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讨会论文集中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启示

梁漱溟以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和源于宇宙的普遍人性作为中国式民主的三重根据，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建设中国式民主要以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坚持为前提；具体建构中国式民主要尊重中国自身的传统；中国式民主要有一个终极依据，这一依据不是近代西方所谓的自由，而是发达于中国文化的理性。

今天看来，梁漱溟的某些具体观点或许是可以商榷的，但不论其是其非，对于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依然不乏教益，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我们以某种提醒。这包括：

第一，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是说，一方面不盲从强势的西方文化，而是坚信中国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真精神、真价值，并以此作为国人安身立命的大本大源；另一方面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包括近代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不是视为威胁而绝对排斥，而是正面迎接并积极而有拣择地吸收其精华，为我所用。这样，才有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进而有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第二，尊重中国自身的传统，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扎根。文化价值的实现是要以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安排为依托的，因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坚持就落实为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生活安排样式的尊重、继承和发扬、创新上，舍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将是虚妄无根的。因而就民主政治的建设而言，就是要充分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带有民主因素的制度性安排或习惯性做法，然后应形势沿着民主的方向对之加以形式上的改良和功能上的转换、创新，从而形成有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设施。比如，就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建设来讲，传统中国社会可资利用的资源相当丰富，因为如梁漱溟所言，中国人好讲理，不但民间讲的就是一个理，朝堂之上也讲理，而讲理就跟协商民主有相当的契合性。^[10]

第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才能运作长久。近代以来的西方以自由为其民主的根本原则，梁漱溟则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理性为其中国式民主的根本原则。二者都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根据的，而抽象的人性论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认为有普遍不变的人性，显然是非科学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1]。“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这一历史观深刻阐明了人的现实本性，以及人之继承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关系——继承中创造，创造中继承，应当作为我们社会实践的根本指南。实际上，不论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还是尊重中国自身的传统，无非都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不能割断中国历史，但不割断历史不等于因袭历史，而是凭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已有的历史为前提，创造新历史。比如，就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而言，我们就要以历史唯物论为根本的依据，来厘定其价值诉求、基本任务和组织形式等。只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论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地有本有源、与时俱进，而运作长久。

（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协理论研究中心讲师，历史学博士）

【注释】

[1]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理性的人生，理性的社会——现代性视野下的梁漱溟的人生与社会之思”（项目编号：14G317）及湖北师范大学人才引进项目“早期现代新儒家对于人的憧憬及其建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冯天瑜：《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3]刘泽华：《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一）》，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www.xing528.com)

[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6]郭齐勇：《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5页。

[9]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0页。

[10]李允熙：《从政治协商走向协商民主——中国人民政协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11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