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投书事件：三千年文祸的震撼政论杰作

嘉庆四年（1799）正月，做了四年太上皇的高宗驾崩。仁宗亲政，当日诛贪贿专权的大学士和珅，二月又释还被流放的徐述夔、王锡侯子孙。这些都是得人心的措施，但八月发生的洪亮吉投书事件却不免使人失望。

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编修，历内外职，嘉庆四年充《高宗实录》纂修官。他性直敢言，常怀忧国之思，大概因修《实录》触动心事，意有不悦，于当年八月告假南归。临行前适逢仁宗下诏求直言，末吏平民都允许封章上达，他于是揣摩时事，写成三封书启。因翰林官员例不奏事，书启分别投呈军机大臣成亲王永理和吏部尚书朱珪、吏部右侍郎刘权之，希望他们转奏。永理是仁宗兄，收到书启后当即转奏。3000余字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实际上是一篇奏疏，于官政吏治的积弊痛加发露抨击，甚至对仁宗本人有所批评。文中写道：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

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清史稿·洪亮吉传》）

启文论事说理凿凿有据，直言危论读来激动人心，实为清代罕见的政论杰作，远胜于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仁宗读了却很不舒服，尤其对文中批评他“视朝稍晏”等语反感，就抓住启末“当法宪皇帝之严明”，“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之言，说作者对世宗（宪皇帝）、圣祖（仁皇帝）“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谬已极”。更联系作者“平日耽酒狂纵，放荡于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八月二十七日《上谕》）的表现，传旨将洪亮吉下狱交军机大臣和刑部会审定罪。诸臣据“大不敬”律拟斩立决，仁宗加恩改为遣戍伊犁。当他下狱时，亲友前往哭唁，洪亮吉作诗宽慰道：“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哭唁者破涕为笑。在狱3日，不意免吃一刀，戴罪登程西行。

朱珪、刘权之收到洪亮吉书启后，也分别奏缴。仁宗传旨发还，任二人“或毁或留”，唯独留览《上成亲王启》。后来他总算看出这篇长启“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于次年闰四月京师久旱求雨无效之际，传旨放洪亮吉回原籍，据说颁旨当晚就降大雨。除去路途时日，洪亮吉实际只在伊犁住了百日。回到家乡后，他自号“更生居士”，从此与山水、书籍为友，再也不问时事。(www.xing528.com)

洪亮吉之外，朝臣鲍桂星也曾因言得祸。鲍桂星为工部侍郎，充武英殿总裁，为人性直敢言，曾劾奏同僚熙昌、庆溥、刘荣黼等私下请托及渎职事。刘荣黼反讦鲍桂星曾言近日有旨：旗人不足恃，故督抚多用汉人。仁宗怒鲍桂星任性妄言，命将他下在刑部治罪。最终坐妄议乱政之罪革职，不准回原籍，令在京闭门思过。又命五城御史严察，如发现其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语，则从重治罪。历时五年，未发现鲍桂星有怨谤之语。仁宗意解，命复官为编修。嘉庆朝诗文诽谤案稀见，广西贵县知县吴遇坤因刊书诋毁上司而被革职遣戍，为一特例。

以上谏诤事件虽然最终处置较为宽大，毕竟说明仁宗不能真正容纳直谏，所以尽管他一再下诏求直言，却再没有洪亮吉那样敢说真话的人。以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君主大致与仁宗相似，虽昏而不暴，或多或少都有求言纳谏的表示，对待言事忤旨的人较为宽大。例如：

道光二年（1822），仓场侍郎莫晋上疏揭发户部官吏欺饰情状，忤该部满、汉尚书，又不顾身份负气争辩。诸大臣奏请把他交部严加议处，宣宗不同意，传谕自称“颇知涵养功夫，事愈大而心愈细，情愈急而气愈和”，表示“断不肯因其负气辩论，挑斥于语言文字之间，从重治罪。”（《碑传集补》卷三张穆《莫晋事略》）莫晋最后仅被降为内图学士候补。

咸丰二年（1852），内阁学士胜保上疏议论时弊，内称：“臣工奏折多留中，恐滋流弊。一切事务，硃批多而谕旨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文宗命其再上疏详陈，须“直言无隐”。胜保于是上疏直陈：“愚贱私议，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适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有采办梨园服饰以备进御者。”（《清史稿·胜保传》）

文宗得疏大不悦，传谕指驳，然而也没有拿他治罪。胜保自感不安，撤回封奏，以此被降为四品京堂。

同治十二年（1873），穆宗亲政，命修葺圆明园供慈禧太后游幸。御史沈淮、游百川先后就此事上疏切谏，一时名扬天下。穆宗传见游百川，严厉诘责，但没有给以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