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训练得到更新，中国近代陆军崛起

洋人论势不论理，这是李鸿章长期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体会到的。

“天津教案”使李鸿章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亟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执事关怀大局，幸早留意。”“战守无具，不可以和允，为古今御悔长策。”“日本海隅小邦，与西洋通商甫数年，水陆兵制与枪炮利器，事事摹仿泰西，且严禁天主教，鸦片烟，强邻四逼而不及时奋发，其何能支？”^[1]他认为：“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在长期与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体会到“洋人论势不论理”，“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李鸿章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在天津，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清史稿》评论说：李鸿章“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他认为：“默筹时势，无论以一中国敌数强国战备固不易言，即以守局而论必从筹饷、练兵、制器三端入手。”^[2]李鸿章兼任南洋通商大臣五年，他将在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积累的丰富洋务经验移植到北方，并把天津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实验场，努力打造成为近代化运动的引擎，对北方乃至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一

军火工业其实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肇始。因为被打败了，才知道是因为武器不行，那武器不行就造武器呗，中国近代工业就是这么来的。

天津是近代洋务发轫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洋务运动在北方的重要支点，我们讨论北洋，不能不首先讨论一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完颜崇厚（1826—1893），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其父麟庆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兼署两江总督；其兄崇实官至驻藏大臣、刑部尚书，家族门高位显。

崇厚道光举人。追随恭亲王奕，襄助洋务，深得赏识。选知阶州，历迁长芦盐运使。1858年，崇厚奉命与郭嵩焘，襄理僧格林沁。他曾劝垦葛沽、咸水沽沃卤地4200余亩，多有成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崇厚协助恭亲王与英、法代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1月钦差大臣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上奏折说：“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况发捻等尤宜迅图剿办，内患除则外侮自泯。”^[3]崇厚亲身参与僧格林沁督守大沽口，添筑炮台、安设木筏等；亲睹英法联军“坚船利炮”，攻势猖狂；积极主张购置新式船炮加以仿制，实现军队近代化。1861年初，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登州三处口岸的通商与外交事务，以及天津海防。

1.组建洋枪队。1月20日，俄国运送鸟枪万杆和火炮50尊抵恰克图，声称帮助清军演练士兵。这一举动触犯了英、法利益，遭到反对。英使威妥玛提出“如欲讲求外国兵法，英国可以教演”。英、法在津新辟租界，崇厚常驻津门不愿看到“常胜军”那样的部队在京畿附近出现，于是上书总理衙门建议从京营中挑选士兵来津，会同天津地方兵勇一起接受洋将训练，组织自己的洋枪队。

第二年初，从大沽协兵内挑选120名士兵会同京城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等三营选调120名京兵，由管带抵津，共计240名士兵，以兵丁12名为一队，有顶兵丁作为带队官。六队习枪、三队习炮，每日操练两次，共同接受训练，此为大清组建洋枪队之始。经英国总兵斯得弗力建议天津地方紧要，再挑选360名，与前合计480人，练就可自称一营。枪炮等件均有俄国呈送，运津使用。另，从天津镇挑选马队120名，专意练炮。战马120匹，一是从探马队调用；一是从裁撤的英军手中购买西洋马。另有库存洋铁炮三尊，配好炮车，安放教场备用。至于训练使用的火药、铅丸、铜帽等物，则是从南撤的英国兵手中私下购买的。这样一来，津兵总计600人。中英商定，英方派遣教官17人，其中总教官2人、分营教习等15人，“教演之员愈多，则教艺愈为得力”。中方亦派有教习，并有通事（翻译）3人。在训练中表现突出的士兵给予奖励，并提拔为教习，参与新兵的训练。另，从京城京营八旗汉军、健锐等三营内再挑360人，与前120人，合为一营之数。京津两营及一个炮队，总计1080人。一切章程，由英国领事孟甘酌定，均采用西洋新式武器和洋式操练方法，接受正规训练。中方委派天津镇中营游击春霖督率受训营队，崇厚经常前往视察，见英国教习“较为认真”。练兵费用从天津厘捐项下提拨支放。经过半年训练，阵法、步法均已娴熟，学演外国枪支现在立靶打准亦能命中，惟未能一律精纯。

移赴大沽海口后，租赁庙宇，搭盖棚铺，分别栖止，“与外国兵习练，既足以壮声势，更可以固藩篱，实属一举两得。”^[4]并在大沽地方设立分局，就近供支训练。按照英国总兵斯得弗力的意见，训练的目标为一万人，至少需5000人马，方可制胜。这样采用西式枪炮，由英国教习教练的中国洋枪队及洋炮队——“练军”在天津出现了。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9月，试铸炸炮，造成2尊，“装子试放，甚为猛烈。”还制造出外国炮车6辆，可以说这是天津机械局创立的前奏。洋枪队、洋炮队组建营队不断扩大，通过李鸿章联络与英国军火商人地亚士订购“枪质精坚、准头极远，实为军中利器”的来福枪1000杆，经船运抵津。天津镇500绿营勇，也参加了培训。1865年12月，京城神机营习练队一行500名、战马200匹，在营总佐领玉福的带领下抵津，经过认真筛选、调换，参加西式训练，遂成劲旅。第二年，崇厚为神机营购洋马枪3000杆、五六出手枪2000杆，由赫德帮助采购办理。练军的武器装备得到更新，部队最多时达4700人。在加强京津防务，讨伐捻军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70年崇厚赴法国通好，仅津城欢送就“有洋枪马步队暨炮营与练勇千余名，号衣一律，军器整齐，皆声炮举枪”，^[5]十分威肃。这是中国近代陆军最早的萌芽，崇厚为练军建立下了很大工夫，说天津是近代中国陆军的摇篮十分贴切。袁世凯小站练兵，就是资源整合，用武备学堂德国教习培养的学生施教，整顿练兵，成为集大成者。

2.创办天津机械局。1866年9月初，恭亲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分别向清朝皇帝提出建议，设立天津机械局，制造军火。主要理由：一是天津临近海口，购料、取材、制造，十分方便；二是生产火药，以备南局（江南制造局）生产不足所需；三是拱卫京畿，以固根本。因此，崇厚咨询刘长佑得知，直隶分设六军，每军五营，共马步队三十营，计需洋劈山炮480尊、洋炮车240辆，洋开花炮120尊，洋炮车60辆，各炮需用洋火药、洋子弹并随车一切配带等项，实在是个不小的数目。而购买上述军用物资需6900余万两，筹措万难。而“购运外国军火机器，实非一时所能猝至。前经附片奏明，托外国公正官商访询机器价值，再为设法筹办，深知头绪纷繁”。清政府督令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悉心筹划，妥立章程”，负责筹建天津机械局事宜。崇厚认为：直隶六军炮位等项，由津设局制造，“果能办有成效。诚为接济不穷，取运甚便。深谋远计之至意也”。^[6]

借鉴前期仿造经验，崇厚聘请英国人密妥士代为采买采购机器，觅雇工匠，拨银八万两，购买制造火药铜帽等机器设备；还通过北京英马队总教官薄郎认识了一个英国人，从香港、上海购买机器；并由江南制造局代购大型设备。

密妥士（1817—1875），英国人。1845年来华，在广州学习官话和粤语，曾为广州外侨作翻译，兼充法、荷、比、普鲁士领事的翻译。哥哥密迪乐是驻华英国领事官，密妥士后在领事馆当翻译、副领事。1861年来津经商，一度兼上海《字林周报》驻津通讯员，而后充任丹麦驻津领事。

不久，崇厚推荐奉天府尹德春来津差委，总理机器军火总局，高从望仁担任提调、黄惠廉任翻译。从同文馆选调数人，一部分办理文案、采办转运等文差；另一部分从事制造，悉心讲求，得西法奥妙。招聘外国技师春间先后到局，由密妥士分派各司其事。请英国人狄勒先行试办。另外，派京营25岁以下士兵随洋人学习技艺。相关费用将津海、东海两关洋税扣出四成银两，随时提拨应用，以济急需。

第二年，崇厚选址海光寺，先在佛殿的东跨院成立枪炮厂；后来在海光寺附近的空地上建造厂房，从国外购置蒸汽机，化铁炉和车床等设备，组织安装，制造枪炮弹药，史称天津机械局，又叫“西局”。用银95000两。“左院为制造机械总局，烟筒高迥，一如外邦铁厂，黑烟直吐，颇有上海之风。门外横额，一曰‘善其事’，一曰‘利其器’。所储机器暨所造跑位，与他处同”。^[7]最初雇用本地工人约50人，总工程师由英国人司图诺担任。

1868年，“勘定在于天津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方，设立火药局，是为东局”，初名“天津军火机器局”。春间，外国技师送来建筑厂房、宿舍的图纸，正式开始兴工建设，“局内共建机器房42座，计290余间。大烟囱十座，洋匠住房160余间。”^[8]从1867年5月至1870年8月告成，前后3年多，用银388000两。

1870年11月，崇厚、成林、德春联署上奏两宫太后及同治皇帝说，“直隶总督李鸿章向能筹维大局，于制机之道，历经考据精详。奴才崇厚现在出差，以后应如何斟酌添制开展之处，请饬下李鸿章妥筹酌办，以期一劳永逸。”^[9]

二

李鸿章的洋务时代也是从军工开始的。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第一件事就是接办制器的天津军火工业，而这个时候的机械局并不怎么好，甚至情况较差，李鸿章大刀阔斧给钱加人雇佣洋将等，采取各种办法，经过李鸿章五次较大规模的扩充建设，逐步形成了一个机械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多种生产能力的军火企业。

李鸿章上任伊始，亲往机械局查勘，看到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尚需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于是询问密妥士火药制作情况，逐事核实。并于11月18日上《筹议天津机械局片》提出：“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窃谓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赡军。”^[10]

在接办津门军火工业中，提出：雇佣洋匠，进退在我，制器这种要害部门长期被外籍人把持，存在尾大不掉的危机。非廉正熟悉而有调理之员，不足以谋。首先，罢黜丹麦领事、不懂机器的洋总管密妥士；推荐任用沈宝靖担任总办，以主其事。启用在津养病的陈钦为授津海关道衔，出任会办操持局内事务，命幕僚刘含芳为委员参与其中，还从南方调来大批熟悉生产制造军火的技术工人，淘汰、解雇毫无经验的旗人与汉人。

沈宝靖，江苏阴县举人。“从军多年，艰苦刚明，最为得力”。曾在苏沪从事“日与洋人交涉，外和内劲，通达大体，其才器尽堪造就。”官职为湖北补用道，主持上海机械局期间，“事事皆赖其创制”。^[11]造出“输船四只、洋枪、大小开花跑、洋火箭等项接济各军应用者，均不下数千件。出货较多，而用款并不甚多”，非常熟悉制造与洋务。命其署津海关道，兼办机器局。沈宝靖升任九江关道后，启用广东惠潮道候补道吴赞诚“航海来津，随办洋务制造事宜”。^[12]接办津局后“精细沈毅，体用兼全，驾驭中外员匠操纵咸宜。综核工料巨款，丝毫不苟，监制军火，日起有功”。^[13]

从1873年至1892年，李鸿章对天津机器局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扩充：

1.1873年春，新购的四架洋药碾到齐，添购各式机器十余台，建成第二座碾药厂和新建机器房，将原设在西局的铸铁厂迁往东局。并在北郊浦口购地59亩，建成洋式药库三座。同时，第三、四座碾药厂建成开碾，林硝、磨磺、烧炭等部门各在原厂房增添器具，提高产量，以供四个碾药厂的需要。

北洋机器局又名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

2.1875年修造了一座制饼药的新厂，装置新购六角藕饼药机器，专门制造后堂钢炮所用饼药。并将机器房一半分出来，为洋枪厂。添购了制造林明敦枪及中针枪子的机器，添设卷枪炉房，制造枪弹。此外，还添设硫酸厂、轧铜厂和配造拉火的新厂。经过充实提高，天津机械局较具规模，开始生产。

3.1876年春开始至1882年，添设了电气水雷局。添设了提磺厂、压药房，又设分药、切药等房、添设林硝厂、增建硫酸厂，有铅房六间。并在韩家墅建新药库一座。

4.1887年，在东局兴建了一座制造栗色火药厂。聘请外国技师约士设计，由总工程师司徒诺负责安装，成为世界最大最好的火药厂。

5.1892年，在东局建设了一座炼钢厂，从英国购进成套炼钢设备以及铸钢炉、轧钢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用具等。第二年正式投入生产，为制造新式长炮弹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中国北方第一座近代化规模较大的炼钢厂。^[14]

经过李鸿章五次较大规模的扩充建设，逐步形成了一个机械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多种生产能力军火企业。两局大体有分工：海光寺西局主要铸造炸炮、制造炮车、修理小型军器、制造铜帽、炸弹以及其他军用品；贾家沽东局主要制造品质优良的火药和枪弹、炸弹和水雷等。常年雇佣工人2700多人，生产的品种逐渐增多，有火药、铜帽、枪子、炮弹、拉火、水雷、洋枪、洋炮和其他军用物资。其中以火药、铜帽、枪弹、炮弹为主要产品。其年生产量为：火药60余万至100多万磅；铜帽5000万粒；枪子100万颗；炮弹两种：前膛开花炮弹6万余颗，后堂来福镀铝大炮弹6000颗，最高达9000 颗。还生产挖泥船、小火轮、布雷船、水底机船，以及行军桥船等等，概括起来，李鸿章称其为“洋军火总汇”。

另外，局内设宝津局（中国近代化铸币厂）和电气水雷局，从国外引进天津最早的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克虏卜小炮简易操法》《船阵图说》《机锅用法》等军事知识普及读物。天津北洋机械局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北方最大军火企业，其产品主要供给津京地区驻军使用外，还供应河南、热河、察哈尔、黑龙江等北方各省军事需要，极大地加强了天津的军事地位。

三

海防的三级纵深防御：第一级，是海河入海口处的大沽口炮台；第二级，是距大沽口炮台15公里的新城炮台；第三级，是海河三岔河口的黑炮台。

大沽炮台，根据史料记载始建于1817年7月。当时有南北岸各一座，外砖内土，方形，高4米多、宽3米、进深2米，后来任其荒废。

后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重修炮台。增修上砖下石内土的南岸炮台两座，高5米、宽36米、进深24米，东岸河口另建一座，规模同南炮台。还根据《海国图志》所载《攻船水雷图说》，制成并试爆过一颗载有120斤火药的水雷。

天津大沽口炮台(www.xing528.com)

1858年5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经过2个小时战斗，大沽炮台陷落。联军占领期间，破坏炮台，拆毁炮位，毁坏殆尽。僧格林沁接收海防后，经过3个月的紧张施工，花费8900多两银子，建成炮台、望楼、营房、火药库、围墙、堑沟、障碍物等设施，具有了独立作战功能，大沽口要塞格局形成。1859年6月，僧格林沁凭借大沽要塞取得击退英、法联军进攻的重大胜利。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由于僧格林沁的战略失误，大沽炮台再度被英法联军占领，一占就是五年，直到1865年才归还给清政府。崇厚接手后，做了小规模修补，重新安炮，调兵驻防。

李鸿章处理教案善后，法、英公使一直纠缠。法使罗淑亚要求修建丰领事及教士墓，前有碑碣，牌楼上应刻“谕旨”字样，有消息说法国可能派兵来，更增添了海防的紧迫性。1871年1月，调心腹大将周盛传单骑从济宁赶到天津，遍察大沽、北塘海口、天津、通州等处，提出坚筑海口炮台少驻兵，后路增建炮台驻重兵，以节节联络，选址修筑海防炮台及纵深防御的方案。5月30日，李鸿章携周盛传等人轻车简从，驰赴大沽、北塘海口一带，勘查形势，并察度防军布置，炮台营垒。调查发现：“从前者僧格林沁设大沽南岸，原有三营炮台五座，今仅存一营内炮台三座，其原扎郝家庄河口炮台，已被洋兵拆去。洋房占住北岸，原有两营炮台三座今仅存一营内炮台二座，台基尚为得势，惟台上兵房炮洞板薄土松，面面受敌，断不足以御外侮。四围营墙亦甚卑薄，墙根为海潮所啮，木椿土坯易就倾壤，炮位既少，佳品架具多不齐全。在洋船来往口内，并有洋人常往炮营左右窥探消息。”^[15]经过实地考察，感到兵力空虚、设施老旧、装备落后，防卫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他认为：“北塘较易置守。大沽炮台孤立海滩，徒饰外观，毫无实际，修理殊费财力，临事鲜有把握。目前只有逐渐经营，稍壮声势而已。腹地扼五河之咽喉，坚筑一城，鄙意仍须筹办。遵旨以平日储军火粮食，有事屯营为后路，极中窾要。”^[16]

李鸿章视大沽海口南北炮台最为扼要，不可不设兵防备，逐渐培修。秘密命令大沽协副将罗荣光率部，及征召民工择要重修炮台；调运苏州炮局旧存大小炸炮，及南京炮局制成洋炮，以备酌量更换操习；另调通永镇总兵周得胜率遵化练军1000人马，移扎北塘，设法布扼，徐图修整。接着，李鸿章上书《大沽海口酌定营制章程折》，加强海防，奏明大沽协添设海口六营。各营汛地为前左营，专驻北岸前炮台，即原设北炮台中左营，专驻北岸。后炮台即原设砖炮台前右营，专驻南岸。南炮台后右营，专驻南岸老炮台，均专司操防，不兼地面。中右营有分防大沽地面，后左营有分防海口地面，均仍按旧制兼管。该边兵以一半巡防原派地段，一半轮驻南岸中炮台，以均劳逸，而重操防。副将衙署设在新城，由葛沽营驻守，与大沽口前后接应，声势相连。由天津知府马绳武等整顿厘捐，筹集资金；派罗荣光、周得胜等率部利用冬天筹集材料，来春进行大规模整修。

如何修筑炮台才能坚固、雄踞天下，李鸿章心中有着更大的计划。一方面托人到德国览取炮台图纸，借鉴德国炮台样式；另一方面查阅美国《海防新论》中有关炮台的参考经验，吸收美国海防新论观点，学习筑造炮台方法，研究设计建设方案。并与海口营官罗荣光、周得胜等人共同商讨办法，访问大沽渔户得知贝壳既可粉碎使用，又可烧成石灰。于是，雇渔船到渤海沿岸大量收集贝壳，并在新城修建数十座烧石灰土窑，昼夜不停地烧制石灰，供大沽、新城修炮台使用。并组织人马，按传统除用砂、土、石灰外，又加贝壳粉、糯米汤、杨树条汁、藤条汁等搅拌成料，加厚筑造炮台，使之足以防御后膛炮弹的轰击。仿照洋式加固护台，形状为椭圆形，高出平地数丈，俾我能击人，而又防人之击我，台顶不至十分吃重，又墙外宜添拦潮土坝一道，避至潮汐侵刷。由监督官认真监督施工，以确保质量。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卜厂制造的来副炮、开花炮6尊、大小后膛炮50余尊，其中最大的两尊口径达8寸。还从英国购买摩士庄厂、瓦瓦司厂制造快炮、后堂钢炮多尊。其中快炮每分钟可打12发炮弹，命中率极高。^[17]历时四载，庞大的、中西合璧的、最前沿防御体系——大沽口炮台建成。该防御体系由南岸大炮台4座（即“威”、“镇”、“海”字炮台和三个南面的长炮台）；周围小炮台40座；北岸大炮台2座（即“门”“高”字炮台），平炮台6座（包括石头缝炮台）组成。南北炮台还配有护身夹墙400余丈、壕沟1000余丈、拦潮坝400余丈，以及营门、木桥等工程设施，堪称宏伟一流。

另外，在北塘口南岸设长式炮台两座；在北塘口北岸设园式炮台一座。大沽炮台日常驻军为1800人。

与此同时，在大沽口炮台后路筑城设险，屯驻重兵以为后援。经李鸿章查勘，命周盛传率部在距大沽炮台以西15公里，濒临海河转弯处筑新城一座，兴建大炮台作为纵深二级防御工事。经过两年施工，建成炮台三座（即“镇海”、“备西”、“定沽”），每座底围64丈8尺，顶围48丈2尺，高五丈2尺，各安装大炮9门。炮台可以俯视数十里。城内驻扎重兵，弹药库充足，一旦出现军情，随时可派兵数千人增援前方。

按照梯次筑城设险，第三级纵深防御工事设置在天津三岔河口。李鸿章命大名镇总兵徐道奎率总督亲兵水师营在明代废弃塔形炮台旧址改建黑炮台（今狮子林大街河北区政府所在地）。炮台围长230丈，外砌青砖，故有黑炮台之称。炮台安装克虏卜炮、连射炮、机关炮等洋炮多门。内河水师营驻守于炮台，常驻官兵500人，舢板船32只，在东面筑有五层高六角形瞭望塔一座，高约5丈。大沽、新城、三岔口三级防御工事环环相扣，成为拱卫京城的重要屏障。^[18]

从1870年开始，李鸿章联络福建、上海方面，请“建威”、“镇海”、“操江”、“龙骧”、“虎威”、“飞霆”、“策电”七艘炮艇先后到达大沽口短期驻防，协助巡哨渤海湾，保卫海河口。后“镇海”、“操江”拨归北洋，与“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计六艘驻泊大沽口多年，从而改变了海河口仅有5只普通巡船的不利现状。

在海防建设上李鸿章启用刘含芳，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使海防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接着，大沽炮台鱼雷部（队）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鱼雷艇部队。1884年大沽炮台建造小铁路，以减轻炮台守军的搬运劳作之苦，成为近代铁轨运输的雏形。同年，李鸿章电令驻德国公使李凤苞代购电灯用发电机两架，安装在炮台附近用于照明。而后，大沽炮台相继购买双眼望远镜、水平仪和测远仪，近代军事化水平不断提高。

四

正是因为盛军驻守新城马厂沧州一线，才有了日后的新马大道，也才有了新马大道上的大站、小站，也才有了著名的小站稻。

天津位于九河下梢，京城防御的重要屏障，“津郡设备为第一急务”。李鸿章调周盛传“盛字”淮军驻扎静海与沧州一线的马厂，整肃操防，以备肆应，而作声势。周盛传部是在处理教案期间，奉令从陕北向京畿靠拢而移驻于山东济宁的。该部有人马12000人，装备精良，屯扎操练，是淮军的精锐部队。

以前崇厚就津沽通永镇协标内，连年挑练弁兵3000余名，操习洋枪炮队，筹增饷项，队伍技艺较为整齐，比其他营兵强不少。但是，没有经过大战，不习扎营，临事恐难派用。于是，李鸿章整顿练军。当时津郡有洋枪队五营、洋炮队一营，归天津镇总兵陈济清统带，总计3200人。筹拨大沽海防1000人，还有2200余人。李鸿章派提督吴云集接手，统带驻扎天津城东，挖濠，布置操防。并按直隶练军改订营制，与保定、大名、正定、通永各军联络一气，实行统一管理。组建中营为炮队，挑选开花炮30尊，配炮车30辆，配备100匹用马，以提高作战能力。将现存兵勇，编立4营3哨，俾资训练。所留津京营官弁，总统随带文武员弁人等，并枪炮公费，一并删除。经费饬海防支应局司道通筹全局。

接着，李鸿章把提高驻扎直隶练军素养与武器装备问题提上日程。按直隶练军改订营制，保定、正定、大名、通永练兵各营成军以来，李鸿章酌给洋枪演练。“洋枪既为必需之物，教习实不可少”。^[19]最初，聘请洋人，费用昂贵。于是，李鸿章从淮军中抽调优秀兵弁为教习，相互传授。为直隶练兵各营步队，酌添洋枪正教习一名，帮教习四名，以分教四哨兵弁。还奉调宣化镇马步练兵2000人，前后两次赴库伦协防。

在武器更新方面，最初使用的俄国洋枪，以及其他国生产的前膛洋枪，逐渐被从英国士乃得和美国林明登购买的后膛枪所代替，使直隶练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在屯垦方面，李鸿章令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淮军“盛字营”从马厂移驻新农镇、新城戍防，修建马新大道，挖马厂减河引南运河水、修小闸子引河将海河水引到小站，试办“海上营田”。购置有主土地“一千三百六十五顷”，平整土地、改造海滨荒滩，通过治河、挖渠、建桥、修涵，引进火轮水车、自造风力水车、手摇水车、脚踏水车汲水，形成沟渠纵横灌溉网，“开哇穿浍，拟南方水田”蓄水种稻，周盛波兄弟屯垦津郊二十载，使先农镇（即小站）以及军粮城地区成为著名水稻种植区，涵稻田达六万余亩。还绘有《盛字全军屯田图说》传世。屯垦带动民营，小站稻作区面积扩至136000余亩。小站稻名扬四海，惠及津门。1881年，李鸿章重要的洋务干将唐廷枢设立普惠堂，邀徐润、郑观应等筹集官、商股银各6.5万两，“合买沽塘荒地四千顷，为开垦种植、畜牧等用”，在宁河县新河一带创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今塘沽火车站一带）。据《益闻录》记载：“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锄禾，事半功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农场，天津成为率先尝试农业近代化、机械化的地区。

位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城，“每伏秋间，川谷涨溢，宣泄不及，势必泛滥四乡，受害最巨者，南乡尤甚”。1872年1月30日，《三述奇》作者祁兆熙随钦差崇厚从法国归来，经天津“见南门外积水如潮”。1877年永定河漫决，直隶水患。李鸿章组织力量修复金门徬及南、上、北三灰坝，改河筑堤，经五大河宣泄，水患稍纾。1890年运河满溢，造成南乡一带水患成灾。李鸿章下令淮军“盛字营”军门卫汝贵负责开挖一条新河，以解民困。卫军门分派勇弁轮番作业，由八里台经卫南波、水柳殿、秋麦港等洼，开渠导水，至洋码头设三孔大闸一座。第二年5月竣工，正河、支河全长130余里，架桥11座，使八里台、双港、八里口、聚宝庄等村免遭水患，李鸿章锡命“卫津河”。

【注释】

[1]《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十》2455页、3456页。

[2]《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折·卷十七》，773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441页。

[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441页。

[5]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2），《随使法国记》，岳麓书社出版，320页。

[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231页、232页。

[7]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2），《随使法国记》，岳麓书社出版，320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241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242页。

[10]《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七》，752至753页。

[11]《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七》，753页。

[12]《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七》，879页。

[13]《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二十二》，1019页。

[14]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104至107页。

[15]《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十八》，796至797页。

[16]《李鸿章全集》（6），时代文艺出版社，《朋僚函稿·卷十一》，3471页。

[17]贾长华主编《海河流津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183页，《李鸿章与大沽炮台修建》。

[18]贾长华主编《海河流津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161页，《海河与海防》。

[19]《李鸿章全集》（2），时代文艺出版社，《奏稿·卷二十》，9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