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代的民间告讦：文字狱与胡中藻案

乾隆时代众多的文字狱，有一部分是事主自投罗网，而多数起于民间告讦。虎啸风生，风助虎威，文字狱最凶肆的时候也就是告讦繁兴形成风气时候。当然，告讦之风并非乾隆时代所特有，查办庄氏史案、戴名世案及曾静、吕留良案之时都曾出现过这一恶劣风气。乾隆元年（1736）二月，监察御史曹一士针对告讦现象奏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其文云：

窃闻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郑之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者，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至于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仁皇帝明示九卿，以为诬陷善类。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闾巷细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臣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制义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聪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事。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伏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候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的确踪迹，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章之株累可悉蠲，告讦之刁风可息，似于风俗人心稍有裨益②。

这篇奏疏就文字狱与告讦的关系、文字告讦的危害及平息告讦的办法，作了全面而扼要的阐述，自有文字狱以来未见如此直截痛快的专疏，一时朝野传诵。高宗即予听纳，如议施行（后来刑部编入有关条例中），此后10多年间基本没出现借文字而兴告讦的现象。及王肇基、丁文彬、刘震宇、胡中藻诸案相继出台，文字狱的罗网逐渐张开。但王、丁、刘三人是自投罗网，胡案是高宗自行检举，都与告讦无关。然而接二连三的文字狱，尤其是震动全国的胡中藻案，无异于告讦的动员令。在胡中藻案的直接影响下，出现了如下文所叙的一桩卑劣的诬告案。所幸诬害未遂，诬告者引火烧身。

程《秋水诗钞》案　程是江苏山阳（今淮安）人，乾隆初年曾任刑部郎中，告病还乡，经营盐业致富。所著《秋水诗钞》系抄袭而成，并无不法字句，书已刊行。胡中藻案发生后，奸人大受启发，觉得借文字告讦进行恐吓敲诈是一条生财之道。程氏怨家任太初便作这般打算。他勾结京师奸徒赵永德，把《秋水诗抄》中的诗题诗句割裂凑搭，造出许多“诽谤”诗，如《避世吟》、《过高邮》、《送王大》、《大人先生歌》、《解嘲》、《古钗叹》等，做成一个抄本，加以笺注。赵永德假装旗人，声称奉命到江苏“办大差”，勾结清江惯骗王序东到程家恐吓敲诈，程未予理会。二十年（1755）九月，赵永德到山阳县出首诬控。官府查明事实真相，督抚据以上奏。十月，高宗传谕命将赵永德严审定罪（结局未详）。

此后三十年间，因告讦而引起的文字狱逐渐增多。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间的文字狱高峰期，也是告讦的高峰期，其中不少事件纯属诬告。

告讦现象事出多门，情况各异。一般说，告讦者多出于私心，常见的是争夺产业钱财。如前文所述三十七年查世柱案、四十三年徐述夔案、四十五年祝庭诤案都起于田产纠纷，四十五年石卓槐案起于债务纠纷，四十六年卓长龄案起于地基争讼，同年叶廷推案起于海产资源争讼，四十二年王锡侯案起于祖墓纠纷，四十八年乔廷英、李一互讦案起于商业利益（秤行）之争等。有的是为了敲诈钱财，如二十年程案中的赵永德等人，三十年胡学成案中的胡作梅，四十八年戴如煌案中的胡元杰。四十五年魏塾案则因魏塾本人想敲诈妻兄而使人诬控，导致引火烧身。

清末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认为文字狱中的告讦“其中出于素挟仇怨者半，出于藉端诈索者半”（《明律目笺一》）。其“素挟仇怨”多因财产纷争而生，已如上述。此外有因文字嫌隙而致告讦的，如四十六年程明禋案。三十二年蔡显案虽系自首，其实也是因文字嫌隙而引起。下面二案则由口语嫌隙所致，前件告讦似不诬，后件纯属诬告。

程树榴《爱竹轩诗稿序》案　程树榴系安徽天长捐贡，友人王沅著《爱竹轩诗稿》，程树榴为之作序并出资刊印。同县生员王廷赞是程树榴妻之堂弟，与程树榴因嫌隙而致口角，遂怀恨控告程树榴所作序中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等“悖逆”语句，指为讥诋当今皇上，为王锡侯、徐述夔二人鸣不平。于是程树榴一干人犯被逮讯，审结后安徽巡抚闵鄂元据“大逆”律定拟上奏：程树榴凌迟处死，其子程瑛及有“徇纵”之罪的知县高见龙斩立决，法司奉旨核拟无异词。高宗最后传谕认定“该犯胆敢掉弄笔端，隐喻讪谤，律以大逆，并不为枉”，然而“念其究未诋斥本朝及得罪于列祖列宗，尚不至如徐述夔之甚”，命从宽改为斩立决，高见龙、程瑛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时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月。

段起玲《由衷言》案　湖南新化县岁贡生段起玲，耕田授徒奉养老母。其为学坚苦朴实，著有《由衷言》内外篇自道心得。为人则刚介狷狭，曾于众人中当面讦人之过，以此结怨于人。怨家遂从《由衷言》挑剔字句，诬为“诽谤”，控于官。官府查明真相，将诬告者依律反坐，段起玲也被革去贡生。此案发生年份及告讦者名氏未详。

还有因其他仇隙而引起诬告的，如二十四年（1759）浙江归安（今吴兴）有这样两起案件：

沈大章编造“逆书”案　沈大章是归安人氏，坐馆训蒙为生，有点脸面，与本地武举汤御龙不相容。案发前一年（二十三年）春天的一日，他路过汤御龙家门口，汤御龙故意背过身子表示鄙薄厌恶。沈大章受不了，与汤御龙争吵推搡，挨了一顿拳脚。在众人劝解下，沈大章赔罪认罚才算了结。他一腔忿恨无处发泄，便编造刻印了一册“逆书”，内容指斥清廷，号召重建大宋王朝。书中开具汤御龙等人的姓名住址，像是汤御龙为首联络“逆党”准备造反的模样。当年六月的一个深夜，沈大章所雇之人将装在信封内的“逆书”投入船工崔惟千舱中，让崔惟千转交汤御龙。沈大章与同侪叶国凡商定过几日纠众闯入汤家敲诈，以此出气。汤御龙得到“逆书”当即报官。浙江当局通过字迹验对侦破了此案。经奏准，沈大章凌迟处死，妻女配给功臣家为奴，叶国凡处斩。

鲍体权编造“逆帖”案70岁的鲍体权也是蒙馆先生，家住归安县双林镇。家有一女，年方17岁，屡被本镇恶棍屠雍若调戏凌辱，鲍体权与老伴忍气吞声非止一日，想告官又怕连累女儿吃官司。得知汤御龙首告“逆书”案，鲍体权怦然心动，于是编刻了一分“逆帖”，于七月初五日夜间张贴在镇中戏台旁边墙壁上。“逆帖”上写无题诗八句云：

屠人手内刀，雍康篡吾朝。(www.xing528.com)

若问行兵日，等动兑方刀。

通滔易水发，同听马令调。

李蕊今时放，江浙血成潮。

诗未署名，而将屠雍若之名嵌藏在前三句句首，与第四句首字合成“屠雍若等”，全诗意在诬陷屠雍若联络徒众克期造反。次日，“逆帖”被吏役揭去。官府不事张扬，暗中布置人员侦察，不知诗中暗藏信息。鲍体权连日见无动静，便写了一分匿名检举状，深夜投在本镇守备署前，点明“逆帖”是屠雍若所造。官府得状，拘讯屠雍若。屠雍若料定是鲍体权所为，通过字迹辨认果然不假，并从鲍家搜出了匿名状底稿。官府原以为“雍康篡吾朝”是诋毁雍正、康熙王朝的“大逆”之词，后据鲍体权口供及调查证实，才明白屠雍若学名永康，“雍康”即指屠雍若。鲍体权供称：屠雍若竟敢“把我朝康熙、雍正两个年号分开做他的名字，这就是他的不法处，故说他要篡吾朝”。八月，案件审结，浙江巡抚庄有恭上奏，据“妄布妖言”律拟鲍体权斩立决，屠雍若坐“扰害良善”罪拟流放西南烟瘴地。高宗硃批无驳改。

以上二案是弱者为报复强暴者而诬告，下面数案是奸人歹徒诬告事件。

游光辉投递“逆札”案　游光辉是福建闽县人，与算命先生潘朝霖有同性恋关系，诱哄而致鸡奸，已有数年之久。后来潘朝霖另有所欢，疏远游光辉。游光辉怀忿设谋陷害，于三十八年（1773）九月强留潘朝霖饮酒，诱哄潘朝霖当场写一件书札称赞他武艺高强，可以招聚好汉以图出头。潘不得已而听命，临文感到难以措辞，游光辉便随口说出“山中宰相，林中元戎”等句。两人商酌再三，一件谋反“逆札”终于经潘朝霖之手写成。十月，游光辉拦住本省按察使广德的大轿呈递“逆札”，诬潘朝霖为首谋反，邀他入伙。广德当即拘讯游、潘，审明真相。闽浙总督钟音依“大逆”律定拟上奏：潘、游二人凌迟处死，二家亲属缘坐。高宗硃批无驳改。

陈希圣诬告邓收藏禁书案　陈希圣与邓都是湖南安福（今临澧）人，二人为表兄弟，同窗肄业。邓抱养陈希圣之女为童养媳，可谓亲上加亲。邓教书为业，蒙馆与陈希圣居所相近，其学徒有私自跟随陈希圣习弓箭而荒废学业者。邓为此不满，与陈希圣论理，陈希圣不退让，二人争执失和。陈希圣写信责骂邓，还把女儿接回去，想要悔婚。邓不得已辞馆，到别处卖卜为生。陈希圣得寸进尺，于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控告邓隐藏禁书《留青新集》和妖妄书《登坛必究》、《天文图形》等，诬邓以谶纬术数、奇门遁甲诱惑民众，图谋不轨。还编造一首不三不四的《叙志》诗，说是邓所作。诗云：

穷年对虎山，博学通古今。

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数。

事实是：邓曾用自家所藏2部经解书换得陈希圣所藏《留青新集》，后来知道是禁书便私下烧毁，其余所谓妖书、术数等，纯系捏造。既被控告，邓譓不免下狱，但终于真相大白。次年二月，湖南巡抚李湖上奏，依律拟判陈希圣斩监候，邓譓释归。高宗硃批无驳改。

焦禄编造“逆帖”案　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安徽太平人焦禄图奸族弟焦永榜的二儿媳未遂，且被族人当场拿获。焦禄还曾奸污焦永榜第三子的未婚妻，不齿于宗族。这回，族长焦良先做主把他逐出本族。焦禄怀恨报复，假托焦良先、焦永榜之名写了一份把他逐出宗族的揭帖，文内故意用上“悖逆”语句“清朝大不仁”等。四十六年（1781）三月，焦禄手持这份揭帖到县衙出首，谎称是从祠堂门上取下来的。经官府拘讯有关人员和调查事实，焦禄的拙劣伎俩被揭穿。五月，署理两江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上奏案情，依反坐律拟焦禄凌迟处死，其子焦秀彩和胞弟焦文学拟斩立决。闰五月奉旨：焦禄如拟执行，焦文学、焦秀彩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告讦现象不得人心，败坏风气，清廷并非不知。面对日益炽盛的告讦之风，高宗不无忧虑。他时常借一些“办理过当”的案件训诫督抚不可过分吹求，以免助长告讦。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即使惩办几个诬告者也无济于事。直到乾隆末期随着文字狱罗网的松弛，民间告讦之风才逐渐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