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17年5月3日这天，我们从上海虹桥火车站出发，不仅车票在手，而且是有座的。我早年的旅行常常是先上火车，然后到列车长办公席前排队补座，我只求排队时间别太长，当然也希望能补到一张坐票。那时候的卧铺要高干才有资格坐。时代变了，今天火车准时出发了，真是今非昔比。

这次不是我单独出行，我的朋友李昕和殷云跟我一起开始了苏东坡和陶诗的追溯之旅。李昕20世纪80年代从中国去加拿大读大学，在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和工作了近二十年后回到中国，在一家跨国公司做高管，之后转做投资和管理咨询，他也留些时间搞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五年前，李昕读了我的《空谷幽兰》之后，到汤森港的寒舍跟我喝茶，之后我们每年都在美国和中国会面。殷云曾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1988年大学毕业后移居深圳，通过股市和楼市投资而实现了财务自由。当市场一路高歌猛进时，她的兴趣却转向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回到教室学习中医和心理学。2012年，因阅读《禅的行囊》，她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尽可能地支持和参与我在中国的旅行，让我把更多的在中国寻幽探古的经历跟读者们分享。有这样两位朋友与我同行，安排旅行细节和专家访谈，我真的感到了退休的幸福。

我们乘高铁先到常州，在苏东坡仙逝的地方献上我们的敬意。苏东坡1100年北归中原，到了常州时病倒，次年故于此。我们在常州待的时间不长，在运河边敬杯酒，献上首诗就继续上路了。

常州和扬州分别在长江的南北两侧。我们开车从镇江向北跨过润扬长江大桥前往扬州。在1957年建成第一座长江大桥之前，经大运河从常州纵跨扬子江到扬州是最快的途径。扬州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大都会，是北宋时期中国商业和文化中心，与都城汴梁的重要性可以相提并论。商贾来自四面八方，包括经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阿拉伯人。扬州为当时第一纳税城市，俨如今天上海的地位。苏东坡写和陶诗是在扬州做知州时开始的，然后在惠州决定“尽和陶诗”，在海南岛的儋州完成了所有的和陶诗。所以扬州、惠州和儋州就是我们这次寻访苏东坡和陶诗踪迹的旅行主线。

虹桥火车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过桥半小时后，我们到达扬州瘦西湖北岸的涵田汇金度假酒店。我们决定奢侈一番，住进这家五星级的酒店，但酒店星级不是我们选择它的原因。我们想在苏东坡过夜的山脚下留宿。这虽是个小细节，但我们就是要沿着一些小细节来追寻偶像诗人的踪迹。苏东坡1092年在扬州任知州六个月。在这里，苏东坡开启了和陶诗的篇章。

我们到扬州时就开始下雨，且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雨稍小一点，我们开车到蜀冈山上。刚停车，雨也停了。我看到旁边有位出家人，便上前问路，正巧他就是我们要见的圣万法师。“这就是缘分”，法师说。能修方丈正在日本弘法，嘱托知客圣万接待好我们。圣万知道我们是来拜谒苏东坡遗迹时，就带我们径直往平山堂和谷林堂走去。

能修大和尚1999年出任大明寺方丈，之后创立了鉴真佛教学院。他是继鉴真大师之后日本唐招提寺唯一传戒和尚。能修大和尚主持重建了大明寺的栖灵塔、藏经楼、钟鼓楼等一批建筑，使大明寺的香火兴旺。从寺院的几处题字看得出来，能修方丈也是一位书法家。

大明寺建于南朝的刘宋大明元年（457年），以鉴真东渡闻名遐迩。唐代的鉴真和尚（688—763年）曾在大明寺讲律传戒，尽管五次东渡失败，他还是在六十六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抵达日本，在奈良创建了唐招提寺，弘扬佛法。

平山堂位于大明寺西侧，为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所建。欧阳修（1007—1072年），号醉翁，四岁丧父，母亲以芦杆画地教他认字。他1030年进士及第并开始了仕途生涯。景祐三年，欧阳修参与了范仲淹领导的反腐廉政改革，受打击报复，被贬为夷陵县令。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职后，再次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吏治、军事、贡举法等改革，但再次被守旧派击败，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应天府。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修撰《新唐书》和《五代史记》。欧阳修为后世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等文学瑰宝，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对北宋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扶持了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新派学人，将北宋文学推向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些新一代的文学才子们也创造了诗词的“宋调”。欧阳修极为赏识苏轼的文采，并将文坛宗主的衣钵传给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而苏轼跟弟子们说：“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欧阳修

宋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任扬州知州时，为纪念已故的恩师和贵人欧阳修而在平山堂旁建了谷林堂。堂内对联取自苏轼《谷林堂》诗的第一句：“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苏东坡并从中择取“谷”“林”二字命名“谷林堂”。对联前的条案上置有赤壁怀古意境的盆景。

在扬州，苏轼写了一篇《问渊明》，作为和陶渊明的一次精神对话。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苏轼赞同陶渊明在困境中乐观旷达、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但他认为陶渊明仍然没能很好地处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因而达不到更高的解脱境界。

谷林堂

子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

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

我引而高之，则为日星悬。

我散而卑之，宁非山与川。

三皇虽云没，至今在我前。

八百要有终，彭祖非永年。

皇皇谋一醉，发此露槿妍。

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www.xing528.com)

立善求我誉，饥人食馋涎。

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

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

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

随后，苏东坡写了第一首和陶诗《和陶饮酒》。和诗就是一唱一和，是与陶渊明灵魂上的对话和精神上的共鸣。苏东坡在《和陶归园田居》中有言：“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从中能够看出当时苏东坡对陶渊明诗比较喜欢，偶尔会作和陶诗。

苏东坡的《和陶饮酒》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陶渊明在公元415年左右写了《饮酒》二十首，近七百年之后，五十七岁的苏东坡向往陶渊明那种自在的生活，一边饮酒一边与陶渊明进行对话。苏东坡在引言里说，他常常把玩酒杯为乐，但他喝酒不多。这天，与客人饮酒过午，客人走了以后，便和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心里似有归隐的想法，但还不忍放弃仕途，因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缠绵纠结。

在写《寻人不遇》一书时，我在每个诗人的生活或埋葬的地方都会读一首那位诗人的代表作，并献上一杯酒，表达敬意。但这次在扬州大明寺里，在法师陪同下，跟苏东坡对饮显然不合时宜。我从包里取出我的宣统版的《和陶合笺》，朗读了苏东坡的《和陶饮酒》之一。

和诗有几种写法。原作也称原唱，和诗是对答附和。和诗可以只作诗酬和，不与被和诗押韵；也可以与被和诗押韵，但不必用其原字；而“次韵法”则每押韵句须以与原诗相同的韵字结尾。苏东坡选择了最接近原诗的“次韵法”写了所有的和陶诗，从内容上与偶像对话，从韵律上与知音唱和。

陶渊明《饮酒》之一

苏东坡《和陶饮酒》之一

谷林堂的两侧陈列室内讲述的苏东坡的生平，尤其突出介绍了他在扬州的文学成就和政绩。在介绍他的杰出作品区，墙上挂的就是我选读的《和陶饮酒》，君子所见略同，让我也感觉在这里读了饮酒话题的诗不那么过意不去了。毕竟，陶渊明在诗里谈的远超于饮酒，他谈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反省的人生哲理问题。

苏东坡在扬州虽然只做了半年的知州，但为当地百姓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缓付百姓官债。农民因连年的灾情缴纳不出官税，苏东坡上书陈请朝廷减免积欠赋税，给灾民们喘息休整的机会。第二件是取消劳民伤财的“万花会”。之前每年扬州芍药开花的春季，扬州官府大办“万花会”。苏东坡下令取消供特权阶层享乐的“万花会”，平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第三是准允官船船夫顺带一些私人货物出售以补贴收入。这种务实的方案安抚了船民，和谐了官民关系，使船民以船为家，安居乐业。

在谷林堂读“饮酒诗”

雨后栖灵塔倒影

我们刚从谷林堂走出来，大雨又倾盆而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圣万法师带我们乘电梯上到栖灵塔顶层俯瞰瘦西湖。栖灵塔始建于隋仁寿元年（601年），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等均曾登临，并留下千古绝唱。1980年，鉴真大师像从日本回扬州“探亲”，能修法师募资重建栖灵塔以纪念鉴真回归。我们站在塔顶，瘦西湖在烟雨朦胧里，“卷地吹来忽不见，望湖楼下水如天”。

我们婉谢了圣万法师用斋饭的邀请，因为我们要开车去南京，赶去深圳的飞机。我们要从深圳去惠州，苏东坡南贬岭南之地，也是他决意“尽和陶诗”之地。九百二十多年前的今天，苏东坡已经从定州出发，跋涉在到惠州四千里的路上。如果在今天他乘专车走京港澳高速中间不停的话，一天就到了。而当年他只能选择颠簸的陆路或略为平缓的水路。他并不急着赶到发配场所，而走水路还可以见些老朋友。就这样走走停停，六个月以后才到惠州。

临行前我请圣万法师转交能修方丈我写的《禅的行囊》。圣万代方丈致谢，并要了我的地址。而我结束此行回到家里，能修方丈写的书法已在等我了。打开一看，正是苏东坡在扬州写的第一首和陶诗《饮酒》。阿弥陀佛！

登栖灵塔望扬州

能修方丈书苏东坡和陶诗《饮酒》

惠州　李昕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