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统治者扩展文化影响

金朝女真人统治者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文化与中原相比，毋庸讳言，是落后的。但是女真是一个善于学习先进文化的民族，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学习，这突出体现在女真统治者对图书典籍的搜求上。

天辅五年（1121），在灭辽的进程中，太祖就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受此影响，一些具有文化修养的女真贵族将领在战争中也重视对图书的掠夺。如金初重臣完颜宗翰之弟完颜宗宪通习契丹字、汉字，在金军攻陷北宋都城汴京后，众将领忙于掠夺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正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在制定金朝的礼乐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金朝建立后，为了扩充宫廷藏书规模，曾屡次从民间购买书籍。章宗明昌五年二月，“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崇文总目》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有解题的官修藏书目，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成书。由此可见，这时金朝的皇室藏书较宋代还有不少遗缺，因而不得不从民间搜购。泰和元年（1201）十月，章宗再次“敕有司，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给其直之半”。这次，政府为了搜访图书，更是给了藏书之家优厚的回报，不但在抄录之后奉还原书，还给藏书者以书价值的一半为报酬。(www.xing528.com)

除了图书外，女真权贵对于金石碑刻文献的搜求也很热衷，金代著名文人赵秉文曾撰《宝墨堂记》，记载了宝墨堂主人对于金石碑帖的收藏。“夫公平生无所嗜好，独于法书名刻，宝之不啻珠玉。千金购求，必得而后已。自公壮时，驰驿往来于燕秦齐晋之间。闻有石刻，虽深山旷泽，必命赍藤楮，作墨本以归。以是裒金石遗文仅千余卷，兵火散亡，几三之二，犹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筑堂于私第，榜之曰宝墨。”从这篇文章中我们无法看出宝墨堂主人是谁，幸运的是王若虚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宝墨堂记跋》，记载道：“赵翰林以文章字画名天下，片辞寸纸，人争求之。尝为故参知政事蒲散（仆散）公作《宝墨堂记》，仍亲缮写，尤为奇特。”金代姓氏为仆散且曾任参知政事的只有仆散安贞和他的父亲仆散揆，而仆散安贞官至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且和赵秉文同时代，因此宝墨堂主人必为仆散安贞。仆散安贞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对内镇压红袄军、对外与南宋作战中度过的。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涯之余，仆散安贞别无所好，唯独酷嗜碑拓，到处搜求，甚至不惜千金，终于藏有拓本千余卷。此后虽经战火，散了三分之二，但他仍继续购求不已，并专门建堂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