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性的交合点，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

唐代韩愈和李翱开启了解释“格物致知”的新路径，彰显了《大学》对儒学做的贡献，韩愈在《原道》篇中阐述儒家仁义之道时，强调了《大学》的特殊重要地位，李翱则从心性修养上来释义“格物致知”：“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3]其含义就是面对万物若能够保持心性寂然不动，就是致知。“物格”与“致知”相遇于“心与性”的交合点也就是“寂然不动”方能“感而遂通”，其对象便是格物，因此心性的修养对认识事物具有很大的帮助。

北宋司马光根据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和佛家的修养方法，独特地解释“格物致知”为：“格，扰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则能知至道矣。”^[4]其含义就是通过自我选择和修养来抵御外物的诱惑，而后再知晓德，再行至道。他与韩愈李翱的不同之处就是不排佛家思想而是融合佛家思想，丰富“格物致知”的内涵，司马光认为“扞物”后“致知”，“致知”在“格物”，也就将“格物致知”发展成为因果关系，“格物”是“致知”的原因，“格物”是为了摒除物欲，“致知”是“格物”的结果，“致知”为了知善恶是非。(www.xing528.com)

明朝王守仁以心学著称，认为心就是理，即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非指客观知识性的理，因此他提出“心无外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无外善”^[5]。万事万物的理都包含在心中，那么王守仁的“格物致知”就是围绕着心来解释，他认为“心”是“有良知的”，并且这种良知是指人的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还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即“天地之心”，所以王守仁倡导“致良知”即“行良知”，体现了他的“知行合一”说，在道德实践中且知且行，即知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