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认为：“只有在传统史著体例的方法基础上才能发展出科学的新史学著作体例。”[11]这种观点在章太炎的相关论著中均有体现。
关于体例问题的阐发，不妨从1902年《訄书》重订本中录入的中国通史目录入手对此问题予以阐述。此目录所记共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表”、“典”、“纪”、“考纪”、“别录”[12]，其各个标目之下又有详细的分划。同年7月章太炎与梁启超的通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这种分划的用意，著述历史“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这句话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了章太炎的信史思想，他力图以客观的视角公正地记述历史发展轨迹，“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名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3]。因此，虽然从命名角度观察，似乎是从旧史中移植而来，其实不然，在看似陈旧的分类方法的另一面却包含着全新的内含，他强调史学著作的编撰不应当有所偏废，传统史学重视政治史，而忽视历史发展的其他层面是其所短，所以章氏提出未来的史学论著须要体现出兼容并包的精神，以五个部分如实记述容纳反映历史发展的五个方面内容，使作者能够全方位地展现出历史发展过程的多样性，从不同角度反映时代变迁对于社会、文化、政治产生的冲击；并且以不置褒贬的态度将历史的评论交给每一个阅读它、研习它的人去制作，不可谓不是一种创举。(www.xing528.com)
综合章氏史学的著作体例，反映出章氏史学发展的独特性。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政书体例的优势，但亦充分考虑到这些著作体例有过于专门化、过于琐碎化、过于支离化的弊病；另一方面从整合的角度对传统的著作历史的体例进行了合理的整合，取诸家之长，补各自所短；另外，应当注意到近世以来西方史学思想发展中重视理性，重视探究历史的规律性、本质性的研究特征，并且合理地予以了兼顾，同时章太炎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变章节体为一种综合体的特殊模式，恰当地处理了史料的归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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