（十八吨之炮船）八艘，相继抵达天津。每艘留洋教习三人，命令“飞霆”等四艘管带邓世昌暂行监管接受事宜。舰队有了初步规模，亦能调派炮舰去南方游弋驻防了。
购买的军舰不断回国，李鸿章开始考察谋划将才人选，他奏调记名提督丁汝昌，说他“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平日于兵船纪律尚能虚心考求”。“颇有领会，平日藉与中西各员联络研究，熟练风涛，临事或收指臂之助。”“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以资造就”，获得恩准。丁汝昌（1836—1895），安徽庐江县人。幼家贫、失学，外出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在豆腐店学徒。1854年投奔太平军，随程学启归附湘军。在攻打安庆时出生入死。战后，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1862年，随李鸿章赴上海。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英勇，被李鸿章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丁被委办理后勤，升为副将。因与捻军作战有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陕甘总督左宗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在指挥收复新疆战事时，奏请调丁甘肃差遣。时丁“伤病复发”，李鸿章以此为由，把丁汝昌留在天津，不久，补任天津镇总兵，为北洋海军储备了将才。
三
1879年李鸿章设海军营务处于天津，地理位置在天津水师营路（即今赤峰道）与大法国河坝（即今张自忠路）交口处，即紫竹林法国公廨旁，1883年6月建成。创建海军的筹备工作进入快车道。
1879年春，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大展拳脚购置军舰，筹备海军之际，遇到了一桩棘手也是头疼的事。赫德利用为清政府代购舰船、筹建海军的机会，企图觊觎海军兵权。他提出设立海防总署，并表示说：必须由他担任总海防司，才“始肯出力”，借此要挟清政府，并敦促亲信金登干，挑选舰长、训练士兵、检验船炮，企图掠取中国海防和新建海军的领导权。李鸿章感到问题棘手，百思无一良策，又感到此事关系重大，如错过纠正时机，当追悔莫及，遂陷入深思。于是想起智囊薛福成，便下达指令命薛“赶早北来”。
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县人。官宦家庭出身，父亲薛湘为进士，曾任湖南安福知县。薛福成咸丰年间考中秀才，苦研经世之学,长于思辨政论。1865年，曾国藩奉旨“剿捻”，招贤纳士。薛福成毛遂自荐，递《上曾侯相书》，提出“养人才”、“筹海防”等八项主张，曾“嘉赏不已”，列为幕宾，委事历练。1875年，载湉继大统，两宫太后颁发懿旨广开言路，薛福成上《应诏陈言疏》等，名震朝野，传诵一时。李鸿章读《应诏陈言疏》爱不释手，礼聘薛福成于麾下，司掌文案，参与机要，成为重要智囊。1877年春，薛母病逝，按例“丁忧”回籍守孝。薛福成接到指令，抵津后，看到总理衙门下达决定任命赫德兼任总海防司的公文。在基本上接受赫德计划、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总理衙门发函征求南、北洋大臣意见。李鸿章碍于牵涉职权范围（负责海防事务），理由不充分不便反对。
薛福成愤慨至极，强烈反对这一做法，6月23日撰《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凭借他在烟台谈判期间与赫德的工作接触，一针见血地指出：“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进一步分析利害说：一旦赫德把持总海防司，“借总理衙门之权，牵制南洋、北洋，复借南北洋海防之权，牵制总理衙门，南北洋不能难也，总理衙门不敢违也。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矣！”劝说李鸿章打消疑虑，表示“是在中堂力任之，与总理衙门密商之而已”。并献策说：“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还预见说：“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11]
李鸿章接到薛福成的上书，踌躇旬日，反复权衡利害得失，觉得有理而可行，遂择其要点致函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诸大臣接信后幡然醒悟，遂依计而行，正式函告赫德：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果不出所料，赫德不肯放弃经营多年的总税务司肥缺，知难而退，兼任总海防司一事只有作罢。《清史稿·赫德传》说：“总署尝拟请授总海防司，道员薛福成以其阴鸷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上书鸿章力争之，议始寝。”
当年12月26日，南洋大臣沈葆桢病逝，清政府下令“海军属李鸿章”。于是，李鸿章设海军营务处于天津，地理位置在天津水师营路（即今赤峰道）与大法国河坝（即今张自忠路）交口处，即紫竹林法国公廨旁，1883年6月建成，交付使用。“衙署宏深，堂庭轩敞，又有洋房两所，楼阁峥嵘，美轮美奂，殊耀外观，名之曰迎宾馆，以备各西官过津憩息，为授餐适馆之区。屋中一应器具，华丽整洁，皆选购西国精良之品，使人取携如意，可谓于柔远之道无微不至矣。”[12]马建忠担任总办；罗丰禄、严复、吕增祥、黄遵宪等人，供职于此。营务处负责接待到中国军舰服役的西方教习，筹划办理海军事宜，帮助起草《北洋海军章程》、考核水师学堂毕业生，以及相关的洋务活动，海军筹备进入快车道。
1881年从英国购买的快船“超勇”、“扬威”抵达大沽口。第二年夏天，从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雷艇四艘，其中两艘小鱼雷艇在瑞纳门海面航试，测试鱼雷和各种兵器，效果令人满意。该两艇系逐件拆解运回中国，在英国工程师葛兰德、安德森指导下，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大沽船坞组装成功，分别命名为“乾一”、“乾二”，成为中国最早的两艘鱼雷艇。由于鱼雷艇吨位较小，主要用于天津白河水域的近海防卫。11月2日，李鸿章上奏添练水师不容迟缓，并聘英国人琅威理为总查，实司训练，海军面貌为之一新。
四
10月12日，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任命醇亲王奕
总理海军事务。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和善庆为帮办；实权掌握在李鸿章手里，于是他决定首先扩充北洋海军。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又称北洋舰队）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宣告成立。
1884年3月，在李鸿章《为请设海军部兼筹海军事复总理衙门函》称：设立海军部，“硕画远谟，弥纶八表，领佩莫名。”5月17日，李鸿章奏添设大沽、北塘至山海关电线以速军报。9月，清政府授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11月5日，命北洋大臣拨兵船运兵、械援台。1885年1月21日，派记名提督聂士成率870名直隶防军乘英国商轮“威利”号赴台，权力与地位日益巩固。10月12日，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任命醇亲王奕
总理海军事务。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和善庆为帮办；实权掌握在李鸿章手里，遂决定首先扩充北洋海军。然而，虽海军属李鸿章、担任海军衙门会办，清政府并不放手。经费严重短缺一直困扰着海军的发展，各舰到津后仅给定、镇、济三舰发饷，其他无着落。为此，李鸿章发出“水师根本辅佐各项，均无款筹办。事事苟简，虽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鸿章束手无策，实不敢当此责任也”的感慨。[13]
1886年5月，总理海军事务的醇亲王奕
在李鸿章的陪同下，视察大沽船坞、旅顺口、威海卫，检阅各处炮台、水陆操演、机械局、武备、水师学堂，并将观察情形报告给光绪皇帝。皇帝谕旨“练兵先须选将，随军人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水师人才以管驾、管轮学堂为根本，海属扼要之论”。最高统治者才肯定了武备学堂、水师学堂在国家军事领域中的首要地位。
摆脱了赫德的束缚，从而改变依靠外国人购舰、隔山买牛的不正常现象，海军建设有了新发展。李鸿章通过李凤苞、曾纪泽购买铁甲舰。还在李凤苞出国时，李鸿章就叮嘱说，顺便“访查各国铁甲舰、蚊子船、浅水快船、水雷、矿师、枪炮各事，均甚精详”。李鸿章令其购买亨利马梯尼枪10000支，小试其本领。随后，举荐其担任驻德国公使，帮助北洋代购制造子弹的原料油漆、纸蜡、铜片等，他亲自赴留赢船厂视察订造鱼雷艇。1880年3月31日，李鸿章奏准购买两艘铁甲舰。李凤苞得知奥斯曼帝国欲出让两艘现成的铁甲舰，马上前去接洽，未果，遂转向欧洲订购。并奏调技术专家徐建寅前往欧洲协助订购，二人经认真考察、反复研究，最后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了两艘最新式的铁甲舰，舰上采用克虏伯火炮。铁甲舰的设计及技术均为当时最先进的，其吨位亦是远东第一，号称“远东第一舰”。还派刘步蟾、魏瀚等熟识海军者到德国船厂监工。两艘战舰由李鸿章亲自定名为“定远”、“镇远”。
1884年8月21日，从德国订购的“南琛”、“南端”两艘快船交付，抵达大沽。接着，向德国订造另一艘穹甲巡洋舰（穹面钢甲快船），即“济远”，于1885年8月完工，同年10月驶抵大沽口。与此同时，“定远”“镇远”抵达天津，定远升起龙旗，成为大清北洋舰队旗舰。
同年10月，驻英公使曾纪泽奉命订购巡洋舰并与正统阿姆斯特朗厂订立合同，订购建造的穹甲防护巡洋舰两艘。1887年7月9日、23日，“靖远”号和“致远”号分别竣工，顺利试航后，移交给中国。
1886年，清政府又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立造船合同，出资共86.5万两银，建造“经远”、“来远”两艘装甲巡洋舰。“经远”于1887年1月下水：“来远”于1887年3月下水。同年底交付，与在英国建造的“致远”、“靖远”等舰一同回国。
北洋通过多年的筹划与购买相继有定远、镇远、靖远、致远、经远，以及超勇、杨威、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镜、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舰船，初步形成了铁甲舰、快船、蚊子船、鱼雷艇相组合的舰队雏形。
为了协调港口与陆路设施建设，又成立水陆营务处。1887年4月，李鸿章派令周馥总理沿海水陆营务处，督饬旅顺造船坞、威海卫屯扎等事宜。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又称北洋舰队）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宣告成立，并颁布《北洋水师章程》。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共有军舰25艘，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官兵4000余人。并按国际标准，以长方式龙旗为国旗，悬挂在军舰上。北洋海军提督署衙门设在威海刘公岛，另在威海卫、旅顺口各建全军办公所一处。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统领全军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节制调遣。[14](www.xing528.com)
五
李鸿章的海防防线，从天津大沽一线推向旅顺、威海一线。
1880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又称海神庙船坞建成。
1881年，开始修建旅顺炮台群。
1887年，开始修建威海炮台群和北洋水师的海军基地。
随着购买的各类军舰相继交付使用，来到中国，修建船坞与大型军港的任务迫在眉睫。早在1875年4月，丁日昌携李凤苞进京面圣，途经天津专门拜会了直隶总督李鸿章。李凤苞向李鸿章纵论天下大事，建言：“关外旅顺一口，为京师、东北要害，宜早为备。”李认为上述意见极有道理，旋即委派他前往旅顺口勘察，准备以后辟为海军基地。接着，李凤苞不断向李鸿章提出建议：他提出：“既有铁甲，应同时并举四事：一为炮台庇护，一为船坞修理；其尤要者，一为快船，若铁甲无快船辅佐，则孤注而已；一为水雷，有行雷可以出奇，有伏雷可以堵守，而后铁甲不为快船所困。”[15]这些重要见解，李鸿章十分重视。
在天津塘沽的中国鱼雷部队
1880年1月，李鸿章特奏请光绪皇帝批准为水师在大沽海神庙建立大沽船坞。2月，李鸿章派天津海关道郑藻如与后补道许铃身会同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在大沽购地110市亩兴建船坞，正式命名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又称海神庙船坞。任命德璀琳为总办，初建厂房设备简陋，仅有席棚3座，活动机房8部。不久，从国外购进一些设备，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并委任罗丰禄为大沽船坞总办，聘请英国人葛兰德、安德森、斯德朗分别为船舶、轮机总管及收支委员。1885年，船坞有了打铁厂、锅炉厂、铸铁厂、模件厂，相续建立了甲、乙、丙、丁、戊、己6个船坞，最大的可容2000吨船只进坞修理，有工人600余名，工匠300余名，成为北洋海军舰队的第一个维修基地。大沽船坞不仅修船而且可以自己造船，1882—1890年，大沽船坞共造雷艇、挖泥船等15 艘。从1884年起，大沽船坞还承修海防工程。如修理大沽海口各营雷电炮械及电灯，承造炮台、炮洞、铁门等。船坞是我国第三所近代船舶修造厂，也是我国北方早期的近代军械制造厂。
1881年秋，李鸿章把目光投向辽东半岛，亲率周馥、马建忠、黄瑞兰等人抵达“狮子口”考察形势，两山对峙而成的宽约300米的出海口。最窄处91米的航道，每次只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在战略上易守难攻。因而得出狮子口据北洋要隘，京畿门户，“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盖咽喉要地，势在必争”的结论。11月，李鸿章将建港设坞的计划正式上报朝廷获准。1882年9月，组建工程局，委派直隶修补道员袁保龄担任工程局总办，聘任德国人汉纳根为顾问，建旅顺船坞。1883年1月11日，福建船政局自制新式快船“开济”号下水。1884年，东北地区第一条电报线全线竣工。袁保龄“百事创始，极形艰难”，挖浚浅滩，力任烦劳，“叠与提督宋庆、丁汝昌、司周馥，道员刘含芳等察看妥筹，次第兴作，”[16]修拦潮坝、建黄金炮台，竟积劳病故。至1888年，“致远”、“靖远”等巡洋舰交付中国，船坞尚未完工。
为了加快速度，李鸿章将船坞全部承包给法国人德威尼。同年，12月签订合同，主要工程项目有：修船石坞一座，坞外停泊军舰的石澳，四周条石砌岸，修船辅助工厂9座，大库5座，铁路轨线2700米，起重机架五座，设有屯煤所，沿岸用从山东长岛运来的紫色花岗岩石条修建了防浪堤，堤上有铸铁和花岗岩缆栓。至1890年9月全部竣工，共耗白银139.35万两。11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直隶按察史周馥等官员进行验收。9日，旅顺船坞（现名辽南船厂，今大连市旅顺口区港湾街58号）验收完毕即交付使用。并从河北、山东、天津、上海等地调往大批技术工人，至1894年工人总数已达3000余人。
在建船坞的同时，又修筑黄金山炮台。1886年，在旅顺西海岸修筑了威远炮台等保护船坞的海岸炮群。1889年后，修筑椅子山、案子山等3座陆路炮台，在椅子山东南修筑了松树山、二龙山等9座陆路炮台，配备大炮100门左右，其后又设立老铁山灯塔。经过十年扩大航道、疏浚港湾、填海、修筑炮台、建港池的经营，使旅顺口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军事要塞、五大军港之一。
威海卫是北洋水师的永久驻泊地，也是兴建最晚的。但设计建造比大沽、旅顺基地更为先进。从1887年至1890年相继共建成北帮（威海北岸）炮台3座（其中北山嘴、祭祀台炮台均为上下三层的大型炮台）；南帮（南岸）炮台3座，刘公岛炮台6座（东泓、南嘴、迎门洞、旗顶山、公所后、黄岛），日岛炮台1座。南北两岸炮台遥相呼应，均由德国人汉纳根设计。刘含芳主持建造金线顶山下鱼雷厂库、水师学堂房屋、泊岸码头，而铁码头由道员龚照玙设计的，1891年竣工。刘公岛铁码头使用至今。
同年，在威海卫后路修建陆路炮台4座，整个威海卫炮台群，共配置大小炮位167门，各炮台建造极为坚固，所配火炮多为德国克虏伯后膛巨炮。还建有与之配套的地下通道、兵舍、弹药库等，并相互贯通。在刘公岛和日岛上还分别建造了地阱炮，“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环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之座力退压水汽，复还阱中”，这种地阱炮射程远、威力大，军舰一旦被其击中则必沉无疑。除炮台群外，还有配套的后勤设施：北洋海军提督署（又称“水师衙门”）、船坞、海军医院、海军公所、水师学堂、鱼雷局、机械厂等相继建成，并设有屯煤所，由此构成威海卫庞大的海军基地体系。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此谋划指挥军事事宜。
李鸿章把津沽防线向前推进，直至旅顺、威海水域，任命幕僚刘含芳筹办旅顺、威海鱼雷营、水雷营，修建水雷土船坞，并任旅顺港务工程局会办。随着防御区域的不断拓展，鱼雷的应用日益广泛，由刘含芳创造的水雷营经验推广到北洋各海防要塞。刘屯旅顺十一载，使昔日荒凉的岛屿——旅顺、大连湾、威海构建成近代化的著名险塞与军港。并将鱼雷艇“乾一”、“乾二”编入旅顺鱼雷营，改名为“右队二号”、“右队三号”鱼雷艇。李鸿章还任命刘含芳兼领沿海水陆营务处。刘含芳1888年（光绪十四年）署津海关道，仍留沿海防，1893年（光绪十九年）调任登莱青兵备道，镇守烟台不惜命。《清史稿·刘含芳传》说：“虽领一道，犹隶于北洋。”
六
在积极筹备海军、修建船坞的同时，李鸿章对北洋山海关、营口、烟台等地要塞修建炮台的工作紧抓不放，以加强海防。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海军，将海防防线推向旅顺、威海一线，并且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完成了山海关、营口、烟台等地要塞的炮台建设。
应该做的，李鸿章基本上都做到了。
李鸿章认为：“南起烟台北迄山海关、营口、旅顺口等处，延袤几三千里，断难处处周密，而中间以旅顺为首冲，大沽、北塘及山海关内外为要冲，尤关系几疆要害。臣历年次第经营，规模粗具，虽未能创设大支水师纵横海上以扼渤海门户，而督饬陆军坚筑台垒，精习后堂枪炮，以为凭岸固守之计。”[17]当大沽、北塘、新城防御设施修建完毕，军队部署就绪，李鸿章便开始延伸防御触角——着手修筑北至辽东，南至胶州的一系列防御设施。
1879年，李鸿章在山海关第二道标杆处所先行试修土坝，以拦潮水，培垫叠通，以利遄行，挖濠筑围，创立营盘基址，拟建造月牙形平炮台一座、大炮台一座，并筑炮房、药库、兵房等设施。第二年，调宋庆、郭松林二军，分驻沿海蒲河口、秦皇岛等处，并增建炮台。同时，以鲍超全军三十营驻昌黎、乐亭，防守大清河、洋河各口。由山海关防军，兼顾金山嘴、秦皇岛、老龙头各处。1881年，在山海关内外筑三合土大炮台一，土炮台二，濒海营墙，均仿炮台建筑。李鸿章认为：宁海城临海受敌，于炮台墙外，悉以沙土掩护。相继从老龙头始分别建成定远、靖远、镇远、控远四座炮台。第二年，命曹克忠新募六营防守山海关。曹克忠（1826—1896），直隶天津人，清朝将领。初投效湘军，积功至都司、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副将、记名总兵。曾署甘肃提督，丁忧解职归津。李鸿章用其领兵驻防山海关，曹兢兢业业。
1882年，李鸿章担心营口，海滩平衍，敌易抄袭，调劲旅接应后路，并拨出银两兴建镇守渤海口的营口炮台。1884年，调左宝贵驻防营口，筹办海防，督修炮台。另创设水雷营，电线火药，建雷库十间存储各物。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人。1856年，左宝贵携胞弟宝贤、宝清应募入“湘军江南大营”。随清兵转战大江南北，屡立战功，受到重用，累升千总、都司、游击、参将、总兵、记名提督，隶属北洋。左宝贵率3000余名士兵，经过4个寒暑奋战，于1888年建成炮台。这期间，李鸿章称左宝贵“足备干城之选”，保奏“提督总兵存记，遇缺尽先简放，以励将才”。[18]营口炮台采用黄土、沙石、白灰等夯筑构成。炮台共有三座，仿照洋式，一大二小呈品字形布局。整体建筑，包括炮台、护台壕沟、城墙、城门、影壁墙、蓄水池、水洞、吊桥、军械库、火药库和兵营等，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大炮台居中，也是制高点，二小炮台分列两侧，有三条马道从台顶直通兵营。营口炮台是东北最早的一座大炮台，其火力配备在各海防工事中最强。
1891年，李鸿章向光绪皇帝提出在烟台建筑炮台的奏折。他认为：烟台为北洋通商三口之一，“中国沿海商岸，南自琼州，北至营口，俱已建置台垒。烟台水深口宽，尚无建置，实不足以壮声威……”，奉旨建造烟台西炮台与东炮台，并聘请德国技师监修。西炮台位于芝罘区西北部的通伸岗上，与东炮台相对峙。它由瓮城、炮台、指挥所、演兵场、弹药库、城墙等组成，城墙及炮位均用黄米汤汁与三合土调和夯成，各炮位之间用城墙联接，依山就势，蜿蜒而建。墙上设射击孔200余个。墙内侧设有跑马道，供传递信息用。
与此同时，又修建东炮台，在炮台上装置德国克虏伯火炮多门。东炮台临海负山，地势险要，在岿岱山之中间有卡子门，炮台周围用石块砌成围墙，设大门、护墙、坑道、练兵场以及营房等。东、西炮台于1894年8月建成，这是北洋建成的最后一个陆基海防设施。
【注释】
[1]《李鸿章全集》（5），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二》，《上曾相》，3111页。
[2]《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3162页。
[3]《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3164页。
[4]《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3182页。
[5]《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四》，《上曾相》，3193页。
[6]《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四》，《上曾相》，3192页。
[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26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336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421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382页。
[11]《薛福成评传》，丁凤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95至101页、501至514页。
[1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356页。
[13]《李鸿章全集》（7），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海军函稿·卷一》，《筹议海军经费》，3929页。
[14]刘耿生著《光绪事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7月版。
[1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422页。
[16]《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奏稿·卷六十六》，《袁保龄请恤片》，2482页。
[17]《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奏稿·卷五十一》，《遵呈海防图说折》，1957页。
[18]《李鸿章全集》（4），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五十七》，《奏保左宝贵片》，1998年7月版，2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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