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联

尽管这两种中国文化存在着不同，但并不意味着两者间就没有联系。既然同为中国文化，那么其间的联系是必然存在的。因此，在看到这两种中国文化不同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两种中国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总体上体现在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中的两种文化走向上：一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走向和促成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由古而今的走向；另一是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出发，总结和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由今融古的走向。

这两种中国文化的联系最初表现为第一种文化走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出现起了接引作用。在这方面，李大钊走向马克思主义最具有代表性。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中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启者。而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在新文化运动诸多先进人物中首先转向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在这一运动之初即综合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彝史观。“民彝”一词，出自《诗·大雅·烝民》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语，曾长期为儒家所重视所阐发。李大钊对“民彝”作出了新的阐释，指出其含义在于：“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9]这样一来，他就在人民大众身上发现了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作用。在他看来，“民彝”的这种本性和作用，也就是《尚书》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决定了政治的趋向和政权的稳固，也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10]“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11]正是基于民彝史观，他把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看作“民彝”的觉醒，称之为“庶民的胜利”^[12]，认为这一革命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而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诸多精英，最早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由此而开启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在这里，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接引作用，体现了中国文化由古而今的走向。

这两种中国文化的联系更多地表现为后一种文化走向，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了积极的总结和承继。对于这一文化走向，毛泽东早于1938年作了经典表达：“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3]他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既包括了由“孔夫子”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了由“孙中山”所代表的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他后来称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4]。197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含义作了更明确的表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15]这里的“乌龟壳”，指的是甲骨文，所代表的是比“孔夫子”更为古老的中国文化。这里的“共产党”，则是指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代表的是“孙中山”之后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毛泽东的这两段话，都强调了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出发总结和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这种总结和承继的方法，他也作了明确的说明：“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决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6]在这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内涵作出了说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强调的不能割断历史，总结和承继历史遗产，就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这就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总结和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两种中国文化的联系中，中国文化的由今融古的走向因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指导，由此而成为了主流。(www.xing528.com)

正是这样，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保留了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在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中起过积极促成作用的因素，或那些在今天仍然有着生命力和影响的因素。例如，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的。对于这一思想指导的关键，毛泽东强调在于“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7]，并用体现中国古代求实精神的“实事求是”四字来加以概括，使中国共产党人易于理解和接受。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他的这种中国化的概括方式，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倡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思想路线。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9]这个例子典型地表明，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没有排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在自己的发展中经过批判继承保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