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章氏发表了《征信论》，在这篇文章中章氏力图从多个维度论证如何正确认知传统史学中的“信史”观念。“推校”作史不违“信史”原则，这是章太炎在《征信论》中首当其冲指明的重要观点。何谓“推校”？简单地说就是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予以合理的推测与恰当勾画，其目的是还原历史的发展逻辑，减少不必要的悬疑与揣测，这是古代史家时常使用的一种著作手段，关于这个问题在近代再一次引起了学人的普遍关注，恰如梁启超所说：“史家道德，应儒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1]质言之梁启超反对史家在著作历史过程中对于史实进行合理的“推校”，因为这种行为很显然不可避免地杂糅了史家个人的价值观取向，但是章太炎的观点确与之不同，他说：“古人运而往，其籍尚在；籍所不著，推校其疑事，足以中微。”史家的这种行为，并非刻意美化历史，而是因为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缺乏详实的记录，不能真切地反映出事物发展前因后果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得已“量度事情，诚以眇合。然皆以为揣得其状，备故府藏录也”[2]。如此就能正确地理解为何在古史中，记录了大量本已为人所不知，但却为后人所知的历史事件，所以章太炎在1922年的国学讲演中补充论曰国史“虽在极小部分还含神秘的意味，但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3]。所以史家在作史过程中这种“推校”，并非凭空臆断而成，反之却是合理地推测和估量后而做出的合乎事物发展逻辑的决策，这不仅不违背“信史”观，反之却促成了“信史”的完整性和说服力。
传统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抽史”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信史”。在著作历史的过程中，断章取义地采纳和引用史料，以之作证史家自身的观点和论断，谓“史官固不悉知，知之亦不可具载”[4]，已经违背了“信史观”的基本要求了。上自秦汉时代，下迄当今，史家作史喜好录入史论，《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于篇章末尾总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臣光曰”亦是司马光对于史事的评价，传统史学著作中的这些史论在某些时候确有醍醐灌顶之效，但是章太炎认为此类史论不宜宣扬过多。章太炎说古之可谓良史者，第一人当为老子。章太炎在《征信论》中断言：“盖昔老聃良史之宗，定著八十一章，其终有乱。”老子所传之《道德经》虽不可称为史书，但是其中折射出的深邃的哲学思想却为吾人所应当牢记之，“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同时“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评议，亦乌能合科学耶”[5]？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角度言之，史论之作夥多，而可堪上乘者，左丘明、贾谊、两司马、班固数人而已，其余史论或失于偏颇，或失于不中要害，不能如实地阐明史实的价值和意义，恰如钱穆所说：“中国人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其著之文字，出之语言，仅略到己意而已”，其后则须要“自家体会”[6]。因此史论之必要性与其不信实，反不如阙如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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