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皇帝与朝廷中的文字之祸

应奉文字指奉命撰写以进献朝廷的各种文字。这类文字通常要呈皇帝过目，因此撰写时必须格外谨慎，稍有疏忽则可能招致殃咎。然而“圣意”难测，尽管格外谨慎，有时仍不免惹祸，有关事故自康熙以来偶见一二。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一等公佟国纲战死沙场，翰林编修杨瑄奉命撰写墓碑文，拟稿不合圣祖意，被革职流放，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受连累罢尚书；雍正六年（1728）护军参领郎坤以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革职枷号三月（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雍正上谕内阁》）；又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翰林编修谢墉奉旨为新故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撰墓碑文，因措辞不当被贬官。这类事件乾隆以前稀见，总因君严法峻，臣僚临深履薄，敬慎有加，所以少见疏失。

仁宗虽然驭下较宽，但处事谨小慎微，对于临文不够谨慎的臣僚并不恕宥，有关事故增多。

嘉庆八年（1803），孝淑皇后山陵落成备移葬，经办臣僚合疏上奏。仁宗嫌疏文“措辞不经”，于是应对此事负责的领侍卫内大臣保宁受革衔、降级处分，礼部侍郎岳起革职留任。

十三年（1808），皇长孙奕纬（宣宗长子）诞生，京僚及各省军政长官遵制上表祝贺。湖南提督仙鹤翎所上贺表内有“诞降重熙，承华少海；玉质龙姿，前星拱极；本支百世，派衍东宫”等句，把奕纬当作皇位继承人来恭维，显然违背清宫不预定皇储的“家法”。仙鹤翎为此革职，拟稿人郭裕昆和改稿人石先几等也被治罪。

十八年（1813），史馆呈进《和珅列传》，文中缺略传主屡受高宗谴责等事实。仁宗大概觉得这样便抹杀了父皇的英明，于是撰稿人翰林编修席煜被革职，仁宗并就此事下诏训诫。

二十三年（1818），史馆呈进敕修《明鉴》。仁宗见书中载录满清崛起事且加按语颂扬，认为于体例不合。于是当事人受处分：副总裁秀宁由侍郎降为侍卫，调往新疆换班；正总裁曹振镛等各予薄罚。书稿作废，重新纂辑。

此外，嘉庆初年史馆修《高宗实录》，书吏误将“纯皇帝”（高宗谥号）写作“绝皇帝”，纂修官翰林修撰龙汝言因家人贻误未能校出，因此被革职“永不叙用”；十七年（1812）武英殿刊《圣训》出现错字，责任者姚元之由翰林侍讲降为编修；二十三年（1818）顺天乡试礼部刊发《科场条例》，误将“高宗”刻为“高祖”，责任者协办大学士戴均元革职留任，礼部侍郎多山和大理寺卿宝兴等多人遭贬降。从这些事件，可见当时承担此类差使大不容易。(www.xing528.com)

宣宗也是个谨小慎微的庸主。仁宗驾崩，大学士、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和户部尚书卢荫溥、文孚等人奉命撰拟遗诏，内称高宗降生于避暑山庄，所根据是仁宗御制诗的两处注解。过了一个多月，宣宗检读《高宗实录》，见文中记载高宗诞生于雍和宫，便就此事质问撰拟遗诏诸臣，诸臣作了申辩。宣宗大发脾气，认为嘉庆御制诗注解有误，而诸臣一误再误还要“巧辩”，于是传旨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卢荫溥、文孚等人受降级处分。

道光十三年（1833），孝慎皇后崩，礼部侍郎兼副都统文庆奉命总理丧仪。他联合诸僚上奏折请示军民守丧期限等事项，文中滥用《尚书·舜典》“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二句（天子驾崩方能用此二句），以此被解除副都统之职，剥夺三品顶戴。应对此事负责的悖亲王绵恺受处分退出内廷，罚俸十年。

宣宗有时对臣僚私下文字也予以关注。翰林编修童福承依附吏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陈官俊，陈妻死，童福承作祭文措辞过当。宣宗闻知，黜免童福承，陈官俊罢总师傅从宽留任。

童福承和陈官俊关系亲密，迹近朋党，宣宗对他们的处分有防微杜渐的用意。类似事件咸丰间也有一宗：

咸丰二年（1852）七月，给事中袁甲三疏劾领侍卫大臣定郡王载铨弄权擅作威福，同疏还揭发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等人谄附载铨情状，以及众官在载铨《息肩图》上题诗贡谀事。经调查证实后，载铨被罢免官职并罚王俸，恒春、书元降级调用，题诗诸官分别受贬降、罚俸处分。

此外，咸丰十年（1860）礼部尚书麟魁因谢恩奏折文字失于检点，降为刑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