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儒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价值观却是其最具稳定性的本质属性，它以整体主义为原则，修、齐、治、平，把个体价值确立在为群体奉献上而确立的国家首位价值观，不仅为中国古代军人爱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道德价值基础，使之获得巨大而恒久的生命力，而且为之提供动力本源。古语说“天下危，注意将”，古代爱国军人能够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弃个人安危于不顾，抛弃个人的利益，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尊严。普通人家的子弟都把从军当作立身扬名的康庄大道。
古代军人爱国奉献具有自觉性、无偿性、牺牲性。《二十四史》专设《忠义传》，重在表彰包括死节军人在内的历史人物，彰扬“临难一死报君王”、慷慨赴死的精神和气节，传主的文治武功都在其次。戚继光在《练兵实纪·练将》中，提出了成就一个好将军的26条要求，都是有关个体道德标准要求的，前15条提出的都是个体道德修养。第一条就是要求“正心术”。做到“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要摆正个人的位置，正确处理基本的军事伦理关系，擦去心灵灰尘，提高道德水平。戚继光把道德修养摆在军官个体道德素质体系的首位，足见儒学造诣之深，运用之精，切入点之准，即“正心术”，又见其深受同时代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之巨。典范的军人道德理想人格，以仁感召提升、导向军人的爱国精神。孔子讲“智、勇、仁”，《孙子兵法》提出“智、信、仁、勇、严”（“五德”），并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为最高标准，开始向以“忠”为核心的武德人格范型过渡。春秋时期的《左传》提出：“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可谓先秦时期军人爱国武德人格的生动体现。(www.xing528.com)
古代军人爱国奉献所依赖的深刻理性，也是在整体主义价值基础上，由儒家基本伦理道德观念积淀入古代爱国军人道德心理结构中，在与军事生活实践结合中结晶而成。仁义观要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仁合众，以义济师，仁者无敌，义兵致胜，仁义还要与诡诈相统一。在儒家思想的渗透统领下，古代爱国军人力求做到“兵以诈立”与“兵以义动”二者相结合，达成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忠孝观要求军人移孝做忠，秉持忠诚的职业操守和精神品格。精忠报国，将普通的忠君观念升华。如古代将领用“战阵无勇不得为孝”激励下属等。李希仲《蓟北行（其二）》：“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表达了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大忠大义。曾国藩认为：“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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