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制造洋船，推动北洋轮船航运

如今走在街上，会看见许多银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还有招商银行。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天津本地，又有多少人知道招商银行与天津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毫无疑问，招商银行与招商局是有渊源的，而招商局在一般人看来，它好像是上海的企业，是的没错，它的名字叫做上海轮船招商局，但是这个名字叫做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企业，其实是北洋的产业，它只不过是坐落在上海，名字中便带有上海二字而已。

李鸿章在纽约。1896年

一、缘起

缘起，简单地说，轮船替代沙船、帆船等人力船只，是必然的趋势，是世界范围内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那么，当充满了人力船只的中国内河上，涌进越来越多的外国轮船的时候，航运竞争就开始了，那么，依靠人力船只与外国轮船竞争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轮船运输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清代的漕粮是所谓“天庚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漕粮本由运河北运，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日渐阻塞，自1826年起试办海运。清政府虽不惜花费巨款，多次企图恢复河运，然而以海运取代河运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道光年间，集上海的沙船多达3000余艘，除运漕外还担负着南北物资交流的任务。

外国轮船的出现，使沙船相形见绌。“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沙船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咸丰年间，沙船已减至2000余艘，到70年代初，仅存400艘。依靠沙船运漕便成了问题。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北，欧美国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只纷纷进入了中国水上运输业。由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只具有速度快、载货量多、比木帆船成本低的特点，呈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长江开阔的江面上，洋船来往，洋旗招摇，中国的民族权利受到深重摧残。

“英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上海海关在一份报告中情不自禁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了’，‘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了’。……不仅在上海‘有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闲置得都快要烂掉了’，其他沿海港埠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在宁波，木帆船由于大量被淘汰，一条原值1.2万两至1.5万两的木帆船，到1866年仅能卖到800两”；“中国木帆船运输业在西方入侵势力的毁灭性打击下，呈现出一片凋敝景象，中国传统的豆石运输与漕粮运输均面临绝境。”^[1]

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为中国所不及，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国人开始学习和利用外国技术，自己动手制造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1842年，广东绅士潘世荣雇请外国技术人员，制造了1艘火轮船。

1861年美国在华设立旗昌轮船公司，由著名鸦片走私商美国旗昌洋行创办，是外商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这一年，上海至少有20家洋行经营轮船业务，机动船严重冲击着旧式航运业，中国船户纷纷破产。“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

当时，太平军和清军正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激战，中国旧式的帆船运输几乎完全中断，在沪汉航线上行驶的外国轮船，货运每吨收费25两，“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成本”。

面对外国商船的技术优势，当时睿智的中国官绅开始冷静地进行思考，酝酿出抗衡对策：（1）直接购买外国制造的轮船；（2）学习和利用外国技术，自己仿造轮船；（3）购买外国船和利用外国技术造船同时并举。于是，曾国藩率先购买了“威林密号”轮船。

1862年李鸿章正率领2000淮军，由安庆登上英国麦坚齐公司的3条轮船，沿长江驶往上海，不到3天他们就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三仗击退太平军。这是清政府首次采用轮船运输军队，风驰电掣，高耸的烟囱，坚硬的躯壳，全新运输方式和蕴涵的巨大军事战略意义，都给李鸿章以深刻印象。于是，1863年李鸿章也买了条“飞来福号”轮船。

这年发生了“李泰国事件”，使中国在购船活动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清政府决定暂停购买外国轮船。看到火轮船的大利所在，不能买便自己造，于是曾国藩组织华蘅芳、徐寿等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在安庆下水，转年左宗棠也在杭州造了一艘轮船。

太平天国倒台后的格局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最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势力次之，李鸿章并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李鸿章“向西方学习”，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于1865年率先创办江南制造局。紧接其后，1866年左宗棠也创办福州船政局，与李鸿章形成竞争态势。这时突然接到朝廷的调令，赴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便举荐沈葆桢担任福州船政大臣，用来遏制李鸿章淮军势力向南洋扩张。

1867年，不少商人购买或租雇洋船而又寄名在洋商名下，清政府总理衙门与曾、李及各大臣反复磋商，制定出《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以曾国藩名义颁布实施，重新开启了允许中国人购买外国轮船的闸门。

淮系幕僚许道身、容闳率先提出《华商制造洋船章法》，建议引用西方航运方式，去筹组中国新式轮船企业，用来分运漕米兼揽客货，这是建立轮船招商局的最初动议。清政府也担心中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漕粮运输受制于人。因此对建议的批示是，轮船必须为华人所有。

二、争论

新生事物的诞生一定是伴随着争论的，但是在中国保守派、反对派的势力之大却是少有，而保守派的胜利就意味着新生事物举步维艰。

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淮军势力大涨而湘军势力相形见绌，李鸿章与曾国藩平起平坐，支撑着大清王朝。1870年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各造兵轮4艘。由于制造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新兴产业，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不仅承担制造兵轮的责任，而且承担着兵轮投入使用之后的维修责任，另外还承担着在船官兵的训练和薪饷的供给，致使所用经费较大，清政府无力支撑经费的持续拨给。

1872年1月23日，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糜费太重”，“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奏请裁撤闽、沪两厂。对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裁撤两厂事关重大，决不可草率从事，遂命曾国藩、文煜及何璟筹议复奏，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通盘筹划。

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率先站出来表示反对，他于2月24日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说：“刻下只宜自咎成船之未精，似不能谓造船之失计”，主张“应筹变通之方”。

李鸿章也在致何璟的信中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又在致孙士达的信中说：“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授意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搭雇洋船者”，拟议轮船章程九条，并函告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也命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的吴大廷筹议轮船招商租赁事宜。吴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为存在“五难”。即：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用人难。正筹议之中，不料曾国藩突于3月12日病逝。

左宗棠也反对宋晋的主张，认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能因惜费而停造；沈葆桢表示“不但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若虑兵船过多，费无从出，则间造商船，未尝不可。”

李鸿章虽然与沈葆桢、左宗棠间存在芥蒂，但是在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对宋晋的主张进行了猛烈抨击，“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造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尤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以解决经费问题。他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考虑到“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独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他认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还要有“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2]

在这场论争中，李鸿章坚定地站在左宗棠等一边，并且提出“配运漕粮，商人租贷”的变通办法，主张“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致为洋商排挤。”这就开启了筹建轮船招商局之端绪。

8月2日，由于众人反对裁撤船局，总理衙门遂于奏准清廷：船政不应停止，应由李鸿章、沈葆桢妥筹办理。

8月15日，李鸿章报请户部批准，从直隶练饷局借款制钱20万串，作为开办招商局的商本，明确这笔借款不属于官方对招商局的投资，而只是借款，借期3年。

9月，李鸿章派沙户出身的朱其昂、朱其诏在天津、上海联络华商，招集资本，选购船只，招聘和雇用管理航业和轮船驾驶人员，李鸿章也投入5万两商股。因系招商兴办，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局”，拟订《招商章程》二十条，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主要内容是：以所领闽沪两局船只作为官股，轮船承运漕粮按照江浙沙宁船章程办理，在纳税方面享受外国轮船同等的待遇。

但朱其昂到上海后，发现闽、沪两局所造轮船并无商船可领，而“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于是主张“由官设立商局”，以招徕“各商所有轮船股本”。李鸿章表示同意，认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3]

11月，朱其昂向外商购买钢质客货两用船“伊敦”号，可载客134人，载货590吨。这是中国民族航运业的第一艘现代商轮，自此招商局开始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

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请《试办招商轮船折》中提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得到了清廷认可和批准。李鸿章在附件《招商局条规》28款中有“本局公事甚属繁重，业经直隶爵阁督部堂李（鸿章）派有总办，禀请刊刻关防一颗，以昭凭信，所有公牍事件，悉归总办主裁”。这一规定带有明显的官办特色，确保了李鸿章对招商局事务的决断权。

三、轮船招商局成立

北洋的第一个航运企业诞生了，并且随着航运业务的进行，又派生出第一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船舶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遂告成立。

1873年1月17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轮船招商局终于成立。规定由官督商办，招商集股。是洋务运动中由军转民、由官转商的第一个企业。规定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在主要港口协助商总经营业务。上海设商董二名，天津、汉口、香港、汕头各设一名，以后如另有别口贸易，或遇附入股份较大者，再行酌量选充。

由于朱其昂没有筹足私人资本，经盛宣怀、陈钦和林士志介绍，曾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和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两位粤商被李鸿章延请入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昂和盛宣怀则担任会办，从而形成唐、徐、朱、盛四驾马车为代表的“官督商办”管理体制，唐、徐专管轮运、招股等事宜，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他们重订局规和章程，规定资本为100万两，并改名为“轮船招商局”。在天津、牛庄等18处设立分支。天津招商局在紫竹林南面沿河地带建有栈房及码头。成为天津港第一个与外商抗衡的“官督商办”航运企业。由于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的经验，他们坚持“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按买卖常规进行招股，迅速取得成效。招商局股票深受私人投资者欢迎，出现求过于供局面。

在当时最有利可图的江海轮船航线，早已经由怡和、太古、旗昌等多家外国洋行垄断。轮船招商局的创立，立即遭到外国势力的打击，外商航行在我国的船只达50余艘，而招商局连同代理船只不过16艘。英商太古洋行与怡和洋行曾联合美商旗昌洋行进行削价竞争，将运价降低将近一半，上海至天津的“水脚”，每吨货由原来的8两降至5两，“客位”也减至一半或七折。旗昌轮船公司将开往汉口、镇江的货运价格下调50%；招商局将中国人自己的轮船驶入长江，与太古、怡和以及美资旗昌公司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李鸿章指出，引资招商办航运的根本动机之一，就是“迅速把江海航线的外船排挤出去”。招商局的三大有利条件是：第一，我船有漕米装运，货源有保证，洋船全靠临时揽载；第二，我局的经费、栈房、辛工、轮船用度、驳船扛力比洋船便宜；第三，用中国人揽中国货，“取信易，利便实甚”。总办唐廷枢更号召“各帮联络，共襄大局，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由于有洋务派官僚的扶持，享有天津港漕粮专运权，以及沿海各省官物的承运权。同时漕运以及随同漕运酌带二成免税货物等特权，增强了招商总局及天津分局与外商竞争的能力。他们以“福星”号往来天津、上海两港之间，每年清政府拨江浙海运漕米20万担，由招商局轮船运往天津，“每艘载米三千石，填发联单由天津收兑局稽核”。

太古轮船公司自恃本足利轻，拼命争挤，故意降低水脚，把沪汉航线运费每百斤跌至一钱，沪汕航线每百斤跌至一分。招商局也把从上海港吞吐的货物的运费从每吨4两猛跌到7厘，争持不下的抗争中，双方的实力均受到损伤，招商局渐感力难支撑，太古也由于“受累甚重，亏折太多”，双方都在寻求暂时妥协的机会。太古洋行驻上海经理致函伦敦方面说：“我们正在考虑同旗昌一起采取对付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措施，希望这些措施将把它打垮。”它还曾勾结俄商，“将茶叶全归太古洋船装载，不准局船分装”。李鸿章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采运局平粜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以抵制之”。

1874年8月8日，《北华捷报》发表评论说：招商局如果没有运漕水脚收入，“除了遭受巨大损失外，是不能经营下去的”。

其实，李鸿章创办招商局的目的，就是加强中国的海上军事防务。李鸿章说：“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而招商局在增强海防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我国台湾，招商局奉命运兵前往台湾，完成了运输任务。(www.xing528.com)

有了办局经验和这些通晓洋务的助手，李鸿章便以其为基础，扩展业务，为打破洋煤的垄断。1875年，李鸿章派盛宣怀到湖北办煤矿，以解招商局的燃煤之急。招商局还请上海英工部局协助，架设了从总局至虹口码头的电缆。

这一年，招商局装运漕米的“福星”轮正在黑水洋航行，突然被怡和洋行的“澳顺”轮撞沉，船上63人和7000多石漕米葬身鱼腹，本应赔一万一千两，然“澳顺”轮船主居然逃逸，使招商局反倒付出二万四千两抚恤银。这起海难使招商局遭惨重损失，也使招商局募股自办保险变得刻不容缓。

11月，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以及汉口、天津等个12分局的商董在报上联名发表《保险招商局公启》，招股创办保险公司，为中国人自办保险之始。转年7月，第一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船舶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遂告成立。

四、收购旗昌

中国早期实业收购外资企业的经典案例。

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损失492万两白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因低价竞争实力耗减，股票市价跌破面值的一半。1876年8月更换行东后，旗昌老板认为，与其在中国冒险竞争下去，莫若干脆在国内投资来得安全。当时在中国江海航线，旗昌轮船公司有轮船17艘，太古轮船公司8艘，怡和洋行6艘，禅臣洋行5艘，得忌利时洋行4艘。招商局自有轮船加上附局轮船共16艘，其轮运实力仅次于旗昌。为了尽早处理在华产业，他们托瑞生洋行经理充当穿线人，打算出价250万两，将货船和在上海、天津、宁波各地的栈房、码头卖给招商局。

当时唐廷枢和盛宣怀不在上海，都在外边开矿，徐润觉得这是招商局将洋商分化瓦解、逐个击破的机会，急招盛、唐来沪紧急磋商，同赴烟台向正在与英方谈判的李鸿章请示，李担心难筹巨款，踌躇未许。

而旗昌也是犹豫不决，招商局便加派“江宽”轮开航长江，旗昌更无力招架，终于被迫做出歇业的决定。不得不又来招商局，表示愿降价到222万两，并同意先受银100万两，其余欠款分年偿还。

盛宣怀等不得不求助于两江总督沈葆桢，沈葆桢觉得：“筹拨帑项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必有起而议其后者。”“不可失者时也，有可凭者理也。论时则人谋务尽，适赴借宾定主之机；论理则天道好还，是真转弱为强之始。”遂于江南各库罗掘殆尽，筹拨100万两定局。招商局也下血本，以重利向钱庄借款60多万两，李鸿章获悉，紧急拨借官款50万两接济，最终以220万两收购旗昌。

收购旗昌一项是招商局历史之关键，沈葆桢在此更起了关键作用，李鸿章不得不服，遂上奏朝廷：“沈葆桢之识力宏毅，当机立断，非臣所及，亦非中无定见而自作聪明者所及也。”

年底，招商局与旗昌公司就售、买财产一事达成协议，旗昌在上海与外埠船舶、栈房、码头及其航产共作价200万两，汉口、九江、镇江、天津等洋楼作价20万两，6个月交银过户。

1877年3月1日，招商局收购的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举行换旗过户，该公司7艘海轮、9艘江轮，以及各种趸船、驳船、码头、栈房和上海外滩总部大楼等全部财产归招商局所有，这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这样招商局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增加了一倍的实力，共有27艘货轮航行在江湖之上，航线遍及国内重要港口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外港，水脚收入也由原来的70万两增至200万两。朝野有识之士极为兴奋，《申报》3月2日就此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收购旗昌是招商局发展进程中重要事件，也开中企收购外企之先河，成为现实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它的船只由12艘增至33艘，同时船只由局中自行保险，每年的巨额保险费不致归于洋行，也增辟了一项可靠的财源。但甘蔗没有两头甜，招商局收购旗昌产业因此负债累累，每年须付息银10余万两，面额100两的股票市价仅为40—50两，它一方面受到太古、怡和削价竞争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又要为贷款和商股付出巨额利息，“既亏于所跌之价，又亏于偿官之息”，岌岌不可终日。

招商局收购了旗昌公司后，英国太古、怡和等公司“洋商忌之益深，极力跌价倾轧”。清政府也认为与洋船竞争“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遂加大对船局的扶助，即：官方贷款“分年还本，缓缴利息”；“自光绪四年起，苏浙海运漕米必须照四五成一律加拨，不准再有短少”；“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

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李鸿章除奏准官款缓息三年外，还命招商局加紧勘测开平一带的煤铁矿资源。唐廷枢随即组织人员，偕同英国工程师马立师由大沽乘船至北塘沿河道北上考察开平、滦州一带。经三天的考察，唐廷枢完成了长达4000字的《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的报告。他充分肯定了开平煤铁矿的开采价值，主张用西洋开采方式，同时改善运输，修筑铁路。李鸿章批准了开采计划，并让唐廷枢在负责招商局工作的同时，主持开平煤矿的筹建。矿务局的设备和基建工程不仅国内是一流的，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煤井在设计、建筑和材料方面，可以与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最好的煤坑媲美。为解决运输问题，唐廷枢提出挖掘70里长的专门河道，建全长15里的专线铁路。两项工程先后建成，成为中国第一条近代式运河和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建的铁路。

由于低价竞争，太古和怡和两家轮船公司也伤痕累累，不得不坐下来与“老大”来谈。12月18日，太古行东施怀雅与船东霍利施到招商局登门求和，向唐廷枢、徐润表示，希望“终归和好，两有所裨”。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终于26日达成协议，正式签订了中外航业之间第一个为期3年的齐价合同。转年招商局又与怡和洋行订立了类似的齐价合同，合同对三家各航线的运费重新按比例分配。这样，招商局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减少了跌价竞争造成的经济损失，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水脚收入亦显著增加。这是个三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从招商局来讲，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人的权利。在清朝政府与列强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代，招商局作为中国新兴势力代表，要外国人与我签订平价合同，也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的现实意义。

1879年夏秋间齐价合同被太古、怡和撕毁，相互间又重新开始竞争，招商局水脚收入立即减少。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奏，除指责招商局因归并旗昌而造成“经费愈繁，息银愈增”外，还涉及盛宣怀等人的一些问题。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在奉旨查办时奏称：“盛宣怀之收买旗昌洋行，人皆知为失算。”矛头直指李鸿章。

面对湘系集团谋设官股、觊觎招商局管理大权的挑战，局内淮系摒弃前嫌联合对外，终于渡过这场危机，申请入股的趋之若鹜，股价由100两升至200两，显示轮船招商局在收购旗昌后获得成功，也以轮船招商局的兴盛为标志，洋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1881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

五、换旗风波

战争是实业梦魇，挂别人的旗子以得到保护，终究不是办法。

1883年，由于中法关系紧张，法舰驶抵吴淞检查商船，并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沪上人心惶惶，商铺停业钱庄倒闭，而引起上海金融倒账风潮，证券业大幅受挫，招商局未能幸免，而北京的御史们也开始弹劾李鸿章。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以地产及货栈抵押贷款74.3万两。又向汇丰银行贷款30万英镑，年息七厘，十年内还清。由于镑价不断上涨，银价步步下落，使招商局蒙受巨大损失。这一年还连续损“美利”、“兴盛”和“怀远”号三条江海大轮，令招商局元气大伤。不得不再次与太古、怡和订立齐价合同，规定了统一的运费标准及货源分配方案，使水脚收入迅速回升。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军舰在中国东部沿海四处骚扰，公开扬言将“遇船劫夺”，为清政府承担运输军需物品和搜集情报重任的招商局船队，面临被法舰抢夺或摧毁的危险。为了保存民族航业，在李鸿章支持下，作出了将局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以便换旗行驶的重大决策，经马建忠之手与美商旗昌洋行密约，将招商局全部财产以525万两的代价售与该行。所有船只改挂美国国旗，旗昌洋行许诺，将来招商局可按原价收回全部产业，表示该行决不失信。李鸿章听取汇报后当即表示赞成，7月29日双方达成了售产换旗的协议，在美国驻沪领事馆产“押券”。由于谈判属于高度机密，免遭法军识破，李鸿章同美方约定“相与隐讳，竭力保护”，不仅对商界进行了隐瞒，也未禀报清廷，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

清廷中反对洋务运动的大臣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他们一贯反对洋务运动，嫉忌洋务新政，觊觎招商局的财产，骂李鸿章为大汉奸。他们多次上疏控告马建忠，非处死不可。李鸿章立即向清廷作了汇报，并承担了一定的责任，清廷严辞指责李鸿章“未经具奏，殊属非是”，并命他“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这场风波才渐平息。

1884年，开平煤矿年产增至12.6万吨，产量的迅猛增长，使煤矿声名大振，原来艰难的招股局面迅速改善。

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于1885年重组招商局，立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盛宣怀制定《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十条。1885年4月中法议和，招商局依约如数收回。8月1日开始换旗，10日后招商局将轮船栈房、码头各项产业悉照原盘收回，双方将各项契据相互交还销毁。

中法战争结束后，招商局禀请北洋大臣向法国交涉赔偿，使得招商局在战争中蒙受的损失得到了一定补偿。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和被美商旗昌公司敲了竹杠，但毕竟保存了我国民族航运业，免遭了更大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轮船招商局从旗昌收回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李鸿章又一次奏准减免税赋，虽然不能完全解决招商局的困窘，但多少起了一些补助作用，使之得以维持。

1889年，第二次齐价合同期满，太古提出多占份额的要求被招商局拒绝，于是将汉口一线运费大削狂减，招商局也不得不减价应对，水脚收入立即降至185万余两，股价日跌盈利锐减。招商局“请将采运局平粜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以抵御之”，使得疲惫不堪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再次妥协，于1893年第三次订立齐价合同，招商局水脚收入又回升到216万余两。

由于招商局管理层只顾花红分配和上缴利税，没有拿出更多的资金进行积累和扩大，船只数量和吨位没有较大的提高，而它的竞争对手则拼命地增资扩大，1894年怡和轮船公司增至22艘，太古轮船公司也增至29艘，与招商局不相上下，招商局在航运业的领先地位很快消失了。至中日战争爆发，招商局不得不将全部海轮及局产分售各国公司代营，以求在宿敌的羽翼下得到保护。

六、回归

李鸿章的手可以伸到长江以南的上海，说明了北洋势力之强，范围之大。轮船招商局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实业的缩影，也是北洋时代的写照。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败于日本，李鸿章失势，洋务运动在政治上彻底破产，轮船招商局的历史从而另辟新页。

由于轮运、铁厂、矿务、铁路、机器纺织等近代产业大举，银行的创办成为当务之急。1897年5月27日，招商局第三代掌门人盛宣怀，推敲再三、权衡再三后，筹建中国通商银行，为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股本450万两，招商局认股80万两，成为银行最大的股东。但好景不长，即在1900年又发生义和团运动，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分割的蛋糕。

1903年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又委盛宣怀重回轮船招商局。在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并参与商学会及立宪公会的活动，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头面人物之一。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公司律》之后，招商局谋求去除“官督”，实行“商办”。1909年，轮船招商局作为公司正式注册，并第一次组建董事会，实现政商分离，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邮传部于1911年8月批准《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同意“实行公司商办主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资公司纷纷把船舶撤回本土，招商局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短暂的繁荣。欧战结束后，太古、怡和又卷土回来，但是中外航运力量的对比，显著发生了有利于中国航运业的变化。1929年6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招商局脱离交通部改隶国民政府。1930年，已经形成由招商局、三北公司、宁绍公司为主的中方集团和由太古、怡和、日清公司为主的外国航运业之间的抗争，这种态势的形成，无论对招商局还是对整个民族航运业显然都是有利的。到抗战前夕，招商局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船只数量超过太古公司84艘，发展成可与外资航运业相抗衡的中坚力量。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市军管会接管招商局。1951年2月1日，招商局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

【注释】

[1]《招商局史》。

[2]《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九》45-50页。

[3]《李鸿章全集》（6），译署函稿，卷1，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