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迁都与迁陵：完颜亮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收国元年（1115）建国时，由于诸事草创，尚未修建都城，只有所谓的“皇帝寨”，后来升皇帝寨为会宁府，建立上京。金上京位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始建于太宗时期，负责营建的是辽降臣卢彦伦。熙宗时继续营建上京，天眷元年十二月，新宫殿落成。可能是“止从简素”的缘故，熙宗对上京的宫殿建筑并不满意，因而皇统六年又重新建设。上京是由南北二城组成的，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一千八百二十八米，东西宽一千五百五十三米；南城东西长二千一百四十八米，南北宽一千五百二十三米。两座城的外围周长达一万零八百七十三米。全城外墙原来共有马面九十二个，墙外有护城壕沟，据考证可能有城门九座。皇城位于南城内偏西处，南北长六百四十五米，东西宽五百米。在皇城内尚有多重殿址有迹可辨。

尽管金上京是金朝的初兴之地，但是随着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确立，处在东北一隅的上京作为首都已经不再合适。如果假以时日，熙宗统治时间再长一些，迁都就会在他手上而不是完颜亮手上完成。完颜亮登基后，随着自己地位的逐渐稳固，迁都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客观上说，首先，天德二年废除行台尚书省后，原行台所辖河南、山东之地直接归中央管辖，但京城远在数千里外的东北，完颜亮难免有鞭长莫及之感。其次，上京经济毕竟较中原落后，在物资供应上难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从别处长途调运，又会造成极大的损耗、浪费。再次，尽管完颜亮对宗室大肆屠杀，但是上京的宗室贵族势力还是很强大，为了摆脱他们对自己统治所造成的威胁，迁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主观上，统一中国，是完颜亮毕生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都城就不可能定在偏僻的东北。最后，完颜亮从小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中原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汉族传统文化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迁都也更有利于他浸润其中。

既然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迁都的要求，选择一个合适的城市作为都城就成为关键。当时金朝统治区域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适合做都城的城市有汴京、西京、东京、燕京等。从统一的目标来说，汴京是最适合做首都的，但是由于汴京是原来宋的都城，居民都是宋的遗民，让经历国破家亡之痛仅仅二十余年的宋遗民接受新的异族统治者，感情上难免承受不了，因而将汴京作为都城尚且太早。西京、东京作为原来辽的陪都，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但是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不适合作为大国之都。燕京则不然，五代以前，它一直作为中原王朝在北方的军事重镇，抵御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在后晋石敬瑭将包括燕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之后，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燕京终于脱胎换骨地由中原王朝的军事重镇变成了辽朝的陪都南京，并且成为辽境内经济最繁盛的地区。金初，出使金朝的宋人许亢宗在其《奉使行程录》中记述了燕京的繁华，“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壁共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城开八门。已迁徙者，寻皆归业。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后来世宗朝的大臣梁襄也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诚如斯言。由于长期的多民族共居、共存及民族融合，燕地汉人民族意识淡薄，没有中原汉人那么强烈的华夷观念。金初出使金朝，商定海上之盟的宋使马扩根据他的切身感受说，燕云“汉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后来的金世宗也认为：“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正因如此，燕京的汉人对金统治者并无太多的抵触情绪，种种有利条件决定了燕京是完颜亮迁都的最佳选择。

天德三年三月，完颜亮“诏广燕城，建宫室”。完颜亮为了尽快完成燕京宫室的兴建，派了大批官员负责此事，如尚书左丞张浩、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张浩等人按照汴京的图纸绘出营建燕京的图纸之后，将其呈给完颜亮，并附以阴阳风水等说明。对此完颜亮很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住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这充分体现了完颜亮的性格，即有着极强的自信心，以尧、舜自居，将国家及个人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燕京新都的兴建，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役民夫八十万，军、匠共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大量人员集中在一处，从事繁重的劳役，难免疾疫流行。为了安抚民夫，完颜亮赏赐给每人一匹帛，但如此小恩小惠，又岂能弥补广大工匠所付出的血汗乃至生命。燕京的兴建，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由于工期紧迫，往往拆用汴京等地的建筑构件。(www.xing528.com)

在营建新都的过程中，完颜亮就迫不及待地动身前往燕京。他在天德四年二月启程，一路上行程并不匆忙，路经泰州（今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东）、临潢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先后两次打猎。九月到达金中京，在此处停留至第二年二月，处理了一些政务后，才于三月抵达燕京。同月，完颜亮颁布了迁都诏书。在这道诏书中，完颜亮正式将燕京改名为中都，府名大兴，定为都城；另外设上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五京，开创了以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先河，也奠定了之后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城的城市基础。

完颜亮迁都在金代历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首先，伴随着迁都，大量女真移民从金源内地迁徙到中都乃至中原，加快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更有利于女真族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女真民族迅速地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因素，从武力上的征服者变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尽管后来的世宗一再强调要保护女真本民族的传统，但是到金亡时，在中原的女真人已被视为汉人，成了汉族的一员。无疑，迁都加速了这一进程。

完颜亮在迁都中都后，随即着手迁陵事宜。自古以来，帝王陵寝都是在都城周围选择风水绝佳之地营建。迁都中都，使陵寝远在数千里外，对其进行祭拜极为不便。将陵寝迁到中都，一方面方便了祭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完颜亮要做天下之主的决心，而且这对反对他的宗室贵族来说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

贞元三年三月，完颜亮“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大房山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地区，其主峰为茶楼顶，海拔一千三百零七米。大房山山清水秀，林木葱郁，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幽燕堂奥。云峰寺所在之处为云峰山，又称九龙山，从山顶延伸出九条山脊蜿蜒而下，就像九条巨龙一样，堪称风水宝地。经过司天台一年多的寻找，完颜亮终于选定在此地营建山陵。负责营建山陵的官员有吏部尚书耶律安礼和大兴少尹苏保衡。八月三日山陵正式动工。十天后，完颜亮派平章政事萧裕去广宁府（今辽宁省北镇市）迎接所迁陵寝。九月，派平章政事张晖到宗州（今辽宁省绥中县南）祭奠途中的梓宫。同月，完颜亮又亲赴大房山视察陵寝工程。十月，徒单太后及梓宫到达中都，完颜亮将太后安置在寿康宫居住，将祖宗牌位暂时安放于延圣寺，在东郊祭奠梓宫，并将梓宫安置在作为丕承殿的大安殿；十一月初一，将梓宫从丕承殿迁移至大房山陵寝安葬；三天之后，“山陵礼成”。至此，太祖、太宗和完颜亮的父亲—德宗（死后追尊）完颜宗干的陵寝都已安葬在大房山。

在完成太祖、太宗和父亲陵寝的迁葬后，完颜亮又开始筹划建国前十祖陵寝的迁葬。正隆元年七月，完颜亮派太保、宗室完颜昂到上京迁移始祖完颜函普以下十人的陵寝。八月，他到大房山视察陵寝的施工情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十月，“山陵礼成”。至此，迁陵全部完成。完颜亮在大房山营建皇陵的同时，又在鹿门谷营建了诸王兆域，以埋葬从上京迁来的诸王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