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陶渊明：逆境中的解脱与改革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代大文豪和书画家。苏轼是个多产的作家，给我们留下七千多篇诗词、文章和信件，加上别人写他、回他、和他的诗文，总共有数万篇有关苏东坡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古代文人当中，苏轼留下的社会记忆是最清晰的。每一个接触过中华文化的人或多或少会受到苏东坡影响，在不同的境遇里与苏东坡邂逅。

1057年，苏轼年方二十一时，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取进士，他的弟弟苏辙得了第五名。那年欧阳修是主考官，他反对矫揉造作，提倡平实的文风，让考生们抒发自己的见解。在阅卷过程中，《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令欧阳修大为赞叹，他揣测这样好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弟子曾巩才能作得出，为了避免落人口舌，他将这篇本该评为第一的文章评为第二。当最终得知这篇文章其实是苏轼所作，欧阳修感叹不已，便把他们兄弟推荐给仁宗皇帝，仁宗高兴地说：“今天我为子孙谋得了两位太平宰相啊！”

苏东坡一生经历了北宋五任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也因帝王的更替和政局的变化经历了两轮大起大落。第一次大落到了黄州，第二次是贬谪到偏远的惠州和儋州，但苏东坡能在逆境中寻得解脱，并视之为宝贵的人生财富，实在是难能可贵。

北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时代之一，涌现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著名文学家，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脱颖而出的官员。

苏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香世家。父亲苏洵大器晚成，二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发愤读书，擅长散文政论，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及《谥法》。两个儿子同榜及第的时候，苏洵的作品也得到欧阳修和宋仁宗的关注。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

苏东坡像

次年十一月，苏轼辞别父亲赴任凤翔府判官，初入仕途的苏轼本着造福于民的宗旨，进行一些便民的政策变革，修改了民工为官府水运木料的制度，大大减少了由于汛期水运而造成的灾害，保护了百姓的利益。苏轼的这一改革措施也成为日后王安石施行“雇役法”的前奏。在早期的从政生涯里，苏轼倡导变革，向皇帝写了二十五篇进策的文章，在改进国家财政、提升军事力量和强化官员能力等方面献言献策。

1063年，英宗赵曙即帝位，他想提拔苏轼，但时任宰相的韩琦不赞同，最后苏轼被安置在史馆任职。

1067年，三十六岁的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年号熙宁。宋王朝内有政治、经济之忧，外有西夏辽兵屡犯边疆之患。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一系列变革。王安石从小就聪明过人，1042年登榜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调为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等地方官员职务，从政经验非常丰富。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位和宰相相当，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提拔了章惇等人，强力推行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从而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强调法治，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规。

在富国之法方面，“青苗法”的设计理念是由官府发放低息贷款，帮助农民解决春播到秋收之间的生计问题。“免行法”规定商家按盈利的多少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类似于今天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免役法”允许农民用交钱的方式免于劳役，使农民安心于农耕，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也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

在强兵之法方面，“保甲法”强调建立农村民兵机制，让各地壮丁接受军事训练，形成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同时又能维护农村社会治安。“裁兵法”和“将兵法”精兵简政，提高军队士兵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保马法”和“军器监法”致力于提升马匹和兵器的数量与质量。熙河之役是北宋王朝重大的军事胜利，充分显示了王安石变法强兵的成就，对北宋王朝和变法派是非常大的鼓舞。

司马光等保守派人物则认为变法造成与民争利，县官靠“青苗法”权柄放钱收息，而一些农民把贷款用在吃喝玩乐上，并没有真正起到改善民生的效果，因而极力反对新法这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派的“人治”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法治”两种治国思想、两个政党派系间的较量。

苏轼作为有改革意识的旧党派，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喜欢说话。苏轼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但要渐进，力度要适中，更要人治。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富则国强，反之，失民心则国亡。他深刻批评王安石以损害百姓利益为代价的急进政策，从而被划为反变法的旧党，导致大难临头。

熙宁七年（1074年）春，中原发生旱灾，灾民流离失所，群臣向神宗状告王安石，理由是免行钱扰民，力谏罢相王安石，而王安石则据理力争，认为天灾不应与税法混淆。此时，苏轼的老朋友、变法派干将章惇力挺王安石，继续推行新政。

苏轼对新法除了在朝上发表批评意见，还作诗冷嘲热讽。比如在《山村五绝》里，他说农民手里拿到青苗钱，一年中大半年时间在城里吃喝玩乐，结果孩子们都成了城里人的口音：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随后又任密州、徐州和湖州太守，治绩卓然，但因年轻气盛，受到一些官员的嫉妒，同时也因仗义执言得罪了不少人。苏轼对新法的抵触得罪了宰相王安石及变法派官员，副宰相王珪等党羽谋划加害苏轼。

苏轼上任湖州知州时按惯例给神宗呈上了就职感谢信《湖州谢上表》，没想到这封信却给他惹了大祸。谢表本来是一份“谢主隆恩”的例行公文，但他却节外生枝地在信中发牢骚说，皇上怕他在朝廷里跟新上任的当权派不和，把他下放到地方上去管管小百姓，少管朝廷的闲事。除此之外，苏东坡还用“新进”一词来称呼当权派，而在此之前，王安石曾经用“新进”形容那些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这就给了虎视眈眈的官员们一个绝好的下手机会。于是，副宰相王珪、监察御史何大正、国子博士李宜、御史中丞李定等群起而攻之，指责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和《山村五绝》这些诗中诽谤皇上和朝廷、讥讽新法。他们说苏轼妄自尊大、蔑视朝廷，他们编织莫须有的罪名，指控苏东坡四大罪状：一、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言伪而辩，行伪而竖；四、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总之，他们把苏轼说成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不仅要立即弹劾，甚至应判死罪。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他们以诽谤朝廷、讥讽皇上和宰相的罪名，派御史台官员将苏轼逮捕入狱。御史台又称乌台，而案件又是因诗而起，所以叫“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内遭到严刑拷问，每天被逼问他以前写诗的由来和词句中的典故出处。在以为自己可能获死刑的时候，他非常懊恨地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由于太祖早有誓约，不杀士大夫，苏轼最终才幸免一死。“乌台诗案”案件审理期间，曹太后、王安石等人出面请求赦免苏轼。说情的人还包括苏轼的旧友、时任副相的章惇。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及曾巩同一年考上进士，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和章惇都在陕西做地方官，两人意气十分相投，结为好友，经常一起对酒论诗，走游天下。章惇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才子，在开发和守护边疆上立下功勋，仕途十分顺利，他虽然与苏轼政见不同，但也仗义执言，替苏轼说了公道话，使苏轼免于更惨的境遇。

1079年末，四十三岁的苏轼被判流放黄州，贬为团练副使。苏轼在仕途上受到排挤和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怀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在陶渊明式平淡自然的田园生活中，活得逍遥旷达。也就在这个阶段，苏轼得知庐山东林寺藏有《陶渊明诗集》，正要请人去借阅时，九江李太守恰好赠送给他一本《陶渊明诗集》。苏轼如获至宝，随身携带，通过诗集与陶渊明像知己一般交流。他在《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中说：“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余，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在陶诗质朴平淡的意境中，苏轼体会到艺术的美感与人生的真谛，庐山东林寺也成为苏东坡和陶渊明知音结缘的地方。

第二年，苏轼写了第一部与陶渊明相关的作品《归去来集字》，他从官场的倾轧中摆脱出来，找到快活的解脱方式，过着平民的生活。他的文风也随之改变，从过去忧国忧民的奋笔疾书，转变成自然平淡的咏物言情。序与诗歌节选如下：

予喜读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其字为十诗，令儿曹诵之，号《归去来集字》云。

其一

命驾欲何向，欣欣春木荣。

世人无往复，乡老有将迎。

云内流泉远，风前飞鸟轻。

相携就衡宇，酌酒话交情。

其七

觞酒命童仆，言归无复留。

轻车寻绝壑，孤棹入清流。

乘化欲安命，息交还绝游。(www.xing528.com)

琴书乐三径，老矣亦何求。

其十

寄傲疑今是，求荣感昨非。

聊欣樽有酒，不恨室无衣。

丘壑世情远，田园生事微。

柯庭还独眄，时有鸟归飞。

在失意的时候，苏轼感到自己跟陶渊明有很多共同点。1082年，苏轼在《江城子》中说：“只渊明，是前生。”在《录渊明诗》中也说：“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他把陶渊明当作知音倾心而谈，在流放生涯中与陶渊明进行灵魂上的对话。

苏轼刚刚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举目无亲。徐太守像亲人一般对待他，给他划了一块坡地耕种，维持生计。东坡到处都是瓦砾，是块荒废的营地，不容易耕种，又赶上大旱，苏轼饱尝拓荒的艰苦，但他仍然乐在其中，自号东坡，并写下闻名遐迩的《东坡》一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从此以后，苏东坡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名。

自从二十几岁离开眉州家乡后，苏东坡在黄州待的时间最长，他在这里待了将近五年。这是苏东坡在仕途上第一轮由高峰跌落到低谷的时期，但也造就了苏东坡艺术生涯的巅峰，他在黄州留下了传世墨宝《寒食帖》，他的诗词则从之前的豪放雄壮转向平淡洒脱。黄州时期独特的人生境遇赋予了苏东坡新的创作源泉，让他以洒脱的意境，创作了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黄州使文官苏轼下放为东坡农夫，也上升为文豪苏东坡。

东坡在黄州墨迹：《寒食帖》

《寒食帖》局部

《赤壁赋》是前后篇浑然一体、非常有诗情画意的游记散文。前篇写苏东坡与朋友在赤壁月下泛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把酒吟诗，飘飘欲仙，曹操这样的枭雄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何况黎民百姓呢？人生充满无常，然而“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人生就好像水月一般，既是不停变化的，也是亘古不变的。苏东坡的写景、抒情、说理在这里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表现出豁达超然、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

《赤壁赋》后篇则是苏轼初冬月夜与朋友再游赤壁，泛舟饮酒。“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景象与一只横江东来的孤鹤描绘出作者的凄凉孤寂。苏东坡在梦中见到了化作孤鹤的神秘道士，打开窗户寻找，却见不到它的踪影，字里行间缥缈的禅意展示出苏东坡在官场上的失意及人生的空漠与无所寄托。通观全文，苏轼通过贬谪生涯，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诗作表现出更丰富的内心情感。

1085年四月，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年号元祐，高太后摄政，起用六十七岁的司马光为相。提起司马光，每个孩子都读过他“砸缸救友”的故事，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资治通鉴》他是保守派政治家的代表。他1038年考取进士，之后历任各地基层地方官并且政绩赫然。嘉祐六年起，司马光在朝廷做了五年的谏官，其职能类似于监察和智囊的结合，既协助朝廷解决皇位继承、皇帝治国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也把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视为己任。司马光在奏章里经常倡议利国利民的举措，他上书《言遗赐札子》，抵制朝廷重重赏赐官员，也曾上书《论宴饮状》，驳斥宫廷宴饮与赏赐的风俗，恳求皇帝废除宴饮，考虑民生。

宋神宗年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上书皇帝请求外任，自此居洛阳十五年，在此期间完成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主持与编撰。该书将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各个方面都理得一清二楚，以前朝的经验，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的借鉴，读者通过《资治通鉴》，能够清晰地了解历史发展。1084年，司马光六十六岁时，完成了这部书。

今日的赤壁

司马光

1085年，宋哲宗请司马光出任宰相。司马光非常器重苏东坡，为五十岁的苏东坡平反昭雪并将他调回京城，接连提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重要职位，从八品升到正三品。司马光是苏东坡的恩人，苏东坡能够东山再起并踏入仕途高峰，很大程度上仰赖司马光的器重。司马光着手实现自己的“仁政”政治主张，呼吁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并把新法比为毒药，以拨乱反正之势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凡是王安石所提倡的、属于新法的都要废除。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即使经历过乌台诗案和黄州的贬谪生涯，苏东坡仍然没有改变他的处事原则。他在地方时看到新法确实有些益处，于是建议考量新法的利害关系，而不要全盘否定新法。把新法好的地方保留下来。比如，他认为免役法允许农民用交钱的方式免于农忙时被抽去服劳役，可以安心于农耕，对国家有益。

在辩论免役法的去留时，苏轼与司马光在朝上争论得面红耳赤，回到家里，苏东坡还说司马光是头顽固的“司马牛”。苏东坡的“不合时宜”未免让提拔他的司马光感到失望，也得罪了司马光派的人。“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苏东坡虽然希望帮助皇帝有所建树，但他实在不喜欢朝廷的政治争斗，自请外放。他认为自己做地方官更能发挥一己之长，直接造福百姓，而自己也能活得更清静快乐。1089年七月，苏东坡获皇上批准外任，第二次前来杭州任职，出任杭州太守。恰逢江浙大旱之年，苏东坡广开粮仓，赈济灾民，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贡米，他还调遣了大批医生为灾民看病。苏东坡特别善于水利工程，他带领民众淘挖深并、引水灌溉，帮助人民度过了旱灾年。在短短一年半的任期内，苏东坡疏浚了西湖，然后把挖出来的淤泥筑成长堤，便利市民往来，后人为了纪念苏轼，便把长堤称为“苏堤”。

苏东坡尽管对司马光的施政方针不完全赞同，但二人的基本价值观仍有很多相似之处。苏东坡对司马光的学识和人品一向赞誉有加，两人之间保持着互敬互重、求同存异的君子之交。

1091年三月，苏东坡开始了频繁的职位调动，先是回朝任职吏部尚书七个月，后又外调至颍州、扬州出任太守，接着又调回京师当了一个月的兵部尚书、九个月的礼部尚书，这侧面反映出执政者的矛盾心态与朝廷内部的激烈斗争。太后一方面赏识苏东坡的才华，希望利用他的笔杆子和影响力来制衡新党，另一方面又因苏东坡的特立独行、到处得罪人而大伤脑筋。

苏堤

司马光主政尽罢新法时，王安石部下、改革派的章惇为新法据理力争。此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主张罢废推行新法的执政大臣，导致章惇被黜出外郡。虽然苏轼和苏辙是出于利国的政见而进谏，但被罢官的章惇则感觉被苏氏兄弟背叛，因而怀恨在心。

1093年九月，太后驾崩，十八岁的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宰相。大权在手的章惇对元祐年间的政敌进行疯狂报复，苏氏兄弟也被划为“元祐党人”，成了严打对象。苏东坡被赶出京城，降职为定州太守，上任一个月又被贬去岭南惠州。三年后，章惇把苏轼从惠州贬到了海南儋州，这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

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位。千年后的今天，人们大多记得宋徽宗是被金灭国的北宋末代皇帝，也都欣赏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他继位后大赦天下，赦免元祐大臣，原打算终老海南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儋州三年的贬谪生活。

王安石

造化弄人，苏轼遇赦之日，正是章惇被贬之时。宋徽宗以章惇曾反对其嗣立为由，罢免了章惇。章惇的儿子章援推测平反后的苏轼会再次当政，担心苏轼对他们父子俩进行报复，于是给苏东坡写信，希望能重拾旧情。苏轼心胸豁达地给章援回信：“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苏轼嘱咐章援好生照顾老父，还寄给章惇一些药方，让他多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北还。苏东坡非凡的气度与宽厚的胸襟，实为难能可贵。

章惇的故事无疑是个悲剧，也确实应验了因果报应之说。章惇当权时对苏东坡等政敌极力打压，而后来的当权者对章惇也用同样的手法惩治。徽宗即位不久，章惇被免去宰相的职位，改任越州知州，连续被安置几个地方后，被贬到当年发配苏辙的雷州做司户参军。不久，又迁居睦州、越州和湖州，崇宁四年（1105年），章惇最终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享年七十一岁。《宋史》把章惇定论为奸臣，罪名是迫害元祐朝臣，诋毁宣仁太后。

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争斗则属于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王安石的新法旨在强国，其改革设计的理念也是精明的，但由于缺乏有执行力的行政体系，既得罪了高官显贵，也没有造益于平民百姓，最后变法失败，王安石本人也辞官罢相。八年之后的1084年夏，在从黄州去汝州的路上，苏东坡与王安石在金陵小聚一个多月。王安石住的半山园离他父母的墓地不远，是他退隐之后在金陵东北角的钟山买下的一处田产。

这次会面，苏东坡和王安石游山玩水，谈天论地，吟诗诵词。王安石赞誉苏东坡的才华，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甚至邀请苏东坡到金陵来住，两人做邻居。苏东坡感慨地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经过十年的观察和反思，苏东坡也看到了王安石新法的一些好处，渐渐认识到自己当时对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没有深刻的理解，对新法过于抵触。事后苏东坡体会到，新法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但其初衷是好的，基本思路也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王安石退位后，也看到了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贪官扰民的弊端以及其他不足之处。二人尽释前嫌，一笑泯恩仇。

我们不能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与小人，但人们往往用品德和度量去赞誉贤人。之后的一千年里，苏东坡、王安石、章惇和司马光这样的故事重复上演着。在人生几十年里，朋友间因不同政见产生分歧甚至争执是在所难免的，有些人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而另一些人则把政见分歧演化为个人恩怨，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把仇恨带入坟墓。苏东坡能够在备受打压的逆境中坦然处世，实在是难能可贵。身处贬居之地，苏轼没有以消沉的态度虚度光阴。相反，他能够随遇而安，以旷达超脱的胸襟，直面坎坷人生。1082年，他受贬黄州时写的《定风波》以生动的笔墨表现了天有晴雨、人有顺逆，虽处逆境仍洒脱飘逸、笑对人生的旷达胸怀，成为绝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的一生能落能起，晚年还被流放到惠州和儋州这样的荒蛮之地。他以和陶诗的方式展开与陶渊明的对话，表明自己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尘世的意念。在人生境界方面，正如林语堂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清泉石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