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待这两种中国文化时,首先应看到两者的不同。因为正是存在着不同,所以才有两种中国文化的区分。而这两种中国文化的不同,不仅是指它们在名称上的不同,也不仅是指它们在内容上的不同,更是指它们在性质上的不同、在传统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古代传统;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主流,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现代传统。两者在性质上和传统上的不同,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考察,对由此而形成的两种中国文化进行了说明。他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出现与旧文化不同的新文化,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中国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中国新文化开展也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新文化开展,他分别进行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予以了深刻透彻的评价。
关于中国新文化开展的前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6]在这里,他所说的与“科举”不同的“学校”、与“旧学”不同的“新学”、与“中学”不同的“西学”,都是新文化的体现。在这时的中国新文化中,当然还没有包含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但却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这是因为,这种新文化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因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促使新文化实现了这一内在转换。(www.xing528.com)
关于中国新文化开展的后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指出:“‘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还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7]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新文化的主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由此发展而来。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8]因此,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发展上固然接续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而来,但在性质上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更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新文化的上述开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传统与中国文化的古代传统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中国文化的现代传统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积淀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一传统中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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