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求即通常说的吹毛求疵，作为清代文字狱的常用术语，其含义主要指定罪材料（即被加上“悖逆”、“谤讪”等罪名的文字）掇拾过滥，穿凿过甚。有时也指办案过程中株连太广，或定罪拟刑过重过酷。民间告讦和官吏吹求是清代文字狱猛虎的两只伥鬼，前者挑起文字狱，后者做成文字狱。两“鬼”相比，吹求比告讦更可怕。乾隆文字狱有许多不因告讦而起，却几乎没有不经吹求而成。前文所述各案或轻或重都有吹求成分，这里再举两个案例。
余腾蛟诗案 余腾蛟是江西武宁人，乾隆中曾任刑部主事，因索债逼死人命，革职家居，后来赏还顶戴（此人本为一名方士，与省内名流如“江西四子”蒋士铨、汪轫、杨垕、赵由仪及武宁“三盛”盛谟、盛镜、盛乐等相唱和）。他在乡中却被控横行霸道，欺压良善。因与本乡余豹明争田产，余豹明挟忿报复，于二十六年（1761）控告他作“逆诗”5首。余豹明同党余文璧特为这5首诗作笺注，以证其“逆”。如其中《溪园》诗：
小筑临寒渚，抱瓮待时清。
只今溪园内，常闻秋水声。
余文璧注云：“既曰寒渚，又曰秋水，则无不清矣。又云抱瓮待时清，何耶？意谓筑窒以待时清，只今时势尚属秋水声，一派萧条愁惨之象耳。”
官府拘讯余腾蚊，搜获他所著诗集3本，进一步吹求集中“纵恣怪诞”词句，所获甚多。如云：“天上之人骇且逃”；“白日鬼啸”；“鬼母哺子”；“威风两卵”；“阳侯吹风”，等等。江西巡抚胡宝瑔认为余腾蛟诗“语含讥讪，狂悖不经”，属“罪大恶极”，奏拟斩立决。高宗则认为其诗“率多蹈袭旧人恶调，语句踳驳，不得谓之诽谤悖逆”（九月二十三日《上谕》）。事实正是如此，余腾蛟作诗尚怪，有自辩说明各怪句的意思与来历。十一月，新任江西巡抚常钧奏拟余腾蛟坐欺压民众之罪革除顶戴，流放云贵川广烟瘴之地；余豹明依律反坐，杖100，流3000里，加徒役3年。高宗硃批无驳改。
安能敬应试诗案 安能敬是直隶南宫（今河北南宫）人，冀州州学生员。三十四年（1769）五月，顺天学政倪承宽按临冀州考试生员，诗题为《赋得人文化成天下》。安能敬应试赋诗云：
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期。
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
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
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
在上昭大观，化神俗自移。
万民共瞻日，含哺鼓腹嬉。
诗虽不佳，颂圣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倪承宽却认为“语涉讥讪”（似指“浑庞俗渐远”、“能排难者谁”等句），做成案子上奏，要把安能敬斥革。六月十八日，高宗硃批：“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
以上两宗案件的办案官吏都是典型的吹求者，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过于吹求而受处分或责斥。相反，如果不事吹求，就很可能被斥为“失察”、“办理不力”或“有意徇纵”而受警告甚至处分。这方面的教训真是太多了，如前文已叙及的：(www.xing528.com)
十七年伪疏稿案，山东巡抚准泰因消极应付被解京治罪，江西巡抚鄂昌、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坐“失察”罪受处分。
十八年刘震宇案，湖南巡抚范时绶因拟罪过轻被革职议处；同年丁文彬案，原江苏学政庄有恭坐“失察”罪罚俸。
二十年胡中藻案，高宗命广西巡抚卫哲治查明并上奏胡中藻在广西所作诗文，谕中警告卫哲治：“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
四十二年王锡侯案，江西巡抚海成因未发现《字贯》书中“大逆”文字，被高宗斥为“双目无珠”，“天良尽昧”，最后革职治罪，同案两江总督高晋等人因“失察”受处分。
四十三年徐述夔案，江苏布政使陶易坐“徇纵”罪拟斩立决，改斩监候，瘐死狱中。
四十五年戴移孝案，谕令各省督抚“实力查缴”有关诗集，务必“搜毁净尽”。谕中警告说：“尚有片纸只字存留，将来别经查出，惟该督抚是问。”（五月十六日《上谕》）
这类事件和有关谕旨，怎能不使官吏们心寒胆落，从而全力吹求，不顾冤滥呢！可以说，官吏的吹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最高统治者逼出来的。
高宗断决文字狱宽严任意，喜怒无常，有时也嫌吹求过分，且猜测吹求者的用心。且看下案。
陈安兆著书案 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湖南当局查获茶陵州生员陈安兆所著《大学疑思辨断》、《中庸理事断》和《痴情拾余诗稿》。前两部书尊崇谢济世的观点，对朱熹学说有所批驳，诗稿则被认为“隐含谤讪之意”。有关人犯被拘讯，案件上奏朝廷。高宗阅过有关材料后，认为陈安兆不过是“村学究识解肤浅，妄矜著作。诗稿中间有牢骚词语，亦浅学人掉弄笔墨陋习”，命“无庸处理”。他猜定湖南巡抚富勒浑“于文义本不甚深，更未免新进有意从严，一闻事关悖逆，辄欲从重惩治。而毛辉祖（按：湖南学政）又因所属生员经巡抚举发，恐稍涉徇庇形迹，遂亦从而附和”（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
驭臣有术的高宗可谓摸透了吹求者的心理。然而司空见惯的是：吹求者极少受处分，“徇纵”者必定获罪谴，官吏们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吹求。
当然，官吏吹求不尽出于被迫，主动行事以博主子欢心的酷吏大有人在，承办胡中藻案的江西巡抚胡宝瑔就是典型。当时案发不久，原巡抚范时绶因病卸任。胡宝瑔接任当日就领人彻底搜查胡中藻原籍住宅，不放过每一样物件，连所有地板都被撬挖。同时撒开罗网，拘讯胡中藻的所有家属、亲戚及门生故旧等，每一项行动都随即上密折奏报，表功献忠。他在密折中咬牙切齿地咒骂胡家为“鼠穴”，称胡中藻祖孙父子“刻薄嚣张”，称胡母“素有刻鸷之名”，时年80余仍“悍戾狡黠”，称胡中藻弟胡中藩“狡诈”、“毫无学问”，是骗得举人功名，还幸灾乐祸地称胡中藻之父、之子及妻妾女媳的病死是“天道昭彰”。字里行间处处表现对胡中藻一门的无比仇恨，也就是对主子的无限忠爱，活像一条替主人狂吠的恶狗。他还上专折请求严惩与胡中藻有交往的石城知县李蕴芳等人，参奏前按察使范廷楷办案不力，请求拿范廷楷治罪。种种行事，连至威至严的高宗皇帝也认为“过严”、“过当”，一再指示他“不必”。后来他第二次出任江西巡抚，又大力吹求余腾蛟诗案。可以说，在清代文字狱酷政中，办案最卖力、吹求最甚、最急于媚上的酷吏，无过于胡宝瑔。
然而，高宗并没有特别酬赏这条凶犬，他一手操纵的文字狱，不允许任何人借以邀功。二十六年李雍和案，江西学政谢溶生回省城后在行李中发现了李雍和混夹的呈词和“逆词”，遂将“逆词”藏下，居为奇货，仅将呈词发下吉安府，命拘讯李雍和。待他按临九江回省城后，才通知代理巡抚汤聘，说李雍和另有“逆词”。汤聘想看“逆词”，谢溶生硬是不许，却单折上奏，想独建破案奇功，结果被高宗识破，革职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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