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奠定军人爱国基础

儒学以仁学为其核心学说。“仁”成为了军人对国家、君主、民族怀有深厚道德情感和道德精神的思维动力。故有“杀身成仁”之说唐代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李光弼、张巡等统兵讨逆抗逆，担负起了挽救唐帝国的重任。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刘琦等抗金名将，为抗金大业作出重大贡献。

儒家强调仁与礼、仁与义的统一与结合，使情感与社会规范、道义结合，以理驭情，提供道德理性支撑，这赋予古代军事爱国精神。优秀的爱国军人总是能够把经学义理、经邦治国与军事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将“仁”、“礼”、“义”三要素有机统一起来。爱国名将，如北宋的杨家将、韩琦、范仲淹，后两位名臣都是科举出身，饱读诗书，明经学义理，爱抚士卒，治军理政有方，军民拥戴归心，长期驻防在西北前线，以儒帅之威名，名重一时，声名赫赫，成为北宋王朝的边境屏蔽，范仲淹以其爱国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载誉后世，可谓做到了治经学义理、经邦治国与军事卫国的一致。因而，彼时西北边境上流传着一句话：“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素有兵儒互融的军事伦理传统，又突出表现为兵家对传统儒学的不断吸收，这就使得古代军事爱国主义不断获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兵家自诞生始，以《孙子》、《吴子》为代表的兵家经典便注意到在其思想体系中吸纳融通作为时代显学的儒学，尤其忠君爱国、仁义礼智等思想精华，后来修身行已以达天下国家之用等思想又不断汇入军事爱国价值导向。军人的爱国精神所获得的思想营养主要来自“道”、“理”、“仁”、“义”、“礼”等要素。

儒家重“道”与“理”融合。孔子在战争方面的基本态度，是行仁政、出仁义之师。他对征伐的判断标准是“有道”和“无道”，也就是对战争持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国古代爱国军人追求“道胜”。从表层看，“道胜”要求战争领导者不囿于纯军事范围，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手段获胜；从深层看，“道胜”思想强调决策者充分发挥智力因素，运用谋略手段，对战争全局做出统筹规划，争取民心、调动民力，激励己方士气、瓦解敌方士气，以求得先胜，德胜天下。作为后世儒学主流的理学重理。湘军则以理学治军。曾国藩把“理”看作宇宙的统一体。他麾下的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刘蓉、彭玉麟、王轰、刘长佑、李续宾等，既是能征善战的湘军名将，又是坚定的理学信徒，崇奉理学，著名的湘中理学大家，怀抱理学信念出道，投笔从戎卫道，以强烈的卫道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去建功立业，终以名儒成就名将。

“仁”、“义”、“礼”合一。在中国传统的战争价值观念体系中，战争作为一种重要的暴力手段不可以轻易使用，即要慎战，即使不得已而用之，也必须与“仁”、“义”、“礼”等观念相结合，实际上即要求符合儒家伦理所倡导的道德标准规范，出师必须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宋朝将重要的兵学著作定为“经”，将“经”的尊号赋予《孙子》等七部兵书，并以儒家思想诠注《武经七书》内涵。《武经七书》形成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就意在用兵家的权谋服务于儒家的仁义。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礼教为先、以礼治军的优良传统，《礼记》卷一《曲礼上》言：“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礼记》卷五十《仲尼燕居》说：“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明程子颐《武备要略》卷一《军礼》说：“世之谈兵者，不曰军纪，即曰军律，未闻谈及军礼者。夫兵即民也，治民用礼义教化，而治兵纯用纪律，何舛也。及读晋书观兵于有莘见少长有礼，而谓兵可用，遂一战而霸，则礼之于兵，关系大矣。盖纪律载礼而行者也……盖法使人畏，礼使人化；法使人不敢犯，礼使人不忍犯。”意在强调用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教化军队，故言“礼之于兵，关系大矣”。(www.xing528.com)

兵家特别注重用儒家思想练兵练将，以儒德灌输教育下属，在教育训练中培养军人特有的军事爱国武德风貌。中国历史上锻造出了一支支忠军爱国的“家军队”，如著名者有杨家军、岳家军、戚家军等。据史书记载，抗金英雄岳飞戎马一生，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历经大小百余战，可谓常胜将军。岳飞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关键在于他所率领的岳家军组织严密，节制严明。岳飞治军之术其中之一就是，在挑选士兵时也注意将那些有志于抗金的青年招入军中，并经常以忠义教育部众，激励他们奋勇杀敌。在岳飞的带领和治理下，岳家军成为一支历史上著名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阵纪·束任》中明确要求军队：“必遵教令以习艺，必知忠义以自持。一入伍，使其便识生死必共之情。是为不浮而同义也。”《阵纪·束伍》中说：“夫人有耻，必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大足以战，小足以守。”每一时代都有践履儒学义理而成为后世道德楷模的优秀爱国军人，在治军史上形成了一整套用儒家思想练兵练将、凝聚军心、培育士气的政治教育机制。

历代统治者在兴办武学、选拔武举等培养军事人才的过程中，注重对儒家经典、儒家道德的学习掌握和运用。明代的武学是为教育武官及其子弟而开设的学校，或称为武学，或称为“卫儒学”，意思是设在卫中的“儒学”。能够入选武学的中下级军官多半曾经战阵，作战勇敢，是明朝历次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武学最高层次的教育目标，是要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武官及其子弟，让他们习礼义、读诗书。让他们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保持对明王朝的耿耿忠心，防止他们因远离统治中心而淡漠了对朝廷的热情。通过设置武学中的儒学教育，让他们有能力报效国家，所谓用文化来规范武人的行为。在明代武学的诸项教学任务中，按重要程度依次是：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军事理论教育，武艺只占有微不足道的份额。这一点，在武学课程的设置上显得十分突出。按照京卫武学《教条》的规定，武学的教材共分两类：第一类包括《小学》、《论语》等；第二类包括《武经七书》和《百将传》。《论语》、《孟子》、《大学》则是公认的儒家经典，其中包含了正途儒家的道德准则。康熙皇帝雄才大略，深知用兵之道，主张在军事人才选拔中以仁义道德考试武官。武举选拔中武经内场考试作两篇论、一道策。两篇论中的一篇从武经中出题，另一篇则从《论语》、《孟子》出题。将《论语》、《孟子》纳入武举的出题范围。

通过培养儒将，建立儒将统兵的体制，使儒家思想畅达融入军人精神生活。西晋时，主持伐吴战役的杜预就是一位儒将。他为儒家经典《春秋左氏传》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流芳千古的名著。虽然他不能跨马，射箭的水平也一般。但杜预后来被视为儒将的典范。唐代杜牧认为兵政是最重大的，要求关心国家，留心武事。在中国古代就有文人留心武事，成为武事的承担者的传统。宋代建立了儒将统兵、以文制武的新的统兵体制。这种体制被明清两代所延用。姑且不论这种体制的优劣，但却使得儒家思想文化得以畅通融入军事领域、通达于军人的精神生活，更好地培育军人的爱国武德。明代何守法把将帅视为“国之柱石”，他在《投笔肤谈·军势第七》中指出：“夫将有儒将。”戚继光相信“儒将”是将军的最高境界，他的著作《储练通论》中有《分将品》一节，把将军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大将”，有胆略、谙练武艺，而又兼通文义、雅有德量的，才能称为“大将”；大将之下，有“偏裨”，特点是武艺出众、善于带兵，但是文学水平不高；比“偏裨”更低一等的，是“小将”，“小将”指那些有蛮力、勇敢有余而缺乏远大理想、没什么抱负的军官。

儒家将军事理论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利器，在治乱与治道、分裂与统一的军事爱国主题变奏中，不断磨砺出军人的爱国精神，以维护社稷、安定天下之功德，求得文治武功。基于培育军队良好的战斗精神，打牢官兵践行“义战”的道德素质，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文化从儒家思想文化的多个方面提出了军人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譬如安国保民、视死如归、爱护百姓、严守纪律等。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文化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使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理念在军事实践中得以实现。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另一方面，主要是一些负面因素，又自然使之难以摆脱封建专制之工具属性。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爱国军人在价值选择上重道义、轻功利，重谋略、轻技术，重精神、轻实力的偏颇。总之，儒学作为以仁爱奉献精神为内在凝聚力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其在军事伦理文化领域的拓展延伸，所带来的必然是军人道德对仁爱奉献精神的顺应，并在军事生活实践中整合出古代军人的军事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