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从时间上看的话，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可以说最早进行了这方面的思考。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钱穆先生就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有意识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他认为，“融合协调、和凝为一”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而且反复强调中国人喜合，西方人喜分，这是中西文化一个不同的分野。[2]而著名国际儒学学者、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则在1977年就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和谐本体论”、“和谐辩证法”的概念，并发表了《构建和谐辩证法》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构想。
在学术界，引潮流之先的要算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先生。张先生从1987年起，就从其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出发，以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潜心竭思于“和合学”的研究，终于有所大成。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向研究生和博士生讲授《和合学》的课程，并在海内外发表了十数篇关于和合学的文章和多场演说。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完成了上下两大卷、78万字的《和合学概论》的创建。在该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关于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并苦心孤诣地建构了一个包含“地”、“人”、“天”三界以及理论公设和形上、道德、人文、工具、形下、艺术、社会、目标八维等新学科分类在内的宏大的和合学理论体系。当时，国内理论界还有一些学者与张立文先生一样，也在思考和探索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及其现代价值问题。例如，杨建华教授于199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早期和合文化》。值得一提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王煜教授，他在1967年就自费出版了《儒家中和观》，对儒家中和观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阐释。
“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以及和合文化的讨论，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重视。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屡次谈到“和为贵”、“和衷共济”等。李瑞环同志则多次专门论述了“和合”与“和合文化”的问题，给和合文化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李瑞环同志曾亲自调看有关中华和合文化的资料，对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作予以肯定。2000年11月7日，李瑞环同志在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强调“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和合’，强调团结。人和、祥和、和睦、和谐、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内和外顺等词语经常使用，随处可见”。这一讲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产生了热烈的反响。(www.xing528.com)
在这些思考和研究中，笔者对和谐辩证思维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关于“和谐”与“矛盾”的异同问题，关于和谐思维、矛盾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华和谐思维中所包含的二元对立和谐与多元系统和谐及其关系问题，笔者都作了一些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方面，笔者愈益感到和谐辩证思维是如此贴近中国的民众和现实生活，特别是随着全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宗教冲突、恐怖威胁、信仰危机、精神疾病等问题的恶化，和谐理念与和谐思维的世界性普世意义更加凸显，已逐渐被全世界的人民所认识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和谐辩证思维作为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特色的相对独立的辩证法形态，在其原生的形态上，它毕竟处于古代朴素的水平，是不能现成地被我们所利用的，必须对之进行清理、改造，给予现代的重释，使之升华到科学的形态，才能被我们所运用，而这是一项十分艰难和繁重的历史任务，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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