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的变迁及其在近代的影响

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计其数的社会理想，如孔子的“天下有道”、孟子的“王道”、老子的“小国寡民”、墨子之“尚同”、荀子之“尚贤使能，等贵赋、分亲疏、序长幼”，等等，而其中尤以儒家的社会理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儒家在孔子的“天下有道”、孟子的“仁政”、“井田”、“王道”等思想的基础上，在秦汉之际，形成比较完整的关于社会理想的论述，即大同社会。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与西力东侵的大背景下，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直接导引着社会理想的变迁。传统中国秉持华夏中心的文明观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且普遍的文明，基于此种文明观形成了华夷秩序的世界观念，并以此观念为中心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相应的礼仪制度。甲午之后，开始转向“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文明观，塑造“西方”形象成为中国思想家探讨改革及设计未来的重要对象。康有为重新解释儒家“三世”，指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并提出了其“大同”的社会理想范式。康有为的“大同”，成为近代中国理解接受和宣扬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1](www.xing528.com)

孙中山提出“世界大同”与“天下为公”为社会理想，并将之作为国民党最为重要的政治理念。他畅想“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2]。在晚年孙中山明确将民生主义、大同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在孙中山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自有其渊源，“考诸历史，我国因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噶矢”，“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3]，即“大同”之实现。通过孙中山的阐释和传播，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被赋予了充足的历史文化层面以及政治层面的正当性，此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