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被历史推向留学运动结局

一

住在美国人家里，这样的留学方式在今天依然流行，原来140年以前，中国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方式。

为了有利于学生跨过语言关，容闳采纳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和当年老师詹姆士·哈德莱的建议，把首批幼童安插在康州和麻省大小城镇5户人家中。各户家长为幼童监护人，照顾幼童的起居，并为他们补习英文。从1873年6月至1875年10月，又有3批每批30名幼童赴美利坚留学。仍然以两人为一班，分住在当地美国人家庭中，随其子弟复习洋文。每人房食、束脩等，一年需用银四百两。第二批幼童李恩富回忆说：“我们第一次在美国家庭出现，在他们的家庭成员看来，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们穿着全套中装，包括缎面子的鞋、圆便帽、丝绸袍、宽褂子和白色麻布裤，还留着辫子。我们都已是13岁大的孩子了，但论个头比美国11岁的孩子还小。”^[1]至此，预计的120名幼童全部成功抵达美利坚合众国。幼童们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其中康纳特克州34户，马萨诸塞州20户）中生活，在他们通过语言关后，直接进入美国学校读书。例如，1874年（同治三年）11月，护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的祁兆熙在翻译曾兰生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曾祖彝、朱宝奎所在的美国家庭生活。见到“其家在山上，屋上下八间。家凡四人，女师姊妹二人，老母年近六旬左右。无邻房，后即园林也，依山傍水，大有秀气。”幼童“方到之日，女师为理衣箱，派书几，有大抽屉。二人同一大榻，被褥全备。夜俟其睡，熄灯。余见其师将二人所用洋布手巾缝边，嘱二人取苹果馈余与兰生。取携能应对。现即将日用起居，随时随地教一句，写一句。其读书之时，亦九点起，四点止”。又如：住在哈特福德市布尔班克家的幼童容尚谦，受到文雅的茱莉亚和凯特两位小姐的精心照管。不幸容尚谦患上眼疾和血液病，尽管得到及时医治，仍不见好转。容尚谦回忆说：“1875年，他们决定将我送回中国去等死。那时，我只有12岁，极力请求把我留下，要死也死在这里，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国，不要给我的父母增加负担。我的请求被恩准，继续留下，结果恢复了健康，”躲过一劫。病好后，他努力学习，不久考入西哈特福德中学读书。

初到美国，幼童穿长袍马褂，扎着辫子，当地人以为他们是女孩子。凡是外出，后面总会跟着一群人高叫“中国女孩子”。为了减少困扰，几个月后幼童们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1876年（光绪二年）《环游地球新录》作者江宁李圭，在参观幼童出洋总局后写道：“尝观其寓西人绅士家，频得群居切磋之乐，彼此若水乳交融，则必交相有成。是中西幼童，皆受其益也。况吾华幼童，仍兼读中国书，而不参溷。使其专心致力，无此得彼失之虞，是其法之良善者也。”^[2]以致若干年后，许多幼童回国打拼事业有成，感恩当年曾居住过的美国家庭，与他们保持着亲密友好的交往和通信联系。

按出洋肄业局章程规定：幼童定期到“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办公地参加国学培训。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李鸿章的帮助下，请马萨诸塞州斯普林斐尔德著名建筑师设计，选哈特福德之克林街建造了一座坚固壮丽四层大厦，作为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永久办公地。1876年，李圭参加美国创设百年大会，曾在容闳的陪同下参观建造中的新楼，“大门南向，屋顶起亭，竖木杆备朔望悬旗。”新楼于1877年（光绪三年）春竣工，交付使用。大厦极其宏敞，可容纳监督、教员及学生75人一同居住。大讲堂、餐厅、厨室、学生卧室、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出洋肄业局正副监督分工不同，正监督负责幼童在美国的中文学习；副监督负责幼童在美国的国外教育，及安排住宿。学生经费的使用由两位监督共同管理。

出洋肄业局颁发给幼童每人一份《留学局谕告》，须本人签字，经常浏览，时时提醒。

让学生谨记：我国家培养人才，不惜巨币，送尔等肄业。尔父母亦不耽溺爱，令尔等离家前来。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万，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既可学新奇学问，又不用毫末钱财，又早已预带荣身，又将来回中国后，功名超进，种种好处，不可言宣。

到了区谔良主管时期，教员也有些变化：汉文教习为容增祥、刘其骏，翻译邝其照。学生总人数达112人（原总名额120人，7人因故回国，1人夭亡），分约20个班，每班、每次在大厦中小住两周，轮番交替培训，形成独创的幼童留学教育体系。培训规定：每3个月一次，每次12人，为期14天。培训期间，“每日卯时（早上5—7点）起身，亥正（晚上10点）就寝，其读书、写字、讲解、作论，皆为一定课程”。教习严厉，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并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幼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幼童写寄家信，亦有定期，每月两次。出洋肄业局管理严格，规定不去发辫，不入礼拜堂，对违规或水土不服者予以辞退。对顽皮者，如：蔡廷干等四人，送技校磨砺；对自剪掉辫子者，如：史锦庸等4名幼童提前召回。吴嘉善到职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颁布《规章》，强化暑假管理，要求“全体各生一分为二，分批进驻哈德城本局住宿六周”，研习中文或中文翻译为英文，之后才可自由去他处度假。并对经费使用，做出详细规定。1880年，容揆、谭耀勋参加基督教——海公理会，并剪掉辫子，监督吴嘉善开除他们，将其遣返回国。只是遣返途中，他们跳下火车，滞留美国。

国内报纸十分关注留美幼童的学习情况。例如：1874年（同治十三年）8月6日《申报》以《出洋总局挑选第三批幼童出国》为题介绍说：“每一书院内拔中国官生两名与美国人伴读，按月考课训教谆谆，而中国幼童亦日有进境。闻今年二月份月课梁敦彦考取第一名、蔡绍基考取第二名、黄开甲考取第五名，凡在前列者已陆续升入大书院内学习，行见蒸蒸日上。”在美国的哈佛书馆展柜中，留美幼童的课稿予以展示，其中有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所著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庆贺百年大会序》《美国土地论》《风俗记》，等等，每篇后附洋文数页。勤者有以劝，惰者有以警。“西人阅之，皆啧啧称奇。”

幼童入学后，很快与当地学生打成一片，他们开始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同时，课外活动也丰富起来。1876年（光绪二年）7月，幼童出洋肄业局组织全体幼童开展了为期三天参观费城举办的纪念美国百年大会活动。在总管美国人饶托鲁、老师刘其骏、翻译邝其照及西师男女六人的带领下，从哈佛抵费城，寓阿拉司客馆。当地媒体极为关注予以报道，接待客馆及西餐厅，“屋顶升黄龙旗，进出有乐人鼓吹，极尽冠冕堂皇”。参观游览时，幼童语言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保持华式风格。恰值世界博览会在费城举行。有37个国家参展，各国展馆金银玉器、枪炮机械、绘画石刻、植物花果，应有尽有，争奇斗艳。中国馆有牌楼一座上书“大清国”三字。横匾“物华天宝”。对联曰：“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省会，友谊斯敦。”幼童前来参观，询此会究有意否？幼童答云：“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我侪动身之先，馆师嘱将会内见闻，随意记载，回馆后各作洋文议论一篇，再译为华文。”有人问其想家否？幼童答云：“想也无意，惟有一意攻读，回家终有日耳。”“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最后一天，在总理会务官公署，全体幼童得到美国总统尤里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的接见，并与幼童一一握手，“面谕数言”。

中国幼童留美正处于美利坚合众国大力修筑铁路，电气化发展迅猛年代，诸如铁路、蒸汽机、电话、留声机、电灯、电梯、印刷机、新式枪炮、机械等新事物，令人目不暇接。留美幼童耳濡目染受到蒸汽机时代的熏陶，思想发生急剧变化。进入初高中后，许多幼童开始学习跳舞、油画、钢琴、唱歌，体育活动也丰富多彩，游泳、拳击、长跑、滑冰、排球、足球、棒球、曲棍球、下棋、钓鱼等等，人人都参加，向往崭新的西方生活。科学技术新成果对幼童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增强了他们学好本领，用以振兴祖国的念头。许多幼童考入耶鲁大学各个学院，成绩优秀。例如，在雪非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读书的詹天佑，在一二年级，两次获得数学奖。留美幼童热爱现代体育，在耶鲁读书的钟文耀参加耶鲁大学划船队，并担任舵手。耶鲁大学划船队在与哈佛大学划船队比赛中，两次击败对手。1878年（光绪四年）学校组织“东方人”棒球队，其参加的成员有蔡绍基、陈钜庸、钟进成、李桂攀、吴仲贤、梁敦彦、詹天佑、邝咏钟、黄开甲等人，并经常举行比赛。在暑假期间，“幼童出洋肄业局”组织幼童到康州巴塘湖畔举行大型露营活动。1881年（光绪七年）幼童回国，东方人棒球队在路过旧金山时，应邀与奥克兰棒球队举行比赛。结果打得奥克兰溃不成军，终局留美幼童棒球队大获全胜。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881年，有学籍可考者89名，其中小学19名，中学35名，共54人，即60%以上正在接受基础教育。在大学读书的为35人，耶鲁大学22人、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8人、哈佛大学2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3人，只有欧阳赓、詹天佑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另外，容揆、谭耀勋滞留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张康仁、李恩富、郑廷襄、李桂攀、曾溥历经波折重返美国，他们后来也获得了大学学位。

二

1879年，吴嘉善担任出洋肄业局监督，成为清政府中途撤回留美幼童决定的始作俑者。他认为这批幼童，早已“美化”，背叛了“儒教”正统，将来再分庭抗礼，必然后患无穷。

尽管美国教育界人士致函总理衙门竭力挽回，还通过社会募捐的形式企图解决幼童的留美费用问题；容闳也极力抵制，都无法扭转局面。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恭亲王奕决定：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并解散了幼童出洋肄业局。

当留美幼童回到上海的时候，没有期待中的欢迎仪式，只有冷漠、嘲笑与关押。

当留美幼童回到天津的时候，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温情。天津，这座当时中国科技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接纳了他们，70%以上的留美幼童落户天津。

1879年，吴嘉善担任出洋肄业局监督后，他开始强化对留美幼童的管理。

吴嘉善（1820—1885），字子登，江西建昌府南丰县人。1852年（咸丰二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授散馆编修。在京师任职时，与江苏巡抚、算学家徐有壬经常切磋算学。吴嘉善是翰林中第一位自学外语的人，口虽不能说，而笔能译，撰有数学著作《测圆密率》3卷。为算学家李善兰校刊数学著作《尖锥变法解》1卷。其撰《算学二十一种》收入清大型数学论集《白芙堂算学丛书》。时人称其“颇懂洋务”。后随陈兰彬出使美国，曾负责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两国事务参赞。1879年（光绪五年）下半年，经驻美公使陈兰彬推荐，接任留美学生监督（委员）一职，成为清政府中途撤回留美幼童决定的始作俑者。他认为这批幼童，早已“美化”，背叛了“儒教”正统，将来再分庭抗礼，必然后患无穷。当发现少数幼童信仰基督教，还在春田市秘密成立“中华基督教归主团”时，引起极大不安。遂于1880年（光绪六年）4月1日，以中国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名义印制英文《规章》十条，分寄新英格兰州有中国幼童的美国社区，强化管理。《规章》内容如下：

《规章》

第一条：自今日起，每值暑假。中国各生当全心全力研习中文，练习英翻中，或中翻英。此后，全体各生一分为二，分批进驻哈城本局住宿六周，期满以后，各生始可自由去他处度假。

第二条：在学期间，凡能作文之各生，继续习作，其不能作文者，则需将其英文课业，口译成中文后笔录之。但无论何种程度，每月均需将所作中文课业呈送本局查考。凡按时呈送且成绩优良者，必发奖励，凡迟送者，当处罚金。

另外，各生每月有30页的中文功课，必须呈送本局，不得有误。

第三条：本局已编有英文辞句，各字均有中译，并有附英文翻译的《四书摘要》，不日分发各生认真研读。

第四条：本局新编注册簿一份，分送各生，照表填妥，立即寄回哈城本局，俾各生之成绩优劣，学业进度，今后均能有案可稽。

凡不专心学业各生，本局当勒令其退学，并遣送回国。凡已入大学和理工院校者，各生所习专业，当由本局员另专案考核之。

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如“英诗写作”等），本局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授。

吴以此对幼童加以约束，对所学课程内容予以限制，还对经费使用作出严格规定。推行严厉惩戒的管理方式，对没有叩头的学生大发脾气，与留美幼童关系紧张。由于吴嘉善对留美幼童的偏见逐渐转化为敌视态度，其不断向陈兰彬反映负面情况，曲意迎合国内的保守势力。

19世纪80年代初，近代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教育活动——幼童留美遭受中途夭折。关于夭折的原因，据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研究，主要为六个方面：一是肄业局内部人事不和。陈兰彬与容闳身世、教养、志趣、认识上的差异，使清政府对容闳有不信任感。二是幼童平时习英文，集训习中文造成困难。个别学生组织“中华基督教归主团”，倡导中华帝国基督化，剪辫子、着西装，引起清政府不满，加上财政拮据，遂决定裁撤肄业局。三是美国出现排华暴动，1880年中美《北京续修条约》明定美国有权限制华人入境。四是清政府积极护侨及拓展航运，招商局轮船抵旧金山被额外征税，这种不公平待遇引起清政府不满。五是中国派遣留美幼童希望进西点军校、海军官校“两院肄业”，遭到美方拒绝，而日本留学生可以去。六是国内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文彬为代表一些官员弹劾留美幼童活动，逐渐演化成政治运动。

新任监督（委员）吴嘉善发现留学生们的种种“罪状”，除“抛荒中学，背弃孔孟之道”外，还有诸如“驰骋跳跃，有损儒者之风；运动换装，弃我大清国服”等等。发现谭耀勋、容揆加入教会，开除出洋肄业局，命令立即回国。他屡次上书总理衙门，反映留美学生行为放荡，淫佚无管束，习洋教等等，认为学生继续留美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斥责幼童，对连续两个月内没有完成指标的幼童实行惩戒，幼童们把哈特福德出洋肄业局称作“地狱之家”。当清政府以撤回留学生之事询之，吴极力赞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吴嘉善感到问题很多，遂与陈兰彬向清政府提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的意见。

尽管美国教育界人士致函总理衙门竭力挽回；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出面呼吁清政府改变撤回决定，还通过社会募捐解决幼童的留美费用；容闳也极力抵制，都无法扭转局面。在吴嘉善等人一再危言鼓动下，1881年（光绪七年）6月8日，总理衙门恭亲王奕等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对留美幼童的处置作出表态：“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岐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惟恃管带者督率有方，始能去其所短，取其所长，为陶铸人才之地，若如陈兰彬，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换，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3]7月，清政府解散了幼童出洋肄业局（留学事务所）。(www.xing528.com)

正在康州巴塘湖畔举行大型露营活动的留美幼童得知撤回的命令，引起一片悲愤。幼童召集会议并派代表往见容闳博士，希望代表幼童向清政府交涉。容闳安慰大家说，“此番回华仅是度假，将来再返美完成所学。”有了这种保证，94名幼童中途辍学（120名幼童，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滞留美国未归，以及在国外病故等，减员26名），分三批：第一批21名8月21日起程，送往天津电报局学习电报。第二批48名于8月23日起程；第三批25名于9月26日起程，陆续回国。

留美幼童初到上海时，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被视为“洋鬼子”（幼童均穿西装回国），押送到关闭十年的“求知书院”落脚。幼童黄开甲在《给巴脱拉夫人的信》中记述道：“曾幻想有热情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的‘乌托邦式’幻梦。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了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4]在上海的美国友人罗伯特·勃朗先生也证实：“第二批返华幼童刚到上海，立刻被送往城里，并且与外界严密隔绝，使我无法与他们联络。”

容尚谦在《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一书回忆说：“每个人发给两块光木板子，没有褥子，还有一条肮脏的棉被，发霉、发潮、发臭，一里外都能嗅到。一队士兵把守在各个门口，防止我们走出去和朋友或家人取得联系。屑官小吏，身着官服，自始至终用粗暴的和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那时都身穿西装，因为手中没有一分钱，无法去买衣服把它换下来。整群人中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吃的食物可怕，连猪食都不如，”伙食费被管事、厨子层层克扣。“我们实质上都成了令人讨厌的囚犯，而且使人感到的确是如此——这是失败的代价。”已是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徐润了解情况后，答应借给每个幼童30美元，替换服装、购买床上用品。温炳忠在《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中写道：“以自由之邦回来的幼童，对莫明其妙的失去自由，是深恶痛绝的。有一天，幼童终于不能再忍受禁足的苛待。一个曾任棒球投手的幼童和一个拳击好手的幼童，对不让他们外出的守卫饱以老拳。这件事报告上去，幼童监督终于同意他们白天外出，夜晚返舍了。”

出国时荣耀无比，回国时却形同囚犯，留美幼童天上人间，命运难测，今后路在何方？

三

留美幼童在天津经风雨、受磨砺、长见识，逐步成为国内军、政以及新兴事业中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他们相继从津门走向全国各个领域，许多人后来权位显赫，名重一时。推堪留美幼童中涌现的杰出人才，大都有着天津生活的经历，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与留美幼童在上海的际遇形成鲜明对照，当他们北上天津，并在招商局大楼报到后，情况得到极大改善。李鸿章指示有关方面安排好食宿。经过津海关道台周馥主持的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为：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国际公法等内容，以及询问所学专业情况；第二次考试要求：每名幼童撰写一篇《财富论》，接着陆续分配。在安置前，李鸿章接见了来津全体留美幼童，抚慰有嘉。据梁诚回忆说：幼童们“偷偷打量两鬓斑白的李鸿章，心中涌起的是亲近和敬意”。天津自成为“自强、求富”洋务运动的试验场后，充当了中国蒸汽机时代的引擎，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之先进区域，勃勃生机，为官学生回国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首批幼童21人除两人外，均送往新兴事业电报局学传电报。接着，第二、第三批幼童，除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等留用23名外，其主体50人都分配到北方天津，相继安置在电报学堂、电报局、天津机械局（东西两局）、北洋水师学堂、鱼雷学堂、大沽炮台、津海关道、天津道台、北洋医馆、开平矿务局等处，或学员，或听差，或任教习，占总人数的70%以上落户天津。

黄开甲在给巴特拉夫人的信中说：我“发现大多数朋友已去了天津”，“（梁）敦彦在天津电报学堂教基本英语，蔡绍基在天津道台衙门任助理翻译，梁薪俸每月十二两，蔡收入十两。吴仰曾将去开平煤矿，故薪俸未定。”同学中“还有几位在天津大沽鱼雷学堂”。稍事安定，居津幼童——官学生之间就有了沟通与交往。曾在北洋医学堂读书的周传谔写信给美国贝克先生，介绍说：教师“热心也优秀”，还修了一栋三间的欧式房子当实验室，在馆学习状态“渐入佳境”。并说：“海军、电报、鱼雷学堂的同学经常来访”，“海军学生在一个月内，将随中国舰队开赴朝鲜”；电报学堂的同学“在三个月内将到电报局实习”，等等。李鸿章同意幼童轮换回故乡探亲。第二年，在北洋医学馆的八名学员，就有四名回家探亲去了。这期间，虽然有唐国安、梁敦彦、张康仁、李国富等人，因家庭情况返归故里或为了寻求个人发展辗转出国，但更多的留美幼童选择从南方北上天津，他们坚忍在津沽大地，从最基层一步一步做起。

李鸿章十分注意对留学生人才的网罗与使用，为了加强北洋海军建设，调英国留学三琴士官学校毕业的罗丰禄出任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总办；调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严复到北洋水师学堂充任教习；为发展中国铁路事业，李鸿章专门找张之洞要人，调耶鲁大学土木工程毕业的詹天佑到津沽铁路公司作帮工程司；把毕业于伦敦林肯法律学院、通过英国律师考试的香港大律师伍廷芳揽于麾下，让其参与外交谈判、担任津沽铁路公司总理；还把在开平煤矿曾于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读书的吴仰曾送往英国“皇家矿冶学校”深造。吴学成回国后，曾担任开平矿务局帮办（副局长）、主任验矿师要职。黄开甲北上担任负责办理洋务的盛宣怀总办秘书，直接参与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各种活动。在直隶总督李鸿章身边，刘玉麟被聘为家庭教师、出任洋务局总办，还负责李鸿章的洋务文案；在前往日本马关时，林联辉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随着电讯事业的发展，以天津为中心创办了水线联合报局、津沪电报总局，架设线路辐射四方。朱宝奎担任天津电报局总办、袁长坤任天津水线联合报局的总办、吴焕荣任天津电报局巡线总管、程大业担任天津电报局领班。电报学堂的许多留美幼童被派往北至张家口、满洲里、恰克图，南至上海、福建、江西、浙江、湖北等广大地域，他们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据统计，仅省以上电报局局长就有11人，他们成为开拓当地电信事业奠基人。

在北洋水师、鱼雷学堂的留美幼童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致远、镇远、济远等主力舰，以及“广丙”鱼雷巡洋舰、龙福鱼雷艇、广甲、扬武等舰服役。经过历练，他们有的充当大副、枪炮官、帮带；有的任帮带大副、管带等职，戍守华夏万里海疆。另有在大沽炮台鱼雷部服役的多人，他们守卫着天津内河安全。王凤喈、梁敦彦留校，分别担任北洋水师学堂和电报学堂的教习；黄仲良则出任天津机械局（东局）翻译兼图算学堂教习。唐绍仪、周长龄、林沛泉、吴仲贤、蔡绍基等人被李鸿章派遣随穆麟德去朝鲜组建海关，出现在近代中国外交领域。

北洋医学馆毕业的官学生被派到军舰上或武备学堂工作，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军医出现了。林联辉出任北洋医学馆第一任校长。武备学堂医官及京津铁路总医官的金大廷战地救护，壮烈牺牲。在开平煤矿第一代矿冶工程师出现，吴仰曾、邝荣光为保护煤矿与八国联军侵略者坚决斗争。

天津是留美幼童回国后走进社会的第一个课堂，尽管后来许多撰著者忽略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们最初收入很低（月四两银子），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忍耐坚毅多年，清政府终于看到留美幼童的忠贞不渝与献身国家之心，启用他们，委以重任。曾在水雷学堂读书的蔡廷干回忆说：“当光绪初年由美返国时，士大夫识见未开，对于吾侪不无意存轻藐，甚且出于疑忌。独李文忠、刘公芗林、周玉山公二三有远识者，稍加颜色。迨其后，张文襄、袁项城、端午帅诸先达，荐拔吾侪，不遗余力，视李文忠诸公有加。以故数十年间，吾同学之登仕版者，文武两途，类多通显。”^[5]

留美幼童在天津经风雨、受磨砺、长见识，逐步成为国内军、政以及新兴事业中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他们相继从津门走向全国各个领域，许多人后来权位显赫，名重一时。推堪留美幼童中涌现的杰出人才，大都有着天津生活的经历，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在电讯事业上，电报学堂学员周万鹏出任电政总局局长、袁长坤调任大清邮传部电政负责人、唐元湛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电报局长，为我国电讯事业的发展与普及做出重大贡献。

在国防事业上，北洋水师学堂学员沈寿昌、陈金揆、黄祖莲为民族独立效命疆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他们的事迹，有的被载入正史《清史稿》。辛亥革命后，蔡廷干任海军副司令、曹嘉祥、徐振鹏任海军次长、吴应科任海军参议，对重建中国海军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路矿建设方面，以詹天佑、邝景扬、罗国瑞、钟文耀为代表的铁路工程师，他们的业绩获得国际公认，为中国铁路建设立下卓越功勋。以邝炳光、吴仰曾、邝荣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地矿学家，他们撰写的《金银冶金学》《照相新编》（译著上、下册）、《直隶地质图》《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图》等著作，至今仍发挥着指导作用。

在教育事业上，唐国安出任清华学堂首任校长，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等4人担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温秉忠出任南京华侨子弟学校——暨南学堂总理，梁如浩、周长龄、方伯梁等执掌唐山路矿学堂，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民主革命方面，孙中山蒙难伦敦，欧阳庚担保帮助孙中山暂栖檀香山，还介绍表弟廖仲恺给孙中山当助手。容星桥则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开展武装斗争筹款，支持《中国日报》出版，成为辛亥革命元老。吴应科在辛亥革命中，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海军司令。吴其藻参加辛亥革命，担任吴淞口炮台司令。宋文翙为镇东舰队司令，参加了攻打南京城的战斗。驻美公使梁诚联合驻英大使刘玉麟奏请皇上速颁诏旨决定共和。吴仲贤在收回天津、武汉德租界，武汉俄租界中发挥重要作用。更有牛尚周、温秉忠介绍宋嘉树（耀如）与徐光启后裔倪桂珍成婚，演绎出将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送往美国读书的一段历史佳话。

随着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的形成，部分留美幼童也出现在国家政权的关键岗位。唐绍仪出任税务大臣、丁崇吉出任海关副税务司，打破了外国人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局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同年11月1日清政府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6日，袁世凯组织新内阁，其中外交大臣由梁敦彦担当、梁如浩任邮传部副大臣。随后，在南北议和中唐绍仪贡献突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国务总理由唐绍仪担任，彪炳史册。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留美幼童在追回部分庚款、发起领导了送庚款生留学运动。驻美总领事的欧阳庚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同学，他听到总统谈庚子赔款“本来也实在是过多了”的消息，便与驻美大使梁诚积极运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进行交涉谈判。外务部左丞梁敦彦代表中方与美方在协议上签字，唐绍仪作为特使前往美国答谢。国内唐国安出任游美学务处会办（1912年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成立预备学校——清华学堂，选拔培养庚款生，送往国外深造。他们秉承容闳的思想、沿着容闳开辟的路线，亲送第一批庚款生赴美；在美国的容揆（容闳的侄子，接到第一批47名庚款生留美）热情协助。庚款留美生的出现，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在中国庚款留美大潮的冲击下，为争夺对华利益，英、法、比利时等国纷纷效仿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主要用于中国留学教育。庚款留学运动，文化贡献卓著。

留美幼童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邮电、铁路等方面的发展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有的还走出国门，影响超出国界。例如，郑廷襄成为美国纽约著名布鲁克斯大桥的主要建造者、张康仁重返美国，获法学学士证书，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毕业的中国律师、李国富为反对美国排华法案奔走呼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写下《中国人必须留下》的不朽檄文。在他去世五年后，美国终止了持续61年的排华法案。

留美幼童是“同光中兴”的“洋务运动”时期旨在培养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是由容闳所倡导，丁汝昌、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末重臣鼎力支持，并得到清政府首肯的留学活动，开中国近代官费留学之先河。

【注释】

[1]［美］李恩富著，唐绍明译《我的中国童年》，珠海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63页。

[2]李圭著《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69页。

[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折》，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157页。

[4]高宗鲁搜集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5页。

[5]温秉忠《最先留美同学录》蔡廷干跋，见《近代史资料》198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