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作为留学泰西运动的大力倡导者,开官费派遣幼童、武弁、船政学堂学生留学之先河,也使天津成为中国留学运动的发祥地。
中国的留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携带华人子弟留学欧美,据记载当属1847年牧师勃朗带容闳、黄宽、黄胜三人,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读书最早。1854年,容闳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黄宽获得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学士学位,三年后获博士学位。这一事件是中国最早的出国留学,而作为政府行为的留学生运动,他的发祥地却是天津。
一
中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的团长,竟然是个外国人,而且是前美国驻华公使。
中国官方派遣人员游访欧美,则始于“斌椿使团”。
1866年2月,总理衙门向皇上打报告说:现在外国人来我大清的很多,对于我国各省的情况很熟悉,而外国的情形呢,我们中国却很少知道,对于办理外交等事情总是不那么顺畅。日前总税务司赫德来到总理衙门,说他要回国度假,他说如果总理衙门能够派同文馆的学生跟他一起去英国的话,那么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就很容易了。
皇上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中国第一个出访代表团就这样诞生了。代表团共七人:团长斌椿,团员有他的儿子广英;同文馆学生三人;另有英国人包腊、法国人德善,分别充任翻译和旅行总管。
斌椿(1804—?),男,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善禄官领下人。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赋闲在家。经人介绍,任总税务司赫德华员文案(秘书)一职。因办事敏捷,有才干,深得器重。
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随赫德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其中,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专为中国来访者举办了一次宫廷舞会。游访历时4个多月,斌椿回国后著有《乘槎笔记》一书。
1868年2月25日,中国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
清政府担心《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于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外交人才匮乏,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成为两大难题。总理衙门官员不通外语、没有出国经验;同文馆师生很难当此重任。于是选了一个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的团长,竟然是个外国人,而且是前美国驻华公使。任命总理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以同样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跟随学习。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还有随员、译员等共30多人。
他们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11个国家,历时两年八个月。然而,在代表中国出访的途中,这位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俄国因病去世。蒲安臣去世后,志刚担此重任。
1870年10月18日,代表团回到上海,钦差志刚撰有《初使泰西记》一书。
大权旁落,一个美国人执掌中国外交,这件事刺激了许多有思想的中国人,包括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李鸿章认为:“自斌椿及志刚、孙加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1]遂与曾国藩支持容闳的留学计划,决策于津,筹划帷幄,终于1872年8月成行。1876年李鸿章小试牛刀,派遣天津七名兵弁赴欧洲德国留学,从中摸索经验。接着,他召见李凤苞、日意格于津门商讨留学章程,并于1877年派遣福建后学堂学生严宗光、刘步蟾等30人赴英国、法国留学。李鸿章作为留学泰西运动的大力倡导者,开官费派遣幼童、武弁、船政学堂学生留学之先河,也使天津成为作为政府行为的中国留学运动的发祥地。
二
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首肯,留学事务所的领导班底在天津初见雏形。
恰在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还有毛昶熙等四位重臣大吏云集天津,参与处理“天津教案”谈判之余,忧国忧民的洋务大将,不免对当前局势、对国家前途交换意见。容闳乘机再次向丁日昌提出留学计划,并以眼前教案为例分析说明外交人才匮乏的种种不利,以及实施留学教育的刻不容缓。丁日昌亲往曾国藩、李鸿章钦差大臣处多次面陈留学建议。李鸿章、曾国藩等痛感人才匮乏,一致赞许,接受容闳、丁日昌等人建议,选择时机向两宫太后、皇帝禀报。
这一年是曾国藩的六十整寿,机会来了。曾国藩的六十大寿必定要在动荡中的天津度过,而且还要处理棘手的天津教案。太后、皇帝自然怜悯臣下,按例特赐福、寿等以笼络封疆大吏之心。九月,奉旨赐寿,由军机处咨交曾国藩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十六日曾国藩专折奏谢天恩。也就在一天,曾国藩、李鸿章把丁日昌屡进臣言的容闳幼童留学计划,通过附奏《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的形式,向太后、皇上婉转提出,也算打招呼吧。你想谢恩的同时,提出奏带陈兰彬去江南,并附着提出幼童留美事,可谓选择机会甚好。那么陈兰彬是什么人呢?曾国藩一定要带他去江南干什么?
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人。幼年聪颖好学。幼读诗书并入武馆习武,酷爱兵书。22岁中“拔贡”,“以优行贡京师,名噪公卿”。1853年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六年后入刑部。1860年,因母亲病重告假返乡,在高州高文书院讲学。时爆发太平天国运动,他带领高州书院学生,办团练、练乡兵、设方略,与太平军周旋三年之久,获朝廷“叙功加四品衔,赏花翎”的奖励。回京后,仍在刑部任旧职,奉命清理积案,忙忙碌碌,长达10余载,官仅做到候补主事。53岁的一介京官陈兰彬,似乎仕途就此打住了。
然而,峰回路转,命运出现了新转机。1869年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进京面圣期间,陈兰彬前往拜访,曾有一面之交。2月,在翰林院编修许振伟的推荐下,曾国藩认为:陈兰彬“学优识正,练达时务”,奏调入幕,充当文案兼管莲池书院等事宜。由于,陈兰彬有刑部办事、有板有眼的扎实功底,在协助清理直隶陈年积案中“智深勇沉”,处理大量旧案;曾国藩命他考察直隶河道,治理水患,他亲自赴黄河两岸考察,勤于思考,研究治水要诀,著成《治河刍言》八卷,为时人所重;后又派他前往直隶南部大名、元城等七县赈粮救灾,他秉公处理,出色完成任务,深得曾国藩的器重与信赖。就这样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仕途前景呈现光明。
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正在保定直隶总督衙门养病的曾国藩,应诏抱病前往天津查办。陈兰彬以文案身份随行,还有李兴锐、吴汝纶等人。
文案工作人命关天,巨细无遗,不可稍有差池。他参与问案,整理宗卷,字斟句酌,往往到深夜。
通过“天津教案”的办理与考察,他们认定容闳、陈兰彬是主持幼童留学的合适人选。
曾国藩、李鸿章在所撰《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中赞扬并推荐了陈兰郴。
当天深夜,晚归的丁日昌,呼起早睡的容闳,告之事态进展甚佳。使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进一步记述了奏折送京的情况,他说“两日后,奏折拜发”,“由驿站加紧快骑,飞递入京,此时曾督及余人皆尚在津沽也”。[2]后来,曾国藩回忆说:“臣去年在津查办教案,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前来会办,屡次与臣商榷,打算挑选聪颖少年送往西方各国学校学习军政、船政、测量计算、机器制造等学科。”
容闳记述说:“数日后,津中有为曾、丁诸公祖饯者,予及陈兰彬均在座,丁抚遂为余等介绍。予之与陈素未识面,今则将为共事之人矣。”老友丁日昌离津前,与容闳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说明安排留学领导班底的用意,他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对力,或竟事败垂成。故欲利用陈兰彬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可见,丁日昌为成就容闳的事业用心良苦。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首肯,留学事务所的领导班底在天津初见雏形。
三
中国留学生第一人,中国留学运动第一鼓吹人——容闳。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1828年(道光八年)11月17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容丙炎曾在澳门打工,思想开通,支持容闳入澳门英国基督教牧师马礼孙办的预备学堂学习。那里管住、管吃、不要钱,1835年,容闳的父亲亲自乘小船送他前往澳门,企盼儿子入“洋学堂”将来能做个“通事”或“买办”,出人头地给家庭带来富足与希望。后来,学堂因故停办,加上父亲去世,12岁的容闳返回家乡,靠贩卖糖果为生。一次,有位农夫知其略懂英语,便打赌说:“孺子能言者,吾将以禾一巨捆酬汝劳。”容闳从容背诵26个字母,如讲演一般。农夫惊讶,果将“一巨捆”禾兑现,搬禾回家的容闳,深感西文“奇效”更增添了学习信心。
不久,经友人介绍容闳重返澳门,在教会办的印刷所当童工,挣取微薄工资补贴家用;还为传道士医生霍伯逊主任的巡行医院里干些杂役。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经霍伯逊介绍,容闳重新进入迁往香港的马礼孙学校读书。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马礼孙创办的澳门预备学堂任校长的美国人赛缪尔·布朗,因为夫人身体的原因,要暂时离华,当布朗先生表示愿意带几个学生去美国时,容闳首先起立响应。于是,18岁的容闳说服母亲,和黄宽、黄胜两位同学追随布朗夫妇,一起搭乘同孚洋行的“亨特利思”号商船,从黄埔港出发奔赴美利坚。在布朗夫妇的帮助下,容闳先在马萨诸塞州著名的孟松预备学校学习;三年后的秋天,考入耶鲁大学,系统接受欧美文化教育,成为该校中国留学生第一人。五年后,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学期间,他学习刻苦,经常读书到半夜,他的英文学得很好,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他负责为20多个同学做饭;又为兄弟会管理图书,还被兄弟会举为司书人,每年给30美元酬金,以补生活之需;他擅长写作,喜欢哲学,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引起美国学者的注意;虽然在美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并花两年工夫熟练汉语。他曾雄心勃勃地说:“我心里已经计划好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1856年(咸丰六年),28岁的容闳回国后,在帕克博士(美暂代公使)处做书记、在香港从事最高审判厅译员、在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翻译处实习、在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国洋行中供职,还做过茶叶经理人,长期的历练使他逐步成熟。1862年(同治元年),容闳应朋友李善兰等人邀请赴安庆湘军大营,两次会晤曾国藩。他提出“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的观点与曾氏主张暗合,遂委以重任,并成为曾国藩幕府人员之一。第二年,曾国藩筹措68000两白银,命容闳赴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在上海容闳访求到美国精通专门机器的工程师哈司金,又去英、法等国机器厂实地考察、了解行情,然后签订了委托办理合同。到美国后,在哈司金的帮助下,终于与马萨诸塞州费屈伯格城的朴得南公司签了订货合同。1965年(同治四年),所订机器全部交货,出色完成任务。曾国藩一方面命机器运往上海交李鸿章所办军事企业;另一方面认为容闳颇具胆识,上《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向朝廷保举授容闳为五品候补同知,担任江苏巡抚衙门译员,从此走上中国洋务运动舞台。这期间,他与李善兰、丁日昌、徐寿、李鸿章等多位洋务派领袖结识,参与创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筹组华商轮船公司,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一员战将。
1867年(同治六年),曾国藩到上海考察,容闳“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他趁机向曾国藩进言,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一所兵工机械学校,使中国青年有机会学习机械制造原理,将来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管理工厂,深得曾国藩赞许。1868年(同治七年),清任命蒲安臣(卸任的美驻华公使)率领大清使团出访欧美,这极大地刺激了容闳。他认为:中国缺乏受过现代教育的外交人才,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不得已用外人充当,使国家大权旁落,中国的利益往往被忽视或出卖。因此,他面见刚刚荣升为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请其代奏”。丁日昌赞同容闳的观点,只要有机会就积极鼓吹,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和不可或缺的人物。
容闳“亟亟返沪”,邀友合力撰写条陈,以便由丁日昌转寄北京。容闳在条陈中较完备地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籍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监督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这项留学计划很快呈寄给丁日昌。然而事不凑巧,军机大臣文祥因“丁忧”奔丧守制,奏折被搁置在军机处。随后,文祥逝世,这次努力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容闳得知实情后,无限感叹地说:“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怏怏哉。失望久之,烬余复热。”但是,容闳并不灰心,他终于得到机会。
四
幼童出洋肄业局成立;留美预备学堂开学,留学运动走上实质性轨道。(www.xing528.com)
《同光风云录》说:容闳“新政之计划,重点在于教育,故选派青年赴美留学,以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以为新文化运动之启发”,“曾国藩、李鸿章据其主张,会衔奏陈,奉旨照办”。
曾国藩于1870年10月17日离开天津赴京面圣,然后去南京赴任。议定的留美幼童计划始终盘旋在李鸿章的脑海里,11月13日他在《复曾相》函中建议说:“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也。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尚多,乞令集议通筹,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衔会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发文。”[3]
这年(同治九年)冬天,“着照所请”的朱批传到南京。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命容闳、陈兰彬火速前来,商议实施留学教育的具体事宜。曾国藩、容闳根据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中国人如果入美国学习,美方给予最优待遇”的规定,拟定具体章程12条,主要内容为:一、与美国政府商谈,中国派幼童入美国学校学习,由清政府支付一切经费。二、在上海设立“留学出洋局”,派员负责,选出幼童在局中培训,准备出国。三、出洋幼童年龄在12—13岁左右,先派员120名,分四年派出,留学期限15年。四、留学生学习专业由清政府决定,归国后也由政府据情录用。五、幼童出洋后听从中国方面的约束,在学习洋文同时兼习中文。六、拨出留学经费白银120万两,于江海关分拨,等等。随后,容闳匆匆赶赴上海筹划下一步工作;与此同时,在上海的陈兰彬也积极起草留美教育章程。期间,曾国藩与李鸿章往来函商有关留学事宜。1871年2月6日,李鸿章在《复曾相》函中,分析说:“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折,遵即详为查核,大致似甚精密。尊论为时过久,需费亦巨,既经远学,必求有成,自非十五年后难期深造。惟经费稍多,此虽要事,然仅筹办洋务之一端,较京外所设同文馆当有实获,鄙见先请试行。”将来学成回国,或在总署;或在南北译馆;或在机械局供职,“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已”。“另拟简明章程,其条规内,商请总署知照美使可否?毋庸预定年限届时来去多少由我自酌。此事由南洋主政,沪关出费。所需尚不过巨,总署必可允行。”还建议说“拟添幼童出洋时,赏给监生年满回国送由总署考试,请给职衔一条,并乞卓裁”。[4]
经过多轮磋商之后,8月18日(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李鸿章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具体实施计划,并致函总理衙门: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
接着,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即沪局,或称“总局”)。陈兰彬、容闳分别担任正、副委员,为常驻美国管理中国留学生事务做了干部上的安排。1871年(同治十年),一所可容纳100名学生和教职工的留美预备学堂(亦称“出洋局”),在上海(山东路外万国公墓对面靠近南京路、北京路的地方)开办。曾国藩安排“盐运使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即刘开生)负责,成为最早留学培训学校的校长。另有一名校长助理吴子石、三位中文教师分别为叶绪东、容云圃(增祥)和黄先生。邀请英文教师曾兰生,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曾溥和曾笃恭一同任教。校舍建筑颇为宽阔,为两层楼房。大教室、图书馆、餐厅和厨房在第一层,办公室、接待室和宿舍在楼上。中文教师的四方桌放在每间教室的两头。
在风气未开的晚清,招收幼童留学谈何容易。容闳划定招生范围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沿海地区,经反复鼓吹幼童出国教育的好处,并到家乡去动员。一位幼童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人野蛮,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的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了。”虽然,唐廷植、唐廷枢兄弟热情支持,但人数仍是不足,阻力非常大。容闳又赶往去了香港,终于招考录取了詹天佑、邝荣光、容尚谦等30名学生。
初夏,留美预备学堂开学。进入学堂的幼童作息时间紧张而规范:早上,吃罢早饭,在教室上英文课。中午时分,进行中文课背诵。下午4点半,学校下课。走出教室自由活动。6点吃晚饭,有米饭、肉和蔬菜。点灯时,有晚自习,等老师来后,准备第二天的功课,至8点。9点,上床休息。端午节、中秋节放假。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力主体罚,竹板打手,管理严格。进预备学校接受封闭式的中英文强化训练。背诵古书,幼童们“拉着嗓门,高声朗诵”,“教室中,噪音震耳欲聋”。在该学堂学习一年中文、英文,迎接录取考核。
曾国藩、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沟通意见后,于1871年8月18日(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联衔上书皇太后、皇上《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详细汇报工作计划与进展情况,以求得最高当局首肯。在“万事齐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再次上《派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应办事宜疏》,“仰恳饬下总理衙门核覆施行”。并附《出洋应办事宜六条》,较前上书,更有操作性。内容如下:
“谨将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分条开列,恭呈御览。
一、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年十二至岁为率收录入局,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二、幼童选定后,取具年貌籍贯,暨亲属甘结收局注册,在沪局肄习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仍由沪局造册报明通商大臣,转咨总理衙门查考。至洋局课程以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分别等第报查,其成功则以十五年为率,中间艺成后游历两年,以验所学,然后回至内地,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洋自谋别业。
三、出洋委员及驻沪办事所有内外往来文件,应刊给关防。洋局之文,曰奏派选带幼童出洋肄业事宜关防。沪局之文,曰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关防。均经刊刻饬发,以资信守。
四、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由江海关道转交税务司,递至洋局。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之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昭诚敬。
五、出洋办事,除正、副二委员外,拟用翻译一员,教习一员。查有五品衔监生曾恒忠,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濬,文笔畅达,留心时务,堪充出洋教习事宜。业由臣檄饬遵照,届时随同正副委员一并前往。
六、每年需用经费,查照奏定章程,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用款,下年应用之项,于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验同税务司汇寄,外洋交驻洋之员验收。其沪局用款,即交沪局总办支销,惟原奏系二十年内,共用一百二十万金,约计每年须六万两,而细加推算,分年应用之款参差不齐,不能适符六万之数,如首数年,沪上设局,幼童齐往用款较巨,第四年竟至八万九千六百余两,末数年,幼童已归用款较减,第十九年,仅需二万三千四百两。此外,各年递推,亦皆多寡殊,兹由陈兰彬等核开清单,某年应用银若干,交江海关道署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该道分析造报,以昭核实。”[5]
五
中国留学运动的第一任领导曾国藩去世了,李鸿章成为实施幼童留美计划的主要领导人,薪尽火传,李鸿章在天津会晤陈兰彬、容闳安排下一步工作。
恰在关键时刻,出了岔子。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两江督署中午下过棋之后,到西花圃散步,走着走着连声大呼:“我的脚怎么这样麻?”于是,儿子纪泽搀扶他返回书房暂歇,只端坐了三刻。就抱着“仇不可忘,气不可泄”的情怀,与世长辞。曾国藩的去世给派遣留美幼童一事带来不利影响。李鸿章在《复何筱宋制军》函中表达心情说:“募选子弟出洋肄业一事,文正师持议甚坚,及吾身敢不卒业。荔秋纯甫二君洵远志之士,恐因师相仙去,意兴索然,望兄时时策历之。”[6]接着,李鸿章在天津会晤陈兰彬、容闳安排下一步工作,而“荔秋顾盼自雄,谓必可如约往返”,“遂不便深问”。薪尽火传,李鸿章成为实施幼童留美计划的主要领导人。[7]5月7日,总理衙门根据皇上的懿旨,最终下发《遵议派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应办事宜折》,代表清政府正式批准留学计划。6月,容闳被任命为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授江苏省道台头衔、三品顶戴,先期赴美安排留美幼童的衣食住行。
留美预备学堂校长刘开生,又称“刘总办”或“刘观察”,曾在曾国藩幕府专司奏稿,深得信任,尤热心教育计划,兢兢业业。第一批幼童入学后,上海茶叶公所、宝源祥茶栈老板徐润接到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亲笔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事宜的信函。他会同刘开生组织对幼童的考核、复试和体检,在合格的情况下,由家长在“出洋志愿书”上签字画押,再行赴美留学。据《詹氏家藏家谱》抄本原文记载,詹天佑具结的全文如下: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 祖世鸾 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
此后三届,每批30人均由刘开生与徐润一手料量,始终其事。第二批带队官员黄胜;第三批带队官员祁兆熙;第四批带队官员邝其照。生源主要来自:广东香山、四会、南海、新会、番禺、顺德、开平、澳门;浙江宁波、绍兴;福建漳浦;安徽伙县、休宁、凤阳;江苏常州、宝山、丹徒、吴县等地,以及上海广方言馆多人。每期进修学员的人数也扩至40名,通过英文、行为举止等考试,选拔30人赴美留学。
1872年(同治十一年)8月,留美幼童“奉旨钦赐官学生,赏赐袍帽顶戴”,并发给铺盖一床及小箱子一只,学习如何在官员面前应对,以及礼仪。坐上华丽的马车,向上海海关道台叩头、谢恩。“接见使幼童感到如同觐见皇帝一般的威慑,因为道台是第一次特准他们可以抬头看他脸的大官。”第二天,拜会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他热诚接见幼童,并飨以简单茶点”。11日,首批留美幼童乘轮船从上海出发,“带着沉重的心,感到前途茫茫,与岸上含笑的朋友、热泪盈眶的家人告别”。他们经香港,乘坐木制轮桨船抵日本,换船渡过惊涛骇浪的太平洋直赴美利坚合众国西海岸的旧金山。28天后,在旧金山登陆住在“皇宫大饭店”,经三天休整,乘火车横贯美国大陆,穿越洛矶山的许多隧道和一望无垠的草原,在旅途中,曾遇劫车大盗,幼童一场虚惊。于9月22日,抵达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斐尔德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洋局)总部。这条路线成为四批留美幼童的最佳出行路线。第二批幼童温炳忠回忆说:在日本横滨换乘“中国号”轮船前往美国。“那条船是一艘‘明轮船’(paddle-wheel)。让我给你们解释,这条船有两个大‘蹼轮’,安装在船身中间之两舷。在大风浪中,这种船很容易被翻覆。时常船之一舷被巨浪涌起,而那边的蹼轮在空中打转并发出恐怖的噪音。”在旅行中,幼童们也是起居有时,学习生活安排得非常紧凑。比如:第三批留美幼童旅行期间,据带队官员祁兆熙在所撰《游美洲日记》一书中记载:在船上教读的有《三训合刊》《感应篇》、温读西书、写帖背理,等等。
先期到达美国的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斐尔德设立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又称留学事务所或洋局)总部,作为安置在美幼童学习的管理机关。后来,采纳海德列先生的建议,迁往康纳特克州省会哈特福德城,在森孟纳街租赁(租金年1700两)了一栋三层小楼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办公地,但斯普林斐尔德仍为“分派学生之中心点”。在康州哈特福德城森孟纳街的出洋肄业局办公楼(又称“哈富公馆”)内悬挂有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三人肖像,留美幼童奉为恩师。进门右手为客厅,后为翻译房、饭室;左手为教读房两间,对面为书室一间,内有六架书籍,凡学堂书尽备,并有《汉书》几种及唐诗、官版《三国志》、《胡文忠公集》等书,诸生由此阅读、学习、参考,一生用之不尽。毗邻是幼童饭室。二楼为办公室房间及卧房。最上层为至圣殿,供奉孔子牌位,北向临窗为拜阙所。房屋狭窄,不敷用。配备的汉文教员有光禄寺簿附监生叶源濬(绪东)、主事分部行走容增祥(元圃)等两位。另有,五品监生曾恒忠(兰生)为翻译。每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委员,奉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
【注释】
[1]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91页。
[2]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85年7月版,第129页。
[3]《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十》,第3458页。
[4]《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十》,第3462至3463页。
[5]《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朋僚函稿·卷十》,850至852页。
[6]《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朋僚函稿·卷十二》,3511至3512页。
[7]《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朋僚函稿·卷十二》,3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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