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政的历史发展与列强侵入密切相关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创下了多个中国邮政“第一”：设立了第一个邮政代办机构、开辟了第一条邮路、发行了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曾管辖着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长陆路邮路，留下辉煌的篇章。

天津——中国电报事业发端

一

中国近代邮政的出现，与列强的侵入不无关系。1861年在英租界内设立“大英书信馆”，执行英国的邮政章程，贴用英国邮票，盖用英文的中国地名戳，用英国的邮袋发运邮件。清政府默许其存在，名曰“客邮”局。此后，法、美、日、德、俄等国纷纷效尤，先后开设了自家的“客邮”局。

举办电报和创立海关书信馆，是近代信息社会蓬勃发展的一对孪生兄弟，而天津，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得风气之先，并快速推向全国。

追述电报的发展，最早产生设立电报构想的是俄国人希林，并研制出电报雏形。1836年3月，英国青年军官库克从印度退役，他把一部希林电报机带回家乡，着手改进，得到物理学家惠斯登的支持。两人并肩探索，第二年6月，研制出了比希林电报机优越的电报机，还申请了第一个电报专利。1839年，一种更先进的电报机在英国铁路公司的铁路线上投入使用。接着，库克和惠斯登成立了他们的电报公司，至此，电磁电报机基本定型。

同时，美国人莫尔斯于1836年找到新方法。成功地用电流的“通”、“断”和“长断”来代替人类的文字，只要发出两种电符号就可以传递信息，并简化了设计装置，即是著名的“莫尔斯电码”，这是最早的编码，是电报发明史上的重大突破，第一台电报机问世。

1865年，一位英国人雷诺斯在未经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上海与黄埔口之间架设长约12英里的电报线，通过先斩后奏方法，摆用既定事实，让大清政府接受。这一举动，使地方官员大为震惊，起而反对；当地民众干脆将电线杆拔掉搭猪圈、当火柴烧。这是一次传播电报技术失败的记录。与此同时，蒲安臣与俄国大使都向总理衙门建议，没被采纳。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决定从香港铺设一条从海底到上海的电报线，鉴于失败的教训，他们秘密地铺设，先是登陆上海，与租界地接通。接着，秘密从福州将线引进厦门。这是非法的，也是西方人惯用的手段，遭到当地民众的激烈反对。“不料立竿接线甫历英程三十里，闽民忽大哗，曰‘洋鬼子，碍我坟茔，坏我风水’，纷起如狂，顷刻拆毁。”^[1]

在上海为了推广电报传送信息的快捷效果，大北电报局的工作人员请某些有钱的中国人来电报局参观。一位较有冒险精神的中国富商率先打了一回电报，试验的结果非常好。通过电报在香港一家与他素有来往的商店中订了一批货，并叫对方在下一班火轮来沪时送来。果然应验，货物如数到上海，电报快捷传递消息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接受。

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常用汉字6800多个，编成第一部汉字电码本，名为《电报新书》。中国科学家郑观应将其改编为《中国电报新编》，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字电码本。同年，旅法华侨商人王承荣回国，与福州王斌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报机，呈请政府要求自办电报，未被采纳。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培训技术人员。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电报局，但影响仅在岛内。

中国近代邮政的出现，与列强的侵入不无关系。1861年，英国以方便侨民国际通信为由，在英租界内设立“大英书信馆”。书信馆执行英国的邮政章程，贴用英国邮票，盖用英文的中国地名戳，用英国的邮袋发运邮件。清政府默许其存在，名曰“客邮”局。此后，法、美、日、德、俄等国纷纷效尤，先后开设了自家的“客邮”局。1863年，英租界工部局又成立了“工部局书信馆”，主要办理本地邮件的寄递并与国内其他通商口岸交换邮件。

那时的中国“传宣政令，飞报军情”的机构是驿站，并兼有接待使客、转运物资等职责。1404年，天津设卫建城，在大运河沿线共设置水驿46 处，天津有流河、奉新、杨柳青、杨村、河西务等5处；加上元代设置的蓟州驿、明朝永乐年间设置的公乐驿，共计7个驿站，负责传递大清与各省的公文、奏章等，绅民商贾是享受不到驿传信息待遇的。驿站方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邮政事业，惠及绅商各业，是李鸿章1878年在天津首倡试办海关书信馆实现的。

二

自1878年始，天津机械局附设电报学堂；天津至大沽北塘，天津机器局（东局）至直隶总督行馆之间架设电报线；1880年9月，津沪电报总局在天津东门里设立；天津北洋电报学堂设立在老城厢东门外扒头街；1881年21名留美幼童进入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学习，其大多数毕业后从事电报事业。

1880年（光绪六年），李鸿章上《请设南北电报片》，从军事角度提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万里调动，相机后援，兵出神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具关紧要，极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表示：“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2]

为此，李鸿章进行实验并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准备。早在1878年李鸿章就于天津机器局（东局）内附设电报学堂。学堂聘请一些外籍教师讲授“电学与发报技术”，学期1年，专门培训报务员，学成后从事报务工作。第二年，在李鸿章的指导下，电报学堂师生参与试设了两条电报线：一条是从天津至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之间，约60公里；另一条是从天津机器局（东局）至直隶总督行馆之间，约6.5公里。这是在英国电报师的帮助（他主持鱼雷学堂）下完成的，在架设这两条电报线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电报开通后“号令各营顷刻回应”，从而能及时掌握大沽炮台与机械局的情况，保证了军令下达的通畅与快捷。此次尝试“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李鸿章通过小规模试验取得经验后，向清政府提出《请设南北电报片》，自然获得批准。上谕说：“现在筹办防务，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期无误事机。该大臣请于陆路由天津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电线，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即著妥为筹办，余均照所议办理。”^[3]

1880年9月，津沪电报总局在天津东门里“问津行馆”设立，任命李鸿章为电政总裁，盛宣怀总理其事，第二年李鸿章推荐为盛宣怀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并聘丹麦人博莱为总管教习。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人。父盛康，清甲辰进士，曾任湖北粮道。盛宣怀举秀才后弃学，随父在署衙从事“有用之学”。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随李鸿章赴津办理天津教案。1879年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向李鸿章提出“欲谋富强，莫先于铁路、电报两大端。路事体大，宜稍缓，电报则非急起图功不可”的建议，被李鸿章采纳。于是设立津沪电线，成立天津电报总局，由盛担任总办，详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路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

盛宣怀

为了适应电报事业的发展，培养电报专业人才，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东局）电报学堂的基础上创立北洋电报学堂，又称天津北洋电报学堂。电报学堂设在老城厢东门外扒头街（今古文化街“津门故里”牌坊西侧），招收学员录取后发放衣履费、膏火，学习优秀者予以奖赏。特聘请、雇用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学员传授数学、制图、英文、电磁学、电测试、材料学、基础电信、仪器规章、电报实务、国际电报会议规则、陆线海线架设、测量及其他电报工程等20门课程，主要训练管报生。学堂由道员朱格仁负责，还设有委员、汉教习、司事、役夫等。同年10月6日正式开学，学期一年，原计划只办一期。所有毕业生将拨往各地电报分局工作。学堂要求严格，对于不胜任工作的毕业生，召回学堂重新补习。就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也不能直接被安排到电报局，必须进天津电报学堂接受专业训练，方可由总局分拨安置。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将电学和磁学引进中国，使学生掌握电磁理论和电报技艺，分拨到电报网的各局报房工作成为中国培养电报专业人才的摇篮。

1881年5月，李鸿章深感发展电报业急需管理人才，特电告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20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津沪新设电报需人”。^[4]8月，首批回国的21名幼童留学生（除2人外），均送天津电报学堂学习。他们是卓仁志、朱锡绶、冯炳钟、陆德彰、孙广明、牛尚周、盛文扬、梁金荣、吴焕荣、林联盛、袁长坤、梁敦彦、唐元湛、程大业、朱宝奎、周万鹏、方伯樑、陈佩瑚、刘家照等人。尔后回国的幼童中，亦有人从事电报学习的。

三

1879年，在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的第三年，轮船招商局在天津大沽码头与紫竹林货栈之间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话线，天津成为最早使用电话通讯的城市。

与此同时，委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做准备。并派盛宣怀、郑观应、刘含芳等人妥议章程，与大北公司商订由沪至津陆地合同。李鸿章筹措军饷，由大北公司代为采购木料，代雇工程技术人员与教习，勘查沿途设线道路，津沪沿途设电讯房，调淮军刘铭传部兵弁200名，由丹麦大北公司派员指导施工。从1881年5月初架设，共花费湘平银17.87万两，至次年1月，天津至上海陆线架设全线竣工。饬令各省巡抚、地方官员照料，派兵弁沿途巡逻保护，电讯房由绿营汛兵看守。这是中国第一条贯通南北的电报线，对电报事业发展推动作用巨大，优越性立竿见影，在平息朝鲜内讧中收效显著。蔡尔康评论说：“自此以后，华电竟日盛月兴，电杆如中国之笋，忽焉成竹，忽焉成林。且各行省无远弗届，甚至天涯海角亦皆飒飒飞书。”^[5]

盛宣怀出任津沪电报陆线督办，津沪沿途电局管报学生，皆由天津学堂随时拨往。在津沪线沿途设立天津紫竹林、大沽口和山东济宁、江苏清江、苏州、上海等七处电报分局，妥派官员主持，从留美幼童中挑选8人，交洋总教习培训，又派8名安排各局教习，以备各分局总管报房之选。各局雇佣洋匠，发薪水一年，期满裁留，由电局酌定。电报开通后，“学生等每日分两班替换，军兴以来，日夜不停，各局司事学生莫不加班轮值。”^[6]

天津电报局诞生，局址设在紫竹林法租界红楼。后改设为天津电报总局，局址在法租界葛公使路（今大沽路以东的滨江道），下设三个分局，南分局设在英租界小白楼。留美幼童朱宝奎曾担任天津电报局总办、袁长坤任天津水线联合报局的总办、吴焕荣任天津电报局巡线总管、程大业担任天津电报局领班等。电报局还聘有丹麦洋员博来、璞尔生等人。与此同时，电报收发分处、天津无线电报局、交通部无线电报总台相继设立。

李鸿章领导的轮船招商局率先引进电话，应用于码头、航运。1879年，在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的第三年，轮船招商局在天津大沽码头与紫竹林货栈之间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话线，天津成为最早使用电话通讯的城市。^[7]而后又应用于军事、抗洪救灾等多个领域。根据李鸿章提出“电报原为军务，洋务缓急备用，自北至南，所经之地，绝少商贾码头，其丝茶荟萃之区，尚无支线可通。线短报稀，取资有限，非官为津贴不可。遵即试招商股，自八年三月初一起改归官督商办”的指导意见，^[8]盛宣怀制定《电报局招商章程》十条，饬集股本8万两，正式改为官督商办企业。但凡洋务、军务电报，均列为“头等官报”，发报的顺序定为先官后商，所需要费用，由电报总局所欠官款扣除，并规定官款还清后，官报仍不收费。接着，集成股本洋银50万元，推广浙、闽、粤各省电线。官督商办，激励华商，群策群力，不但抵制、挫败了各国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的图谋，还“于洋务海防实有裨助，而商民之转输贸易者，亦藉电报速达，利益更广”。^[9]

接着，李鸿章建议，再架设一条到广州的电报线，与铺设到苏州的第一条线相接。电报技术传播到中国的线路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不断辐射、延伸，逐步覆盖内地。

1882年接办了苏、浙、闽、粤等省陆线；次年办长江线。由于电报业的迅速发展，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经光绪皇帝批准电报学堂续办，除在校的32名学生外，另招熟习英文的学生近50名。预期1882年底，学生毕业正赶上新设的电报线竣工，立可拨局派用。并在上海设立天津电报学堂分校。

1884年添设了天津至京城线（至通州北关），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线；并将天津北塘电报线拓至山海关。同年，清政府正式将电报机构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局址设立在上海，盛宣怀任督办，负责与外商交涉电报侵权的任务。1885年，李鸿章架设了从天津直隶总督行馆到保定的电报线。从1884年至1885年，因“海防吃紧”，设济南至烟台线，随又添至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方；1886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接展吉林至珲春陆线；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筹办工赈事宜”，由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因广东官线业已造至南雄州，商线仍由江西九江设起至赣州以达庚岭入南雄相接，“使官报得以灵通”；1890年由沙市设线达襄阳，1893年又添设襄阳至老河口电线；1895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西北两线传递电报便捷。各地支线建设发展迅猛。李鸿章自豪地说：“现已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浙、闽、两广，缘江而上至皖、鄂，入川、黔以达云南之极边，东与桂边相接，腹地旁推，交通几于无省不有，即隔海之台湾，属国之朝鲜，亦皆遍设。”^[10]从1879到1899的20年间，共架设电报线33000多公里，使中国进入电报通讯新时代。

四

留美幼童和北洋电报学堂，成为推动中国早期电报事业的重要骨干力量。

李鸿章举办电报，在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

在李鸿章的提携重用下，留美幼童派到全国各地，许多人在电报业奋斗一生，成为推动中国早期电报事业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其中代表人物有朱宝奎、周万鹏、唐元湛。

朱宝奎（1862—1926），字宗奎，号子文，江苏常州阳湖县（今武进横林镇彭家头）人。生于官宦世家，经盛宣怀推荐，1874年9月作为第三批幼童，随祁兆熙赴美利坚合众国留学，年13岁。在美国与祁祖彝一起住叟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慕阿学习。后就读于南哈得利高中、纽黑文市霍普金斯语法学校，在校绰号“比目鱼”，与同在美国留学的詹天佑结为好朋友。

1881年回国，入天津北洋电报学堂。曾出任天津电报局总办。后升任道台。在光绪年间，历任邮传部左侍郎、沪宁铁路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招商局总办等职。

他热心公益，关心桑梓。在老家江苏发起创办安尚二等学堂（今横林小学前身），培育家乡学子。还利用本族宗祠余屋创办私立鸿文小学（彭家头小学），族中及邻里子弟都能就近入学。还出资建造葑岸塘桥，铺筑从彭家头到横林镇约4里多路程的砖路，便利来往行人。并建议修筑沪宁铁路，在横林设车站。1926年在上海逝世。终年65岁。

周万鹏（1861—1927），字翼云，江苏宝山老闸唐家街人。1874年9月，选为第三批幼童成员，随祁兆熙赴美利坚合众国留学，年11岁。与袁长坤同住在火里约克书馆，从克格温读书。后就读于纽约州曲老格致大书院。

1881年回国，入天津电报学堂学习电报工程。第二年到电报局实习。曾担任上海电政局襄办、总办和局长。特别在一些涉外谈判中，为国家争回许多利权。比如，1907年5月，主持中、德、英关于上海、青岛水线和胶济铁路转报合同谈判，力挫强权，写上了“德国不再增设电线”的条款，并回购了塘沽至北京的电报线。1908年，主持中日关于东三省和烟台水线谈判，又达成烟台水线不再发商报与给价、收回东北电报线的目的。1909年和1914年，先后取缔英商私设在上海惠中旅社的电台和法国私设在顾家宅的电台。

1911年以电政局总办晋升为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终生致力于电政事业，运筹策划，生平风节凛然，家无余资。

民国年间，任交通部邮传司司长兼电政总局局长、电政监督；先后主持宁汉、滇黔、陕豫等电报线建设工程，筹建广州与上海电话局，为中国电讯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唐元湛（1861—1925），号露园，广东香山唐家湾镇唐家村人。1873年6月作为第二批幼童，随黄胜赴美利坚合众国留学，年13岁。初与蔡廷干一起住在麻省春田麦克琳先生家，因为太顽皮，险些被“遣送”回国，在汉文教习的斡旋下，他和蔡廷干一同被“遣送”到罗威城机器厂学习。在机床上工作，为避免事故，特准许剪掉辫子。后与唐国安在康纳狄格州哈特福德语文学校、新不列颠中学读书。

1881年回国，分配到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学习，在电报局当文童。后派往上海，在天津电报学堂上海分堂任教。后进上海电报局，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曾去瑞典“爱立信”公司考察。

后任上海大北电报局局长、清朝最后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董事长等职。清末，任江苏电报局监督兼上海局总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唐元湛成为第一任电报局局长，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综上所述，李鸿章举办电报，在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铺设电报线，初期投入的资本不大，开始经营后，需要外国的援助较少。一般报务员由中国电报学堂训练担当，高级管理职务则由喝过洋墨水的留美幼童出任。留美幼童被派往北至张家口、满洲里、恰克图，南至上海、福建、江西、浙江、湖北等广大地域，他们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电报事业没有饱受列强政治性的干扰。据统计，在留美幼童中，仅省以上电报局长就有11人，成为开拓中国电信事业奠基人。(www.xing528.com)

1886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法租界紫竹林（今吉林路承德道一带）修建新校舍，除丹麦璞尔生外，增聘英国籍蓝博德、安得禄，以及法国教师等多人。增设：电讯问题初步、仪器法则、国际电报公约、不同类型的电报系统与仪器、铁路电报装置、电报地理学、电力照明等课程，由京师同文馆毕业生金汤任学堂监督兼英文教员，张庆芬、唐致祥为辅助兼教中文。学员年龄在16岁至22岁，按班级的高低，月领取三到十两津贴银不等。学制增加到四至五年毕业，日渐正轨。到1895年学堂有在校生50名，分作4个班。提调由同文馆学生庆常兼任。

1900年，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天津北洋电报学堂被迫停办。自创办学堂至停办，共培养毕业生300余人，为中国近代化作出重大贡献。

五

1878年3月9日，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赫德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5处试办邮政，于是，中国近代邮政第一个机构——海关书信馆，在天津海关大公事房诞生。3月23日，天津海关书信馆向公众开放，收寄公众信件，这成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自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随后各国使节援引，纷纷效法。1861年1月，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在北京成立，负责代办寄往各国驻华使馆及各海关税务司往来文书信件。1865年（同治四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直属总理衙门领导，海关随之建立了一个通讯机构。第二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范围逐步扩大，除海关传递的信件无恙外，其他线路难保安全，总理衙门借机将寄送信件业务交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兼办，这是海关兼办邮递的开始。

那么，天津又是怎么样成为中国近代邮政事业发祥地的呢？纵观发展脉络：一是天津为京城门户，是水路、陆路沟通南北的枢纽，以及通往海外的桥梁。1860年辟为通商口岸后，战略地位日趋显要；二是李鸿章管辖直隶、奉天和山东三省洋务，还统领海陆军队。在其经营下，诸如采矿、铁路、电报、西医、创办学校等洋务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对近代邮政亦是热心支持。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两个关键人物不容忽视，那就是赫德与德璀琳。

罗·赫德（1835—1911），英国北爱尔兰人。1854年19岁的赫德来华﹐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1859年辞职，进入中国海关﹐曾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从1861年起代理李泰国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李鸿章到上海与之有多次来往。赫德帮助协调、沟通洋将戈登与淮军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在攻打苏州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李鸿章的印象中，赫德“明白和气，为英人杰出”，在其商请赴安庆、芜湖收买茶叶事宜中李也提供方便。1863年11月，赫德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李鸿章上《赫德请加按察司衔片》，“请旨赏加赫德按察司衔以昭激劝”，成为清政府正三品大员。^[11]赫德与李鸿章一直走得很近，曾参与在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议约的外交活动。1876年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即邮政局），由总税司管辖。”^[12]得到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认可。并就此意向函商于李鸿章。李鸿章认为天津为北洋枢纽，驿站传递法急需改革。他不仅表示同意，还积极建议由赫德主持，以天津作为试办新式邮政城市。于是，总理衙门让赫德赴天津直接与李鸿章商量。1878年3月9日，赫德专程赴天津拜会李鸿章，经李同意，以备忘录形式正式授权。李表示说：如有成效，愿出面奏请皇帝批准向各地推广。

古·阿·德璀琳（1842—1913），德国人。1864年夏，在普鲁士财政部安排下来到中国，安排在北京海关总署学习汉语，为四等帮办。参与李鸿章在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议约的外交活动。1877年（光绪四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9月26日，出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先后十次被推举为英租界董事长。与李鸿章关系至密，曾被委任修建大沽船坞的总办。

1878年3月9日，在李鸿章支持下，赫德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5处试办邮政，由招商局和北洋海军免费代为运送邮件，各海关的邮政业务，汇总由津海关税务司办理。于是，中国近代邮政第一个机构——海关书信馆，在天津海关（今海河岸边的老海关大楼）大公事房诞生。3月23日，天津海关书信馆向公众开放，收寄公众信件，这成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端。

德璀琳接到指令后办了三件事：一是在原有海关邮务机构的基础上，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海关与商号合资的邮政局——天津华洋书信馆，开始收递民众信件；二是以津海关名义向社会公告海关邮政的《资费表》，明确了海关邮递信件资费的统一价格；三是由津海关首发中国第一套邮票——“海关大龙邮票”。同时，京津邮路上信差已有制服和护照，而海运各种邮袋和封套，也都有标准样式。这一切都表现出近代邮政的特征。

还在海关书信馆开办前夕，德璀琳便与天津一家办理委托事务的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签约，由该公司负责北方及上海5处通商口岸的邮递工作，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大昌商行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上海开设邮务代理机构，定名为“华洋书信馆”。

二、华洋书信馆开办经费自行负担，不得向海关求助，办事人员亦须自雇，薪金自理。

三、邮费暂由该馆自行规定，邮费收入全部归该馆所有。

四、所有信件分袋包装，交由海关连同海关、书信馆邮件一起通过轮船或信差免费运送。

同时，德璀琳派天津海关文案吴焕，在上海监督五处华洋书信馆的工作情况。发送的信袋用中英文标明“华洋书信馆”字样。并用英文标明海关、中国邮政业务和发往地点名称。

第三天，即3月26日，天津至北京间的骑差邮路组建完成，这是近代邮政史上的第一条邮路。每天京津各发一班次，邮路实行个人承包制，由天津海关听差胡永安负责。签订合同，合同中规定发班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限，所运邮件重量以及奖罚条款。华洋书信馆设在三岔口总督衙门附近。

5月1日，德璀琳在天津签发了第一份《邮政公告》，公布了邮件的封发时间、邮政资费标准。

接着，7月24日，在牛庄（营口）海关的邮政代办机构华洋书信局挂牌营业，机构设在繁华地段鱼市场大街一家较大的“保安堂”药铺内（现为营口市西市区河滨里69号）。开办之初，为了招揽生意，对外贴出公告：从1878年8月14日开始，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邮件均由牛庄（营口）海关免赞运送。以示官方协办，安全快捷。上海寄牛庄每封信200铜钱或18墨洋。烟台为150铜钱或14墨洋，汕头为300铜钱或27墨洋。

六

1878年，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在天津诞生，这是中国邮政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见证了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开创了中国邮票的历史，开辟了中国集邮史上的新纪元。

天津海关书信馆成立后不久，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票，在天津发行。早在1877年初，赫德等人就开始酝酿印制邮票的方案，并向英国寄去定制邮票的订单，终因时间周期过长而作罢。无奈之中赫德只好请上海海关造册处先行印制一批邮票用以应急。虽说是应急之作，但从这些邮票看，印刷质量上乘，完成了赫德等人设想，没有太多将就的痕迹。在原始设计方案中有过“双龙戏珠”、“龙凤戏珠”以及“六合宝塔”、“万年有象”等图案，但最终选定“蟠龙戏珠”。这主要是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崇拜”在中国历久弥新，世世代代中国人都以“龙的传人”自诩；更重要的是，清朝的国旗为黄龙旗。因此，中国第一套邮票以龙为主图，就如同英国邮票以女王肖像为主图一样，象征皇权，代表国家，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这说明清王朝对发行华夏古国第一套邮票非常重视，从图案选择以龙为主图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6月15日，德璀琳根据总税务司的指示，致函海关上海造册处代理税务司夏德：为了避免手续和账目复杂化，目前最需要的是发行邮票。按原计划请造册处给我们提供第一批急需的邮票。当前，邮票底版业已刻好，纸张10令已经购进。请指示印刷房，按照贴在本文纸边的邮票图样和修改了的印刷文字，印制三分银和五分银邮票各10万张。上海造册处承印，印刷行动迅速。7月24日，面值5分银的大龙邮票500全张，12500枚运抵天津，并分发北方各通商口岸使用，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邮票诞生了。图案是五爪大龙的形象，从“大龙邮票”图案设计看，极具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从德璀琳信函修改的印刷文字看，必定经过总理衙门的最后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邮票上的中文要比英文和阿拉伯数字书写得流畅，因而由中国人设计的可能性最大。

蟠龙戏珠邮票，一套共三枚，分别印有5分银、3分银、1分银三种面值，并以橘黄、朱红、黄绿三种颜色表示，习称“海关云龙邮票”，世称“大龙邮票”。接着，7月29日，3分银大龙邮票500全张，12500枚也运抵天津；随后9月4日，1分银邮票500全张，12500枚运抵天津。“大龙邮票”的发行宣告了中国邮政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实施，即：预付邮资制，既方便用户也简化了内部操作手续。

中国第一套邮票的诞生，是中国邮政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见证了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开创了中国邮票的历史，开辟了中国集邮史上的新纪元。^[13]

七

1882年以后，以天津为中心的五口岸试办邮政成功，到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口岸都设立了拔驷达局，天津一度也成为中国近代邮政的总汇之区。

先前，德璀琳筹办的华洋书信馆自成体系，大有取代海关书信馆的趋势，引起赫德的不满。另外，在运行中也遭遇诸多困难，各地亏损，纷纷向海关贷款，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乘机单方撕毁协议，德璀琳见无力维持，以账目混乱为由，撤销华洋书信馆。1879年12月，赫德发出通令，宣布继续办理并逐步推广海关的邮递业务。明确总办事处暂设天津，由德璀琳负责管理各关邮递业务。第二年1月15日，《海关拔驷达局告白》发布，告白当日即开始实施，海关书信馆改为“海关拔驷达局”，为英文“post”的译音，海关拔驷达局即海关邮政局。华洋书信馆撤销后，其业务改由拔驷达局接办。

1882年12月，赫德发布通令，对海关邮政的通邮办法、范围，以及邮票使用、供应和账目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海关拔驷达局，随着业务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加，天津海关大公事房已不敷使用，1884年租用紫竹林大法国路新建成的一座建筑（今和平区解放北路111号）办公，海关拔驷达局的英文牌匾悬挂在一层角楼的窗户上面，非常醒目气派。当时，辟有以天津为中心的轮船邮路：包括上海、烟台、牛庄等三条（封河后，改由快马投送），还建立了天津、北京、大沽间；天津、烟台间；天津至牛庄；天津、镇江间的各条陆路邮班，内地等处信件亦可代寄。由于以天津为中心的五口岸试办邮政成功，到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口岸都设立了拔驷达局，天津一度也成为中国近代邮政的总汇之区。

海关邮政局试办期间，各国“客邮”以种种借口，不断蚕食中国邮政权益，1892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南洋大臣刘坤一上书，强调如果不赶快正式开办邮政，“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赫德也认为“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奏请创办邮政官局，以为推广之际，恐将另生枝节”。在这种形势下，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上书《议办邮政折》，附有《邮政开办章程》四项，即《通商口岸互相往来寄递》《通商口岸往来内地寄递》《通商口岸往来外国寄递》《邮政总章》等。请求由海关兼办邮政，最终光绪皇帝“依议”允准。这是国家对邮政开办和初始邮政规章的正式批准，立法程序完备。1897年2月20日，大清邮政官局开张。大清邮政局设于总税务司署内。赫德任命葛显礼充任邮政总办，还充实各地海关办邮人员，并规定了各种内部工作规则和业务章程。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改革官制，设立邮传部。次年，大清邮政局迁址到东长安街。1909年（宣统元年），大清邮政局控制了民信局。1911年（宣统三年），邮传部成立邮政总局，接管全国邮政事务，从此邮政脱离海关，自立门户。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创下了多个中国邮政“第一”：设立了第一个邮政代办机构、开辟了第一条邮路、发行了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曾管辖着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长陆路邮路，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注释】

[1]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49页。

[2]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41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337页。

[4]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157页。

[5]高士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49页。

[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366页。

[7]天津博物馆编《百年中华看天津》，文物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58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339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339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418页。

[11]《李鸿章全集》（5），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二》，《上曾相》，第3111页；《李鸿章全集》（1）《奏稿·卷七》，第352页。

[12]欧阳跃峰著《李鸿章幕府——人才荟萃》，岳麓书院，2001年9月版，第401页。

[13]王振良主编《三津谭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294页，仇润喜《天津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