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儒家思想与重视教育的成果

金章宗即位之初，便积极倡导儒家文化。明昌元年（1190）三月，“辛巳，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明昌二年（1191）四月壬寅，“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他先后多次下令各地修复或建造文庙（孔庙），使得县以上的行政区域普遍设置文庙。在承安二年（1197）他还亲自祭祀孔子。这种官方层面的对孔子的尊奉和对孔庙的修造，无疑对儒家思想在金朝统治范围内的推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忠君是儒家历来提倡的行为，金章宗尤其对为金朝死节的忠臣褒奖有加。崇义军节度使伯德梅和尚在夹谷清臣北伐时随军出征，因寡不敌众而战死沙场，是章宗时期北伐阵亡的最高级官员。章宗“闻之震悼，诏赠龙虎卫上将军，躐迁十阶，特赐钱二十万，命以礼葬之，物皆官给，以其子都奴为军前猛安，中奴护丧，就差权同知临潢府事李达可为敕祭使，同知德昌军节度使事石抹和尚为敕葬使”，后又将其子都奴任命为典署丞，可谓倍极殊荣。魏全在对宋战争中被俘，宋将让他骂章宗，可免一死。但是魏全大骂宋朝皇帝而被杀，至死骂不绝口。章宗“赠全宣武将军、蒙城县令，封其妻为乡君，赐在州官舍三间、钱百万，俟其子年至十五岁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用所赠官荫”。章宗又让史馆雕版印刷魏全的死节事迹，颁告天下，以鼓励忠君之举。

重视孝道，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章宗本人十分孝顺，即位时因为世宗之丧而不接受朝贺；之后数年，又曾因为世宗和母亲之丧，而不肯在元旦接受群臣的朝贺。章宗对母亲非常孝顺，即位后对其母亲“尊为皇太后，更所居仁寿宫名曰隆庆宫。诏有司岁奉金千两、银五千两、重币五百端、绢二千匹、绵二万两、布五百匹、钱五万贯。他所应用，内库奉之，毋拘其数”。章宗不但在物质上极大地满足母亲的需要，每月还要到隆庆宫拜见母亲五六次，以尽为子之道。母亲病危后，章宗日日探视，直至深夜才返回。

章宗经常对孝子进行表彰，如明昌三年（1192）三月对于棣州孝子刘瑜进行表彰。刘瑜的事迹是家贫母丧不能葬，于是将其儿子抵押给别人换取钱财办了丧事。此事今日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在当时，却是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同年章宗还表彰了幼年丧父、对母极孝的孟兴。他非常重视孝子的社会教化作用。同月，尚书省又上奏，说有人上书称和尚、道士不拜父母，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尚书省请求遵照唐朝法制，要求出家人也遵守孝道。章宗同意了尚书省的请求，专门就出家人的孝顺问题做出法律规定，可见章宗对孝道的重视程度。

章宗时还编纂了金代礼制典籍《大金集礼》。《大金集礼》本不著撰者姓名，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明昌六年（1195）礼部尚书张等进《大金仪礼》，加之《大金集礼》记事都止于世宗时，可见《大金集礼》即《大金仪礼》。《大金集礼》全书四十卷，收录了金代帝王后妃尊号、册谥、各种祠祀、诏命、仪仗、舆服、燕飨、朝会等礼仪，是金代礼制的总汇，也是金代儒家思想在典章制度上的具体反映。《金史》的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志就是以此书为史料来源而修的。此书已经成为研究金朝典章制度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由于对儒家文化十分崇尚，金章宗对教育和科举也十分重视。“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章宗在登基之初，就采纳大臣的建议，大力在各地兴修官学，大定二十九年七月，“辛巳，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在世宗时期各地设十七处官学、有学生一千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节度州、防御州一级的官学六十处，增加学生员额一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随后，章宗又命令刺史州兴建官学，而县以下则允许自行兴建。明昌二年四月“戊戌，增太学博士助教员”。到泰和四年（1204）二月，他又一次“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章宗重视儒家教育，鼓励文宣王庙（孔庙）与学校的兴建，庙与学往往是建立在一起的。“本朝兴太学于京师，设祭酒、司业、博士之员，以作新人材。又兴天下府学，州县许以公府泉修治文宣王庙。旧有赡学田产经兵火没县官者，亦复给于学。此国家崇儒重道之意也。”章宗时期官学办学经费的来源是学田，泰和元年（1201）“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这样便使官学的学生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向学。

章宗非常重视典籍的搜集与整理，明昌二年四月，“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明昌二年十月，金章宗命令有关机构搜求遗书时要给高价，以鼓励人们踊跃献书。藏书之家有不愿意献给官府的，官府应誊写其书，再把原书归还，仍给其相当于一半书价的钱。明昌五年（1194）二月“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

金代科举考试共有七科，计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制举、宏词科，其中制举、宏词科为章宗设立，“以待非常之士”。前三者考中为进士，律科、经童考中则为举人。章宗十分重视科举考试，他在位期间共开科取士六次，不完全统计共录取进士两千五百多人，其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为金代各级官府输送了大量合格的官吏。

章宗对科举考试进行了种种改进。(www.xing528.com)

明昌元年，有人建议：“举人四试而乡试似为虚设，固当罢去。其府会试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群经出题，而注示本传。”章宗采纳了他的前条建议，免除了乡试，但规定府试五人取一，又在原来六处府试地点的基础上增加了辽阳府、平阳府、益都府三处。

章宗初期科举考试未规定录取人数，只要合格就录取，承安二年一次就录取了九百二十五人，加之还有录取参加四次考试未考中者的恩榜，录取人数难免过多过滥。于是承安五年（1200）正月“乙未，以尚书省言，会试取策论、词赋、经义不得过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数则阙之”。泰和二年（1202），章宗又命令制定诸科取士的数目。司空完颜襄认为：“试词赋经义者多，可五取一；策论绝少，可四取一。恩榜本以优老于场屋者，四举受恩则太优，限以年则碍异材，可五举则受恩。”平章政事徒单镒说：“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率三四人取一。”平章政事张汝霖也说：“五人取一，府试百人中才得五耳。”于是章宗定制：策论三人取一，词赋、经义五人取一，恩榜则录取五次考试未中且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的，或者四次考试未中且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

策论进士原来是专为女真人设置的考试科目，章宗改为允许其他民族的人参加，又命令参加科举考试的女真人要先考弓箭，使女真人不忘习武的传统。

律科又称为诸科，是在律令内出题考试。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论语》《孟子》，以涵养其气度。’”于是章宗命令此后律科除考试律令外，还要加试从《论语》《孟子》中出的一道题。

经童科是考试十三岁以下的童子：“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海陵王完颜亮时废除了这项科目，章宗即位之初，认为经童中也不乏人才，又加以恢复。章宗对所谓的神童很感兴趣。明昌元年，章宗将益都府报送的十一岁童子刘住儿召至内殿，亲自考他《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让他赋《旱》诗，对他深为满意，赐予他经童出身，在太学学习。麻九畴是金代不多的成人后有所作为的神童，“麻九畴字知几，易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一时目为神童。章宗召见，问：‘汝入宫殿中亦惧怯否？’对曰：‘君臣，父子也。子宁惧父耶？’上大奇之”。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建议将录取的经童数由百余人减少一些，以减轻日后授予官职的压力。章宗问他：“若所诵皆及格，何如？”守贞说：“视最幼而诵不讹者精选之，则人数亦不至多也。”章宗又征求参知政事胥持国的意见，而胥持国本人就是经童出身，他和李妃表里勾结，在当时声誉很不好，被时人称为“经童作相”。完颜守贞和胥持国矛盾很深，他的建议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胥持国的，胥持国自然不会同意完颜守贞的建议，章宗采纳了胥持国的主张。

章宗认为：“德行才能非进士科所能尽，可通行保举之制。”于是设置了制举科，包括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达于从政等小科，命令各级官府、猛安谋克和提刑司推荐“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这项举措也得到了具体落实。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提刑司察举涿州进士刘器博、博州进士张安行、河中府胡光谦，光谦年虽八十三，尚可任用。’”于是章宗赐刘器博、张安行同进士出身，召胡光谦进京。后来“特赐胡光谦明昌二年进士第三甲及第，授将仕郎、太常寺奉礼郎。官制旧设是职，未尝除人，以光谦德行才能，故特授之”。当年十月，“赐河南路提刑司所举逸民游总同进士出身，以年老不乐仕进，授登仕郎，给正八品半俸终身”。十一月，“尚书省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举孔子四十八代孙端甫，年德俱高，该通古学。济南府举魏汝翼有文章德谊，苦学三十余年，已四举终场。蔚州举刘震亨学行俱优，尝充举首。益都府举王枢博学善书，事亲至孝。’”于是章宗赐魏汝翼进士及第，刘震亨等同进士出身。明昌五年正月“辛巳，前中都路都转运使王寂荐三举终场人蔡州文商经明行修，足备顾问。前河北西路转运使李扬言庆阳府进士李奖纯德博学，乡曲誉之。绛州李天祺、应州康晋侯屡赴廷试，皆有才德。上曰：‘文商可令召之。李奖给主簿半俸终身，余赐同进士出身。’”

如果说“保举之制”多少还象征着劝学、鼓励为善，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章宗设置的宏词科则选拔了一些游离于考场之外的人才。“明昌初，章庙设宏词科，命公卿举所知。子达（卢元）与郭黻、周询、张复亨就试，凡七日，并中选，遂入翰苑。”

章宗重视教育与科举的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时金朝的士风普遍积极向上，“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