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对欧美民主社会的超越，即否定欧美社会中的弊端，而加入社会主义的因素。[5]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逐渐走向共产主义。随着1920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建党，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们就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了。
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的社会理想，可以从党的名称中得到解答。1921年7月，党一大所通过的纲领就指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6]，而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党“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干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7]。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的召开以及“革命局”的建立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内部（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者后来成为党创始人）对于共产主义的赞同。中国第一个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文件就规定：“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8]，这一规定也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得到坚持和肯定[9]，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那将是这样一个社会，“社会的阶级区分”得以“消灭”，民族压迫也得以消灭，从而使“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都得到“解放”；“私有财产制度”得以“铲除”，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无阶级无国家”，无剥削无压迫，“人类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大同”；区别于任何别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10]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理解突出地强调消灭阶级和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阶级平等，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谋求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显然在受到了列宁主义尤其是受到世界革命思想影响的同时，也深受康有为、孙中山等的影响，承袭了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的诸多因素。对于以共产主义为思想指导的处于年轻人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理解尚处于模糊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在革命任务十分急迫的条件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理论修养不够、马克思主义“本本”也读得不多的情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掌握未必十分全面和准确。(www.xing528.com)
建党之初，共产党就宣布要铲除资本制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1]。然而这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看来，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最主要任务，不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推翻外国的压迫，进行民主革命[12]。随着参加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党代表陆续回国之后，我党逐步认识到莫斯科的这一科学认识。但是，党自从“二大”上，才决定放弃此前直接进行社会革命的计划，确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也就意味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党所设计的步骤就是两步走战略。由此可见，他们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也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论者。
党“六大”决议规定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实行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即“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实现民权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键在于“斗争的力量”对比[13]。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使党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不得不进行重大转变。此后，国共再次建立起了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基于国共实力的对比，确定了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准备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14]。而后，还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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