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阳认为，儒家伦理和关怀伦理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首先他认为儒家“仁”的关怀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都体现的是一种非契约型的社会关系，这是完全区别于西方所建构的契约型社会关系[1]。西方的契约型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需要相互签订社会契约。但是在儒家社会关系中可以被看成家庭关系的延伸，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像父子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存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机构中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是没有契约存在的。而女权主义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似的理论，女性关怀主义哲学家弗吉尼亚·赫尔德的观点认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应该被认为是首要的，也是其他社会关系的雏形和基础，其他形式的人类关系都应该是这种关系的反映。[2]儒家伦理和关怀伦理都反对建立契约型的社会，并认为道德应该是自足，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利的，正如吉利根所言：“道德理解的建构并不是基于个人的首要和普遍权利，而是对世界的强烈的责任感。”[3]对于儒家来说，道德无关个人权利，而是社会中各种社会角色的扮演。所以，在非契约型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核心的就是仁，女性关怀主义体现的就是关怀。
其次，李晨阳认为儒家伦理和关怀伦理都反对兼爱，提倡爱有差别。墨子的兼爱学说认为：“视人之国若视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己家，视人之身若视己身”（《墨子·兼爱》），提倡的是不分彼此，不分你我的普遍关怀主义。儒家不赞同墨子的这种“兼爱说”，而主张“爱有差等”。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我们要尊敬自家的长辈，推广开去也尊敬人家的长辈；爱抚自家的儿女，推广开也去爱抚人家的儿女。儒家主张的是要先爱自己的父母，推广开来爱他人的父母，所以“仁”所体现的是从家族亲情出发，以孝顺父母、兄友弟恭为根本，然后再扩展为爱他人的境界。诺斯丁也体会到：“关怀经常是以自我转移为特征的，我非常关心和我交往密切的人，而对离我生活较远的人却显得有些冷漠……关怀的行为是随着条件状况和关系类型而改变的。”[4]这里体现的关怀伦理的主要还是以“我”为中心，根据人与人之间交往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意味着无论是儒家的仁的伦理还是关怀伦理，都不可能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存在普遍的爱，所以，儒家“仁”之伦理和关怀伦理中的关怀体现的都是有差别的爱。(www.xing528.com)
李晨阳在文章中将“仁”理解为“仁者爱人”。虽然“仁”的概念也可以扩展为勇敢、智慧、美德等，但是所有的这些概念都可以归结为“关怀”。李晨阳认为，儒家对“仁”最清晰的定义就是“仁者爱人”，而爱就表现为关心、爱护。孟子所认为的幼子溺水、路人闻声救助这种行为就是“关怀”。而这种关怀是来源于人内心的情感。同时，孟子和孔子都认为一个君主想要实行仁政，他就必须要关爱他的百姓，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真正的安居乐业。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稳定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关怀。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中，吉利根认为“对于女性来说，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关怀”。[5]这不仅意味着女性去关怀或者说女性需要关怀，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去关怀别人，同样也需要他人的关怀。“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表达对他人的关怀和鼓励，世界将会变得更好。”[6]所以，李晨阳认为不管是儒家的仁学伦理还是关怀伦理，关怀都是最高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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