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人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爱国军人的精神支柱，集中表现为一种为国奉献的军事爱国主义精神。这可用《尉缭子》中所述的著名“三忘”精神，进行生动注解，即“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桴而鼓忘其身”。这一精神支柱的形成，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厚影响，集中体现为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思想文化。

儒家文化成为历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中国社会数千载，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很多思想内容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之共有心理素质和风尚习俗。儒学在本质上是以家族、社会为本位，以伦理道德为导向。而道德调解个体与社会整体矛盾关系，是以自我牺牲为前提，这就与古代爱国军人的军事奉献精神形成了伦理思维同构。从军之人均源自于社会，即使步入军营，仍无法与社会隔绝。儒学必然对每个军队成员从方方面面发挥其塑造作用。儒学倡导修己立人，重个体的道德修养，主张既要于己尽责，又应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儒家思想注重人的教化。这种教化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概言之，此两方面便是儒家经典《大学》所主张之“明明德”与“新民”。军人在德性教化中，培养武德。在传统中国社会，那些名垂青史的优秀爱国军人，大多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使其军事爱国行为获得价值基础，深植德性之树。传统儒家已深入千家万户、妇孺皆知。儒家思想所包蕴的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积淀，在自动塑造与被动塑造、自我塑造与环境塑造的互动结合中，转化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义务感和使命感，逐步内化为军人自身优秀的武德品质。例如，《太平御览》将“仁义之师”置于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之首。《武经总要》“祖尚仁义，次以钤略”，将古代军事思想主要归结为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兵家的权谋智慧两大方面，而且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主导。诸多重要史书则专设“忠义传”、“孝友传”，以彰扬忠孝节义。勇为戎德，忠乃武魂。这势必对古代军人的爱国精神产生道德上的教化染化作用。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凡儒学昌盛的时代，总是优秀爱国军人辈出的时代。例如，宋王朝是儒学被尊崇为正统思想和获得质的飞跃的时代，杨家将、韩琦、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诸名将之外，仅《宋史·忠义传》载百人之多。据史料记载，宋亡之际的诸多城市保卫战中，如太原、真定保卫战，包括开封保卫战，不独像李纲、徐徽言这样的高级将领，宋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军队将士，都顽强抗战、奋勇杀敌，军心、民心都可用。皆因决策统帅层的昏庸腐朽反动而惨败。南宋理宗时，理学被定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确立程朱理学独尊地位，并此后垄断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领域长达700年。映射在军事上，表现为南宋军事力量虽然弱小，但军民的斗争意志却非常强大。抗金如此，抗元亦如此。凭借坚强的军事爱国斗志，面对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南宋军民顽强抵抗四十五年之久，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不独宋朝，凡历史上儒学盛行的朝代，每当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总有大量忠心报国、战死疆场、可歌可泣的保家卫国军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www.xing528.com)

考察中华民族的地域文化，凡是儒家文化发达的地域，总是会涌现出众多优秀爱国军人群体。比如，齐鲁大地为孔孟之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优秀兵家辈出，功勋卓著。先秦就有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尉缭子等兵家泰斗，不仅有辉煌的军事爱国实践，而且有丰富的理论著述（被后世列入武经七书），谱写出齐鲁兵学的不朽篇章。再比如，湖南人以骁勇悍战而闻名，“无湘不成军”，名将辈出，应主要得益于以儒学为核心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崛起于两宋时期，尊奉程朱理学，早期代表人物周敦颐，南宋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为平台，此后又有清代王船山阐道湖湘，涵淹六经，会通心理，湖湘士大夫继之推崇诠释船山学，及至晚清而后湘军兴起，群雄辈出，或主导军政大局如曾国藩等，或挽救边陲危亡险局如左宗棠等。

传统家教训示子女孝悌、忠义、明礼、守节，究其要义亦是要求献身家与国，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中国传统家规鼓励家族成员读书，所读之书主要为“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学经典，其主旨是在培养对君主国家的忠义伦理精神。道光本陈廷修所编《义门陈氏宗谱》中列有《义门陈氏家规十二条》，其《重读书》条言：“若家有读书之人，则礼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扶持；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由此而出。”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已接受来自父母及家族等良好的儒学家庭教育。岳飞少年时就爱读《左氏春秋》，岳飞的母亲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自此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古代名将，或出身于儒学世家，或自幼饱读儒学经典，从小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洗礼，“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报国，忠君爱国、精忠报国成为其一生的追求，不断激励着浴血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