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的根据之二：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还主要是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对中西文化进行诊断、抉择，而肯定了中国式民主是必然的和具有普遍性价值，那么在以后的著作如《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中逐步展开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则主要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着眼，以期为其统筹全局的中国社会改造为什么必须如此这般地进行奠定根据，当然也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具体路径奠定根据。

梁漱溟基于社会的改造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的文化战略。它大致说来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中国文化的老根保存在乡村社会这个有机体中，当在近代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压迫下，中国的一切似乎都要破坏殆尽的时候，要重光中国文化就要以乡村社会为本。第二，要以社会构造为本，也就是改造乡村社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作为解决中国问题总关键的中国政治。第三，还要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也就是要明了中西文化问题所在及西方文化必然走向中国文化的大势，因而在乡村社会改造中自觉地以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为根有拣择地接引西方文化。那么，要实现这一文化战略，吃透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形的组织结构和浸润其间的无形的文化真精神是前提，唯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其进行批判性地改造，而实际打开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新局面。当然，也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实际地建设中国式民主。(www.xing528.com)

梁漱溟断定：“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5]一方面，旧中国的社会关系都以伦理来组织。伦理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即具体的礼俗，而贯注浸润在这无形的伦理精神和以之为内核的有形的礼俗设施中的便是梁漱溟所谓的“理性”。它既指生活真理自身，也指寻求生活真理的能力；^[6]作为生活真理自身，其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的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作为寻求生活真理的能力，它指通达、开明、和平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结构呈现为职业分立。士、农、工、商之四民相需不离，君临于四民之上的中国皇帝实际是孤家寡人，因而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缺乏两阶级及其对立争衡的情势。“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7]至此，梁漱溟基于老根上发新芽的思路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所作的剖析，就为他如此这般的社会改造方略给出了一个前提性的说明。就本文论域而言，它则为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奠定了社会结构的根基，因为中国式民主之为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要有生命力，就不能是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的简单移植，而是要依托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土壤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