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建的吴淞铁路被拆除，中国铁路的不幸历史

一、吴淞铁路的悲剧

最早提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竟然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

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是外国人建的吴淞铁路。清政府将这条铁路赎买回购，然后拆除，是为愚蠢和不幸。然而不幸之中，尚有一点庆幸的就是，那是一条窄轨。

我国幅员辽阔，虽有鱼米之乡，但为穷山所困而载运不利，虽有百万之兵，用时则捉襟见肘，如采用铁路运输则大增国力。但火车不比轮船，由于修路引起麻烦，足以撼动国朝，所以朝廷唯此谨慎，命官多不敢奏。

最早提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反倒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1859年他在《资政新篇》中说：“以利便轻捷为妙，倘有能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作。”

1874年2月26日，传出英国人要在吴淞口建铁路以达上海。但当时代理上海道的应宝，以“七不可”的理由予以拒绝。英人后又向总理衙门提出，仍被拒绝，于是他们采用蒙混过关的手法，以修路之名开始收买土地。

1875年8月，吴淞铁路的器械在英国建造已成，12月21日由英轮“亚灵莱号”载吴淞铁路材料到港，铁路建设工程师也随之而来。

1876年1月8日，吴淞铁路动工修建，运石车辆不绝于途，上海道冯焌光急忙叫停，问英国领事麦华陀此事有无上报总理衙门，英国领事以此议多年为由，拒而不听强行施工，引起官府上下一片哗然，都说洋人仗势而国人自欺，南洋大臣沈葆桢也面有怒色。上海英国领事遣汉文秘书梅辉立乘盛京轮进京，求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协商解决，说中国欲要收归国有，一切工本将予以偿还，威妥玛还派水师提督赴沪恫吓。梅辉立回程路过天津时曾拜会北洋大臣李鸿章，希望他在其间进行调停。

3月22日，英国领事与税务司及筑路有关各方查看吴淞铁路，时已修至15里之多，百姓也争相查看。当时铁路比较简单，窄轨每根长仅丈余，下垫木板9块，各长约5尺，宽约尺余，厚则4寸多点。

5月12日传出，朝廷令凡火车路及电报等国内均不准行，吴淞铁路归中国买定后立即停止使用。

6月5日，《申报》载淞沪铁路修抵江湾，工程过半局部试车，先请外国领事及家眷试乘，转天邀华人乘坐试开，车辆往返每日6次，乘客拥挤座无虚席，铁路两旁观者如云，为上海开埠以来一大景观。

是年8月，英国人马嘉里在云南被杀，中英之间剑拔弩张，威妥玛借此生端，要挟李鸿章到烟台问话，并索要大沽炮台以为抵押。国人闻之极为愤怒，声援朝廷顶住压力，或将北京洋人悉数扣押。天津商民纷纷到衙门请愿，要李鸿章不必前去，免为英方扣为人质。街上到处流传“火烧望海楼”扇面以鼓舞民气，朝廷也在海河口安设铁链以防不测，一时间战云密布外商纷逃。

中英之间商谈的结果，就是由中国政府购回自办，李鸿章认为这样也可息事宁人，梅辉立表示赞同，威妥玛也不好说什么。8月23日，《申报》载，闻威公使劝该公司暂时停止，由威公使与李伯相面商，或由中国自行购造。

9月18日，《申报》又说清政府已经向英国议定购买吴淞之火车路，买后即将铁轨拆掉，尽灭车路之迹一如从前。

淞沪铁路回购后是否自办，这要看南洋大臣沈葆桢的。而沈葆桢却要拆掉吴淞铁路，他这是和洋人较劲，李鸿章认为其“见识不广，又甚偏愎”。然沈葆桢和洋人较劲，恰好避免一次铁路巨灾，淞沪铁路属于轻轨、窄轨，相对运力较小，适合在山地建设和运输，当年日本就是采用这种轨距，后又洗心革面，改为标准轨距，吃了大亏。

1876年12月，淞沪铁路通车了，英国领事邀中国官员一同乘坐淞沪火车，意在说服中国政府有所保留，上海道借故没来，只盛宣怀等几人前来，火车从上海启行，半点钟即到吴淞口之蕴草浜，然后原路返回。有咏诗者曰：“轮随铁路而周旋，飞往吴淞客亦仙，他省不知机器巧，艳穿陆地可行船。身非著翅亦生风，恍坐轮船入海中，不解西人何耐苦，黎明行到夕阳红。”

12月21日，经海关与铁路公司议定，淞沪铁路回购价白银285000两，所有地亩、铁路以及火车、房屋一概在内。事后请德国熟悉铁路工程者勘估，其价值不过14万两。没办法，事到如今，什么样的苦果也得吞下。

二、兴废之争

到1865年的时候，总理衙门还给各地发通知，说对于外国人要建设电报电线和铁路的，要严词拒绝；李鸿章、沈葆桢等封疆大吏也持反对态度；但是外国使节劝中国革除旧弊，实行新政；1869年，日本开始修建铁路，大大地刺激清廷；容闳持开化观点；李鸿章亦开化转弯了；一场关于铁路的大讨论开始了……

1865年，总理衙门通饬沿海各将军、督抚，对于外人请修电报线、铁路等事，应予严拒。其理由是：“山川险阻，皆中国扼要之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较之尽东于亩，于大局更有关系。”

当时的李鸿章，也认为铁路“费繁事钜，变易山川，彼租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1]

沈葆桢则认为铁路一节，“窒碍尤多，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2]

直接站出来反对的，当属粤督毛鸿宾，他认为开设铁路其害更甚，“盖开铁路则必用火轮车，方可驰骋如飞。无论凿山开水，占人田业，毁人庐墓，沿途骚扰，苦累无穷，而此路一开，遂为外国火车独行之路，中国车马即难与之齐驱并驾，更不堪其横冲直撞，势必断绝往来，商民交困。诚如指示，于中国地方大局种种关碍，实属断难准行”。^[3]

1866年，威妥玛为修铁路经阿礼国之手转交总理衙门，劝中国革除旧弊，实行新政，总理衙门遂请各将军、督抚及南北通商大臣，悉心筹议，专折密陈。各大臣反对者居多，只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建议缓办。他们一致认为铁路火车便于交通，但此西洋利器一旦行驶中国，则险阻尽失门户洞开。洋人都是唯利是图，他们越是说好，越是阴谋所在。甚至连上海机器局用来运送泥土的小铁路，曾国藩也持反对态度。

当时只有沈葆桢大胆地说：“秦筑长城，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且为工甚巨，目前亦颇便于穷民，然欲朝廷明订条约，许其开工则大不可。”^[4]

随着年代向前推进，以及外界对中国的刺激，中国人开始逐渐认识铁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好处。1867年，容闳建议总理衙门修建矿区至口岸间铁路，俾便运输。开化转弯比较早的还有李鸿章，他认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不如中国自行仿造，可权自我操。

1869年，日本开始修建铁路，这大大地刺激清廷，眼见宿敌日渐强盛，大清帝国的壁垒逐渐垮塌下来。紧盯日本的李鸿章上奏朝廷：“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国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欲自强御侮。”

普法战争，德国运用铁路运兵突击法国，让世界看到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

1874年（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摺中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经达于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5]

李鸿章从沿海经济防务出发，认为铁路“必应仿设”，是年冬天李鸿章进京，专程拜会恭亲王奕䜣，详述铁路优势和必要性，希冀得到恭亲王的支持，但王爷摄于群臣反对也没办法。李鸿章没有放弃，他认为“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6]

1880年（道光六年）左右，新疆因伊犁问题边界争端再起，中俄关系紧张，朝廷调刘铭传进京，刘乘机建议修造铁路，以图自强。他说：“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

“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私尤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难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然后列举了铁路对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的重要性，以及运兵、运饷之便。“且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聋，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浅消矣。”

清政府这才对修铁路重视，转天即要李鸿章、刘坤一按照奏折内涵悉心筹商，妥议俱奏。

一见洋务派要修铁路，这些顽固派便“痛心疾首，群起阻难”。首先跳出来的是内阁学士张家骧，他力陈铁路三弊：“第一，洋人从旁觊觎，借端要求。第二，有碍田庐、坟墓、桥梁，滋扰人民。第三，夺轮船之利，恐招商局数百万款项无着。”^[7]

李鸿章对顽固派进行反击，列举修铁路有九利，即便于国计、军政、京师、民生、转运、邮政、矿物、招商轮船及旅行。并痛斥张家骧愚昧无知。

顽固派群起攻击李鸿章，御史洪良品列举铁路有五害，侍讲张楷奏陈有九不利，通政史参议刘锡洪说中西情形不同，铁路九害八无利，万不可行。遂使得这次兴修铁路的动议流产了。

此路不通，另走旁门。大臣反对、彷徨，皇上拿不定主意，主要是惧外，没见过铁路是什么东西。所以，李鸿章一方面运动王爷说话，一方面搞出点东西让大家看。观察动静，伺机推广。

李鸿章多次致函醇亲王奕，力陈铁路在国防方面的好处，提醒“盱衡北洋形势，以大沽为京师外户，其北塘至山海关各处口岸皆为大沽旁门，一处有警全局震动，设防患其难遍，征调患其不灵，非铁路不能收使臂使指之效”。建议抓紧时机修筑铁路。

1881年，金达利用废旧锅炉改装一台蒸汽机车，在胥各庄和唐山间运行，这是中国人参与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遂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然顽固派却给它扣上“震动东陵，先王神灵不安”的帽子，百姓也说它的黑烟影响了庄稼生长，一时间黑云压头，差点儿连开平煤矿都给停了。

1884年，中法战争骤起，清政府疲于应付南方战事，李鸿章乘机将铁路由唐山接至芦台，并以“兵船领煤、商船运货”为由，申请将铁路接到大沽。醇亲王同意“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兵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

中法战争之后，恭亲王获咎，醇亲王当政。峰回路转，李鸿章的时候到了，修铁路的机会来了。弈总理海军事务，要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曾纪泽为帮办大臣，形成一个洋务派铁三角，遂将兴修铁路划归海军衙门，将其提高到一个国防的高度。

1886年5月16日，大清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受命巡阅北洋海防，由水路自京抵津。醇亲王在津接见各国领事，视察武备学堂、海光寺机器局和东局子，视察大沽南北炮台、大沽船坞，观看兵丁打靶、布雷、开炮演习，并出大沽口赴旅顺口巡阅。李鸿章鞍前马后对醇亲王招待甚周，并将弈安排住在海光寺，特意给他安了电灯，观看现代机器织布表演。还在八里台让王爷观看来自小站盛军马步十七营15000人操演。5月28日，醇亲王奕登舟回京，李鸿章同舟送至桃花口，告别时老泪横流，将自己的强国梦托付七王。

这次巡阅北洋，给醇亲王弈震动很大，也给他带来信心和希望。1887年，弈、曾纪泽即奏《天津等处拟试办铁路，以便调兵运械疏》，陈述在天津试办铁路的重要性。

这个奏折，引起了众多反对派群起而攻，言辞激烈者如国子监祭酒盛昱、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河南检察御史余联沅、户部给事中洪良品、礼部尚书奎润、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户部尚书翁同龢、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

然而真没想到，慈禧太后竟然批准了。为此，李鸿章特意给她搞了个小铁道，还给她搞了个金马桶。显然，这是李鸿章运动弈的结果。

三、津沽铁路

1.筹划

唐胥铁路的建成，使李鸿章认识到铁路对于北洋防务的重要性，于是他进一步策划津沽铁路。

唐胥铁路建成后，李鸿章为了保住修路计划，减少对顽固派的刺激，采用逐年添修的办法稳步推进，从而形成北至山海关、南至天津的铁路体系。在其管辖范围内分段兴修，这样工程量小，集资容易见效快，既有利于加强北洋防务，又可将开平煤运抵海口。

1886年，李鸿章就已组成开平铁路公司，并由该公司购买原属开平煤矿的唐胥铁路，从胥各庄修至芦台，于1887年建成后又再次延至天津。

唐胥铁路通车，激发了李鸿章兴办铁路的信心。身为海军会办大臣，铁路巨大、快捷、便利的运输能力，也将铁路用于国防。李鸿章认为北洋防务重点在天津至山海关一线，这里“敌可随处登岸，而我陆路难行，虽重点驻扎，但防营太少，不能随机应接”。李鸿章依此筹划增强北洋防务，以唐胥铁路为基础，分段构成连结津、京、张、榆。

唐山至芦台的铁路以货运为主，如果能够与大沽、北京相接，铁路功能将得到很大发挥。同时，天津地区兵员可随时向北、向西调遣。当时的外患主要是沙俄、日本，内患主要是新疆和甘肃。李鸿章提出将铁路延伸的建议，获王爷的赞许和支持。1887年3月，奕上奏朝廷，请求将阎庄铁路继续向南铺筑，经大沽直抵天津，并将铁路向北延至山海关。计划很快得到批准，但没给一两银子。

2.筹款

唐胥开平铁路系商路，是为了煤炭货运及客运，有利可图是投资者投资的动力；而津沽铁路则有明确的海防目的，具有国家公益属性，而国家又不投钱。

津沽铁路开启了清政府借外债筑路的历史。

由于1884年中法战争，清政府疲于应付南方战事，李鸿章乘机将铁路由唐山接至芦台，并以“兵船领煤、商船运货”为由，申请将铁路接到大沽。朝廷以视而不见的态度默许李鸿章，但是要钱则没有，得自己想法子。

近代中国外债始于清末洋务运动，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因修筑铁路而贷于外国洋行，而中国铁路借外债之源头恰是津沽铁路。

无奈的李鸿章只好发布招股章程，拟招股100万两。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人民缺乏对铁路的了解，商绅反应冷淡，连李鸿章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招股失败，仅招得商股银108500两。不得已于天津海防、支应等局借拨银16万两，又以周年五厘轻息向英商怡和洋行借用银637000余两，德商华泰银行借用银439000余两，然后津沽到阎庄180余里之铁路，始得告成。

津沽铁路开启了清政府借外债筑路的历史。从1887年津沽铁路借款开始，清政府同外国签订了近40个借款筑路合同，合同借款达3.3亿两。而外资银行的借款条件也越来越苛刻，逐渐显示出对于掌控中国铁路经营权的野心。

3.困难重重

修建铁路占地、拆迁民房、迁移坟茔等，都指定了补偿条例，但还是遭到了百姓的请愿和抵制。当河东人民听说铁路改道保全民房无数，无不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纷纷购置德政牌、万民伞准备呈送官府。

修建跨河铁桥，同样遭到了船家的抵制，为了铁路大计，李鸿章一气之下，命令停工，并将兴建中的铁桥拆了。

津沽铁路是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由胥各庄向南延伸至芦台、塘沽，而又接至天津分段建成的。嗣经海军衙门上奏获批后，遂派前福建藩司沈保靖、津海关道周馥为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会同天津县宫玉甫等，就沿海河东岸开筑铁路筹议，设法绕开田园庐墓，万难逾越时酌量给价以便兴工。

铁路规划线内占地补偿办法，是按质地不同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每亩给钱15千，中等每亩给钱10千，下等为盐碱地，由1—2千至4—5千不等，如遇坟茔倘难绕越的，则另给迁葬之资，棺木腐烂的加给棺费。原以为依此办理公正不偏，老百姓也能接受。没承想，河东小圣庙及火神庙后一带居民，于1887年5月23日和24日两天，麋集男女老少一两百人，分别到天津县、府、道请愿，乞求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坟茔不被拆迁。

百姓群起请愿就是大事，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朝廷因修路利弊争执得面红耳赤，李鸿章好不容易运动奕出面，老佛爷才批准开建的。百姓闹事会给对方以口实，李大人急令铁路公司各督办、总办解决。

铁路公司会同地方官到小圣庙一带重新勘测，探得如经老龙头绕达盐坨后，借用数十条盐坨地，作为车站和堆货场，这样可保小圣庙以及火神庙一带民房不拆。但盐坨地本是堆积生盐和储运熟盐的地方，平日盐商纲总势力很大，找他们办点事都很难，更何况要占他们的盐坨地了。(www.xing528.com)

小圣庙与火神庙间与紫竹林相隔一河，常有摆渡来往于两岸，此时津沽铁路已由塘沽接至军粮城，尚有四五十里即达天津。当时的河西百商云集，而河东却贸易寥落，不如购小圣庙与坨地间三十余亩隙地，在此支架铁桥迳达河西先农坛后，将法界新盛银行前空地辟为货场，这样可保民居、盐坨地两全。然这块地已被俄商捷足先登了，并对铁路公司索价颇高。因此，伍廷芳将堪绘结果和建议详禀李鸿章，李要伍廷芳复堪并妥筹办理。^[8]

伍廷芳与会同督办铁路事宜的津海关道周馥，以及天津道胡燏棻、天津县宫玉甫、委员庞筱梧等，于6月28日再赴河东，复勘老龙头至小圣庙一带地形。经议确定，车站设在火神庙与季家楼间，由此支架铁桥到达河西。

河东人民听说铁路改道保全民房无数，无不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纷纷购置德政牌、万民伞准备呈送官府。

铁路公司前移到津城玉皇阁办公，并将这段路基分别做了丈量发价，铁桥基址用秫秸圈好，并当中竖旗开始堆放材料。7月17日，铁路公司与法国领事林椿签订铁路设备与铁桥合同，合银18万两，限期由外洋运到。

民怨平息之后，津沽铁路很快修到旺道庄，并于8月29日开始试运行了。

9月24日，《申报》在“津沽秋汛”一栏中披露：“铁路筑在河东，原拟在盐坨地建造铁桥，以达河西先农坛，购地圈篱储材以待，现在已成废址改于盐坨地，或架铁桥或搭浮桥，迳达法租界新盛银行前面转运货物，闻即日鸠工矣。”

津沽铁路准备正式通车，督办沈保靖、周馥，总办伍廷芳、严筱航、会办吴炽昌等禀请李鸿章验收，以此为正式通车标志，并备花车以便大人乘坐，李鸿章则答应10月9日正式验收。是日早晨7点，李大人乘坐火轮由督辕到达，码头及大王庄车厂均结绿悬灯，李鸿章带着随员在此上岸蹬车，由津至沽折入唐山，所过要隘次第停车，随就唐山驻跸。

1888年10月18日，《申报》在“天津西信”一栏中记：“兹接津沽西人初六日来信云，自天津至大沽计二百四十里仅行两点钟，时傅相甚为喜悦，此次傅相勘验铁路并不多带人，惟铁路公司中人及随员数人而已，民间见此亦甚欣喜，刻下津沽出产之物，水果、煤炭、鱼鲜等类，往来贩运已不绝于徒矣。”

李鸿章验收津沽铁路，标志唐山至天津间铁路建成通车，也标志着洋务派在这场论战中的胜利，但他不敢大张旗鼓，而是小心翼翼地走了一趟，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深知朝廷斗争的残酷，他准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再将铁路修到北京、张家口。

此时天津至通州铁路尚在勘测、准备阶段，6月19日那天，铁路公司雇佣的外国人，在锦衣卫桥附近勘测线路，被当地老百姓看见，以为铁路从此过河，将于他们田庐不利。只见一人振臂高呼，响应者如蜂屯蚁聚。这些洋人吓破了胆，急忙解释道：“诸位乡亲别急，开办铁路是朝廷大事，李中堂奉旨建设，我们也是奉李中堂之命而来，我们跟大家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如果大家有意见，我们先回禀李中堂再说。”这些人挟起木桩就跑了。结果津通铁路果然在那里拐了个大弯，从东营门那里过的金钟河。

锦衣卫桥乡民闹事，证明修铁路占民地并非易事，而新修建的铁路运行也出现了问题，朝廷里围绕铁路之争又起波澜。

1889年4月2日，《申报》报道，津沽铁路军粮城至塘沽段新河附近，两列火车相撞造成20多人罹难，是我国铁路史上首次大的事故，朝野上下谴责之声一片，都言“学西法偏而不全”，其意指为人祸，搞得李鸿章灰头土脸。

老龙头处搭建铁桥，本是津沽铁路天津站的一部分，但建桥伊始就遇到困难，铁路公司将工程委托给（西）机器局，他们在海河里打桩架桥，这样就使得浙江沙船到此多停顿不前。

由于铁路公司在河上架桥，且还是固定式桥梁，他们要在河心打桩，横七竖八地插满了粗大的木桩。浙江沙船到此被截住了，不但要收帆放倒桅杆，还要谨慎地从施工留下的孔隙中驶过，这样很是麻烦，尤其是自身没有动力的沙船，它们多借用风力和水势，自大沽进入海河以后，是利用潮水的顶托向上游行进的，到此忽遇横亘在前的桥梁，稍不留神还会船毁人亡，大小船只壅塞在一起，不但耽误了潮期，也耽误了贡米限期。

浙江沙船壅塞在这里，是李鸿章万万没想到的，耽误了贡米进京非同小可。李鸿章急令各总办及其工程司，想办法先把这些船弄过去。铁路公司一面加紧施工，一面派小火轮拖带沙船过桥。自4月4日至8日，由小火轮拖带沙船40余艘，平均每天10余艘，这样既不耽误建桥，也保证了沙船安全，是可谓一举两得。

正在李鸿章稍稍松口气的时候，不料又起波澜。

堆积在后的船老大和船工，见船行缓慢且不安全，纷纷表示不满，称他们大风大浪、黑水洋都过来了，到这儿几天了却走不脱，说不定还会船毁人亡，纷纷要求给他们保险和赔偿，要不就把桥给拆了。4月9日那天，所有沙船都拒绝小火轮拖带，没有一艘沙船过桥。负责漕务的吕伟堂紧急拜见李鸿章，以“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为由，建议考虑船老大的要求。

除了这些沙船，壅塞在那里的还有很多盐船，也是因为建桥耽误了他们的营生，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到直隶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拆了这座桥，盛怒之下的李鸿章，当即驳回了他们的要求。

铁路公司答应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提高拖带速度，并每船派一舵工和四名水手穿着号衣协助，4月10日又恢复拖带船只过桥。

身兼重任的吕伟堂，与德璀琳招来的洋人昕夕，在现场日夜操劳，终于把这些船只拖过施工现场。

消息传到南京，江苏粮道景观察紧急驰往天津。船老大们纷纷向景告状，说铁桥耽误了漕米进京。景观察紧急拜见李中堂，谓：“桥工之成否无足轻重，粮米系天庚正供，设有不虞所关非小。”李鸿章这才不情愿地答应到现场看看。

4月17日，景观察及铁路公司总办如期恭候，李鸿章到现场看了一圈。其实他早就知道这里乱象，只是不得不走过场而已。李鸿章本想赶紧把桥建起来，伺机再接往徐州、上海，然朝廷斗争时不我待，小不忍则乱大谋。没办法，栽就栽了，以后再说吧！李鸿章一气遂令停工，并将兴建中的铁桥拆了。

1907年，英国人肯特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中说：“顽固派在牵涉到白河铁桥的事件上，又获得了另一次的成功，这座桥本来要把天津的白河南岸和外国租界，跟白河北岸的铁路终点联结起来的。”

“1889年，一帮以若干痛恨铁路的高级官员为首的党徒，决定鼓励船民搞一次风潮，这些船民本来非常高兴乘机闹事，来表示他们的权利。这次发生的骚动非常厉害，虽有数以百计的大帆船，已经安全地通过桥下驶抵城边，但总督最后还是下令拆毁接近竣工的铁桥。”

金达在几年之后写道：“现在唯一留下的桥址的标志，它们是阴谋和猜忌的纪念碑，是中国进步道路上的真正的障碍物。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那重重的困难了，有些人意欲改革中国，可是即使在前所未有的、最没有成见和最有权势的总督领导之下，根据他的急速筑路的愿望，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仍然遭到了如许的阻挠。”

四、津通铁路

津通铁路引发了关于铁路的又一次论战，而李鸿章失败、津通铁路流产的直接原因竟然是紫禁城的太和门失火，顽固派称此为“天象示警”，归咎于李鸿章的铁路计划。于是慈禧太后下令停工。

为进一步扩大津沽铁路商务，增加铁路收入以偿还借款本息，中国铁路公司的股东向沈保靖、周馥提出兴建津通铁路的请求。于是，李鸿章向朝廷提出修建津通铁路，以连接京津两大城市。在他的授意下，福建布政使沈保靖、直隶按察使周馥、天津海关道刘含芳在报纸上发表修建津通铁路的请愿书，制造舆论影响。1888年11月30日，朝廷批准了海军衙门的奏报，12月22日，津通铁路完成了设计，确定了线路走向。不过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赞成者和反对者形成论战。1889年1月16日，紫禁城的太和门失火，烧毁了两座城门和几个仓库，顽固派立即称此为“天象示警”，并归咎于李鸿章的铁路计划。慈禧太后于1889年1月18日下令停工。这时，张之洞的芦汉铁路计划成为了折中方案。津通铁路计划暂时搁置下来。芦汉铁路的修造难度太大，让清政府又犯了难。让张之洞占了便宜也非李鸿章的本意，为了加强自己防区的防务，并达到控制中国铁路的目的，李鸿章又提出了修造关东铁路的主张。

1891年4月20日，朝廷准奏，将唐津铁路向北延长至山海关，同时成立北洋官铁路局，李鸿章和裕禄分别担任正副督办，李鸿章的“御用铁路顾问”英国人金达出任总工程师。6月，唐山至山海关段的铁路开始施工。但在修到了林西煤矿后，中国铁路公司遇到了资金问题，工程不得不中止。重新开工后，长达700米的滦河大桥建成，这座桥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桥”。1893年3月，天津至山海关的津榆铁路通车。

甲午战争后，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朝廷，请求开筑饱受争议的津芦铁路，1895年12月，朝廷颁布上谕准奏，并委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出任督办大臣。1896年6月，铁路修到丰台，10月到达卢沟桥，与芦保铁路接轨。

五、事故

铁路本是强国之路，但在我国起步较晚，名义上为自主建设，其实从设计到建设，都是聘请洋人做顾问，即使投入使用后，管理仍要聘用洋人经营，包括司乘人员也要雇佣外人，我们只能跟在人家后边，学中干，干中学，不时仍要交些学费。由于建设初期资金短缺，许多配套设施没有跟上，这也为后来的使用带来隐患。

1889年3月25日下午，由天津发至塘沽的11号客车，前边三节都是二等车厢，后面挂了一节头等车厢，但也只售出28张车票。火车司机贾维斯（Jarvis）是公司雇来的英国人，高鼻梁，蓝眼睛，天生的粗壮，外号“大鼻子”，与他搭档的司炉是个华人，名叫阿尚。此时火车已经加足了煤水等待发车。因天色将晚，司乘人员亦在车厢的灯里加足了油。按照铁路公司规定，为了防止火灾，车内照明用的都是鱼油，但是出发前，他们发现鱼油用完了，便临时改用煤油替代。

伍廷芳，1908年

4点35分火车鸣笛，喘着粗气徐徐向塘沽方向驶去，这是最后一趟车，5点零5分到军粮城车站。因当时的铁路只是单线，须塘沽方向来车之后才能发车，所以贾维斯决定在这里吃晚饭。

塘沽方向来车确实出了问题。这列火车是从唐山驶来的六号车，20多节车皮里装满了煤块和碎石，只是在最后加挂了一节客车。这趟车从唐山出来就晚了，原因是为了多拉快跑，当火车到达塘沽时，因装卸货物等候时间过长，司机道森（Dawson）端枪到坑边去打鸟，没承想枪管爆裂，把道森的手炸伤了，被送往医院缝合包扎，所以这趟车就耽搁了，塘沽车站也没有通知军粮城站。

按照铁路行驶规则，是白日举旗晚间张灯，白旗白灯则畅通无阻，而见红旗红灯则立即停车。今望见远处红灯，道森立决下闸停车，他一边鸣笛一边放气，车轮与铁轨间火星四溅，但满载煤石的车厢，仍以巨大惯性推着，滑行一段后才停下来，而远处红灯则越来越近。司机乘客紧急跳车逃生，都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

灾难迅雷不及掩耳。一撞车导致油灯破碎，以致火光四射须眉尽着，瞬息间大有燎原之势，守车人及乘客非死即伤，而铁路亦毁数丈，远处人见火光四射，如三月咸阳。

虽天津至塘沽车票只售出28张，但还有不少在军粮城上车的，灾后幸存者不过十数人，死者骨枯肉烂。第二天铁路公司运去棺柩20余具，函请地方官验尸后殡殓，是日津沽铁路军粮城至塘沽段暂停，俟修复处理后方能行驶。

铁路公司总办伍廷芳、杨谷山闻讯立即前往料理，督办周馥也从旅顺赶回，并于4月5日传讯军粮城站站长。其即为会车之处，塘沽车没来，天津车就不能走，违章开行造成大祸，站长难辞其咎。

津沽铁路事故震动朝野，4月3日《申报》以“大凡学人者必学其全勿学其偏，此理势之必然不待，智者而后知者也，乃中国近来学西法者，往往偏而不全是可慨焉”。“细按当日肇祸之由，又不能不以学西法之不全为咎”。

六、李鸿章是中国铁路之父

林则徐曾说：亡我中华者，必沙俄也。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我们说：李鸿章是中国铁路之父。

1874年12月8日的《申报》报道了两条坏消息，一是同治皇帝患上天花，一是俄国火车已达中国边界。

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从其首都莫斯科经梁赞、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伯力到海参崴。除开发东部经济外，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运兵。

林则徐曾说：亡我中华者，必沙俄也。那时人们还不把倭寇当回事，然险些亡我者，却是日本。眼见西伯利亚铁路以每天十里的速度东进，日本再也坐不住了，他要赶在沙俄到来之前打垮大清，这样才能与之抗衡，否则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

“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恰如刘铭传所言。

日本不拿大清当回事，虽然说大清铁路向北，意图很明显是接通朝鲜，由于诟病太多犹豫不决，现如今虽略有起色，但目前只到林西，倒是这俄国人成心腹大患。日本虽国小但鬼大，也有拼命三郎精神，眼见生死存亡之际，这次真的玩儿命了。它冒险挑起中日战争，在海上击败大清战舰，又陆上所向披靡，打得大清王师望风而逃。慈禧太后怪罪下来，一切都归咎于李鸿章，归咎于洋务运动。一时间保守派占了上风，外交政策也有较大改变。

清政府要李鸿章去日本签《马关条约》，这是顽固派的主意。行前他找来军师周馥，言这一去前途未卜，台湾是保不住了，要设法保住辽东，就要借助沙俄，以夷制夷。结果沙俄联合德、法一起干涉日本，交出辽东，使得到口肥肉又被拽了出来，以致日后发生日俄战争。

东清铁路是西伯利亚铁路的一条支线，由俄罗斯的后贝加尔经过我国东北地区，然后再连接到海参崴。这段路要比津沽铁路晚十多年，但其规模和困难要大许多。为了联俄抗倭，清政府同意将西伯利亚铁路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至海参崴，并设支线连接旅顺。其实沙俄早就亡我之心不死，借机假途灭虢挥师进入我国东北。

清廷特派大清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出使中国钦差，在北京商定，将中国之东三省火车道接连俄国西伯利亚省之火车道，以冀两国通商往来迅速，沿海边防坚固，并议专条以答代索辽东等处之义。

清廷又派李鸿章出使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这也是顽固派的主意。“而铁路一断，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焉。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梁启超是这样批的，李鸿章也为此蒙冤。“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即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

李鸿章的结局，就是倒霉在慈禧太后和一帮庸臣手里，大清的结局，也是倒霉在这帮空喊救国的人手里。

我们不为李鸿章鸣冤叫屈，也不为李鸿章树碑立传。但是看过本章，我们感觉，李鸿章是中国铁路之父，这个称号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1]《海防档电线》，第8页。

[2]《海防档电线》，第11页。

[3]《海防档电线》，第11页。

[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3，第5页。

[5]《李文忠公全集》，卷40，第22页。

[6]《李文忠公全集》，卷40，第24页。

[7]《海防档铁路》，第219页。

[8]《申报》1887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