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谭嗣同和其他士人一样，被国人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而惊醒。谭嗣同自谓：“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矩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致精思。”[1]“专致精思”什么呢？致思的自然不再是文学方面的问题。为了拯救晚清颓废时局，他欲寻求一条民智民富民强民生的变法方略。这种心迹在《北游访学记》中得以充分体现。在向乃师欧阳中鹄汇报所见所闻所思的文字中，流露出谭嗣同已经不再自我陶醉于书香文墨之中，而转向“专致精思”维新之路了。谭嗣同还向唐才常坦言：“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兹特其二。余待更刻。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2]“洒然一变”的“新学”是什么呢？即是其以《北游访学记》为基础而撰写的《仁学》。谭嗣同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如是说：“近始操觚为之，孤心万端，触绪纷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罗网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休，已得数十篇矣。”[3]
对于当时谭嗣同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孔教亡后何书可读？而此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个一过程中，透过其对“孔教亡而三代下无书可读”说的不同表述，即能窥见谭嗣同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1895年，在上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明确表示：“孔子之学，衍为两大支。……持此识以论古，则唐虞以后无政可观，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顾亭林之学，殆无足观。”[4]在信中，谭嗣同将王夫之的著作列为第一，《明夷待访录》次之。此看法，显然与当时湖南学人对待王夫之的态度是一致的，还可见当时谭嗣同受欧阳中鹄先生的影响，私淑王夫之[5]，推崇王夫之。
时隔不久，谭嗣同在《仁学》中，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排序。他说：“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6](www.xing528.com)
在谭嗣同看来，孔教亡后，天下可读之书不多。他首列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次则王夫之的《遗书》，只此二者尚可一读。其评价之高，推崇之至，可见一斑。当然，谭嗣同在《仁学》中的这一看法，仅是从讨论君臣关系的角度而言。谭嗣同认为，从阐扬孔教的宗旨出发，若寻觅孔教亡后与孔教精神较为一致的书籍，唯有《明夷待访录》和船山《遗书》，尚能“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正是在此意义上讲，“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并非指天下书只有两书可观。
对于谭嗣同两次改变其对《明夷待访录》重要程度的看法，似乎是一个不经意之举，但从一个人思想变化的角度考察，却能够从中理解其一段时间内时刻关注、思考的主题。而此主题也定是思想者自己认为的最为重要的主题。为了解决此主题，《船山遗书》、《明夷待访录》均可。但考虑到当时社会的实情，尽管《船山遗书》可以充之，但自湘军时代，而维新时代，湖南风气的扭转速度很不尽人意，究其原因，《船山遗书》卷帙浩繁，思想精义难以把握，故而难以被更多人所接受。相比较而言，《明夷待访录》则不仅思想主题与《船山遗书》相接近，而且篇幅较短，更加便于宣传。从这个角度来讲，谭嗣同的这个排序不存在优劣之别，只是出于是否更易于政治宣传之目的而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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