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文祸：书籍收藏引发的文字狱

在查缴禁书运动中，许多文字狱都因收藏禁书而引起。但在这场运动之前，也发生过收藏禁书的典型祸案，前文已有叙及。也有侥幸未得祸的，康熙初，有官员“搜得中土荐绅与张煌言往还笔札，欲按籍杀之，鄞县抗清志士奇士李邺嗣以奇计使中止”（据全祖望《杲堂逸事状》）；成书于康熙十一年的查继佐《罪惟录》未被查获，200年后重见天日。这场运动之后，不惧得祸也要收藏禁书的人仍不绝于世，谢国桢究心晚明史料，就谈及明末清初人之书，抗清志士烈士之书，亦有漏网者，道咸以下渐出者，如张煌言、钱肃乐、吴钟峦诸人文集（详《增订晚明史籍考》相关条目）。有收藏禁书的便有得祸者，再述段昌绪、彭家屏、查世柱三案，其中段、彭二案近似孪生，故作一处载述。

段昌绪收藏反清檄文及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　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末年进士，乾隆中仕至江苏布政使，因病解职回原籍休养。二十二年（1757）二月，高宗南巡路过河南，彭家屏依例迎谒。高宗询及农事年成，彭家屏奏称夏邑、永城二县水灾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却说当地没有水灾，高宗为此派人前往调查。四月，高宗北还已过徐州，有夏邑人张钦拦驾控告县吏隐瞒灾情及办赈不实，便命图尔炳阿负责审理。驾临邹县，又有夏邑人刘元德控告县吏赈灾舞弊。听惯颂声的高宗被这接二连三的灾情吏事渎扰得很不愉快，见刘元德愚鲁的模样，便追问他受何人指使。刘元德答称是同乡生员段昌绪所指使。清廷一向严禁生员陈诉地方利病及涉足讼事，高宗当即派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到夏邑拿问段昌绪。成林到夏邑捕得段昌绪，并在其家中意外搜获一份传抄的吴三桂反清檄文，上有段昌绪的圈点和评语：“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康熙“三藩”之乱，吴三桂的檄文到处流传，虽然事隔七八十年，民间犹有存留。段昌绪偶尔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份抄文，加以评点，坐罪解京处斩，抄录者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就像当年世宗因谢济世而疑及陆生楠一样，因彭家屏与段昌绪同县，段昌绪事发后高宗立即怀疑到彭家屏，把彭家屏召到京师，当众僚之面问他家中是否藏有吴三桂檄文或别的犯禁书籍。彭家屏答称只有几种明末野史，但自己未曾检读过。高宗认为他说谎，严词迫问。彭家屏供出家中藏有严重犯禁的《潞河纪闻》、《启祯政事》、《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多种刊本和抄本，高宗命将彭家屏囚在刑部狱，一面派侍卫三泰到彭家屏老家搜书。彭家屏之子彭传笏在段昌绪出事之初就已把家藏野史烧毁无遗，于是也被解京投入刑部狱。这桩钦案经承办诸臣会审，拟彭家屏父子斩立决。高宗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彭家财产抄没，田地分给贫民。不久，图尔炳阿奏劾彭家屏所编族谱《大彭统纪》文字“悖逆”。高宗见谱名像开国帝王的派头，谱中称“大彭”得姓于黄帝，又不避自己御名，于是怒上加怒，赐彭家屏狱中自尽。彭传笏因为是“子为父隐”，高宗特免其死。

查世柱私藏明史案　三十七年（1772）三月，河南罗山革职在籍知县查世柱，因家藏《明史辑要》（似即庄氏史案中的《明史辑略》），并将书中内容采入自己所著《全史辑略》中，被书吏李凤仪告发，河南巡抚何熠当作逆案上奏。高宗阅其书，认为尚不至于“大逆”，将刑部所拟斩决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查缴运动开始后，除原先查禁的历次文字狱事主著作和钱谦益著作外，列出书名通令全国或有关省份的专项书禁接连不断。影响大的有：三十九年，屈大均《翁山文外》之禁；四十年，金堡《遍行堂集》之禁；四十二年，王锡侯著作之禁；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之禁，同年袁继咸《六柳堂集》之禁；四十五年，戴移孝父子诗集之禁；四十六年，尹嘉铨著作之禁。相关的文字狱，王锡侯、徐述夔、尹嘉铨三案前文已叙过，其余四案大致情形如下。

屈大均《翁山文外》案　屈大均对抗清王朝，所著《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等书多有“悖逆”词句。曾静、吕留良案中，屈大均之子屈明洪自首缴出先父遗著，得以宽减刑罪（详前文所叙）。不料事隔40余年，又掀起新的风波。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广东当局查获屈大均族人屈稔浈、届昭泗二家所藏《翁山文外》印本。屈稔浈略通文字，屈昭泗目不识丁，二人家中存留《文外》纯属无意。督抚不问青红皂白，径依“大逆”缘坐律拟二人斩立决，上奏朝廷。高宗为了“取信于民”，诱人缴出禁书，特宽免二人之罪，为此通谕天下。因《翁山文外》中有《雨花台衣冠冢志》一篇，高宗命两江总督高晋查明刨毁。高晋兴师动众，在江宁雨花台一带实地查勘，询问附近居民，并无屈大均衣冠冢踪迹。他一面上奏情况，一面移咨广东调查屈大均坟墓。广东当局查明后奏请毁坟戮尸，高宗谕令不必，事方罢休。邓之诚以为“乾隆一朝书禁，以翁山为最严，殆有胜于诽谤矣”（《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屈大均）。

查获《翁山文外》的同时，番禺县童生沈士成主动缴出《翁山诗外》一部，书铺老板潘明缴出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及收有屈大均诗的《岭南三家合刻》印本和板片。依照当时诏令，二人免于治罪。

金堡《遍行堂集》案　金堡字卫公，一字道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明末做过知州，托病辞归。明亡，金堡从事抗清活动，唐王授以兵科给事中之职。金堡守母丧未赴，后投桂王，授礼科给事中。事败削发为僧，法名性因，改名澹归，住持广东韶州丹霞寺，康熙十九年卒。金堡交游甚广，所著《遍行堂集》刻印时，韶州知府高纲题序捐资，热心支持。高纲是大臣高其佩之子，汉军镶自旗人。

乾隆四十年（1775），广东当局从《遍行堂集》中查出“悖谬”语句。诸如：《与郑牧仲隐君》文中言“文字之祸，比来颇酷”；《与徐仲远文学》文中言“世网甚密”，又称文字狱是“小题大做”、“无题径做”；《清平乐·云海》词有云：“莫爱天边清楚，也亏地上荒唐”等，都是对文字狱表示不满。案情上奏后，高宗深恨“世受国恩”的高纲，虽然其人已死免究，仍命查封其家。高纲在京之子高秉被逮交刑部治罪，在外地的几个儿子也受清查，所有书籍、衣物被查封。由于丹霞寺僧拜金堡为开山祖师，高宗谕令将该寺僧侣全部驱逐出寺，另选僧人入住。除《遍行堂集》禁毁外，金堡撰写的所有碑刻文字也被销毁。此案影响较大，民间甚至有焚寺磨骸、尽诛寺僧500余人的传说。

与《遍行堂集》同时上缴的禁书，还有明末东莞人陈建明所著《皇明实纪》，以及署名“江宁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剧本。高宗为此传谕江苏、广东、江西等省，命专项查缴这几部书，指示有关官员：陈建明已死免究，子孙免缘坐。然而，“清笑生”其人一直未能查出。

袁继咸《六柳堂集》案　袁继咸是江西宜春人，明末官至兵部右侍郎，南明福王时出督左良玉军。顺治二年，左军降清，袁继咸被俘，次年就义于京师。乾隆四十三年（1778），山西当局奏缴袁继咸所著《六柳堂集》（袁继咸曾仕于山西，故有书在山西流传），认为“语多悖逆”。高宗谕令江西、江苏、浙江及各省通力查缴。江西巡抚郝硕根据府志、县志上记载的袁继咸所著书目，向袁继咸子孙作彻底追查，仅得到《六柳堂集》的一些板片和几部旧印本，且属无意搁存，大概未予治罪。

戴移孝父子诗集案　清初，安徽和州（今和县）戴重、戴移孝父子分别著有《河村集》和《碧落后人诗集》。二人久已亡故，诗集也刊行已久。曾静、吕留良案发生后，戴氏族人私下把这两部有“狂悖”语句的诗集连同板片一并销毁，流传于外的印本自是鞭长莫及。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州生员林元英主动缴出《碧落后人诗集》一部。官府当即搜查戴氏家族，既没有发现《碧落后人诗集》，也没有发现已列为禁书的《河村集》，却从戴移孝曾孙戴世道家中搜获一部《约亭遗诗》，发现书中有“狂悖”诗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这部诗集的作者戴昆是戴世道的祖父，即戴移孝之子，已亡故多年。乾隆十年戴世道刊印这部诗集时，请同乡鲁之裕作了一篇序，并获得他的资助。鲁之裕做过知府、道员，作序的第二年去世。官吏发现鲁之裕序文中也有“悖谬”字句，进而发现鲁之裕所著《经史提纲》等书有“违碍”处。经安徽巡抚闵鹗元几番奏报请求，最后对案犯及缘坐亲属拟刑如下：已故戴移孝、戴昆父子戮尸示众，戴世道斩立决，戴氏裔孙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得等人斩监候；鲁之裕已死免究，其嗣子鲁忠淳黜革监生功名，鲁忠淳子鲁恕棨黜革典史之职。高宗硃批无驳改，并通令各省专项查缴《碧落后人诗集》和《约亭遗诗》。

以上是规模较大的查禁事件。还有一些事件规模虽不大（因其书流传不广），但案情严重，处置惨刻，如下列数案。

李《虬峰集》案　李字西骏，号虬峰，江苏兴化人，清初岁贡生，卒于康熙。生前穷愁潦倒，在扬州训蒙度日，身后无子嗣。所著《虬峰集》不知何时何人所刻，书板存放祠堂中，被人劈碎当柴烧。查缴运动中，兴化县采访遗书支局从小贩那里买得一部《虬峰集》，发现书中文字大有“违碍”。如云：“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壬申元日》）；“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秋夜歌》其二），以上被认为“系怀胜国，望明复兴”。又如：“予沦落不偶，避地于此，布袍幅巾行市上”（《赠萧徵义序》）；“白头孙子旧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诗题未详），以上被当作“不遵奉本朝制度”的证据。四十四年（1779）正月，两江总督萨载和江苏巡抚杨魁联衔上奏，照“大逆”律定拟亡故70余年的李掘坟剉尸、枭首示众。高宗硃批无驳改。(www.xing528.com)

冯王孙《五经简咏》案　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人，捐纳贡生，候选训导。四十四年（1779）三月，冯王孙自行呈缴所著《五经简咏》2册。官府查出诗中“语多狂悖，并有不避庙讳之处”，湖广总督三宝据以上奏。高宗传谕认为冯王孙“悖逆显然”，命从严确讯问拟。四月，据“大逆”律定拟结案：冯王孙凌迟处死，传首本籍；家属缘坐，子冯生桐、冯生梧、冯生棣拟斩立决，宽减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幼孙等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沈大绶《硕果录》案　沈大绶系湖南临湘人，举人出身，做过知县，卒于乾隆四十一年。他生前将所作诗赋杂记汇刊为《硕果录》、《介寿词》，命其子沈荣英把书板带到江西刷印送人，以求身后之名。沈荣英大概看出书中有“违碍”文字，于四十四年（1779）二月主动携书呈缴。官府发现书中文字多有“怨谤、狂悖”之处，署湖南巡抚陈用敷据以上奏。高宗命巡抚李湖从严查办。最后据“大逆”律了结此案：沈大绶开棺戮尸，兄弟子侄等10余人处斩，女眷及幼男配给功臣家为奴。

以上二案说明，在文字狱高潮时期，投案自首也未必能获宽大处理。

查缴禁书运动后期最严重的事件是卓氏诗案，其始末如下。

卓长龄父子诗案　卓长龄是浙江仁和（今杭州）监生，生于顺治，卒于康熙，所著《高樟阁诗集》刊于康熙末年。其次子卓徵为捐纳州同，著有《高樟阁学箕集抄》；第三子卓铨能为生员，著《见山堂学裘诗抄》；第四子卓与能为监生，著《高樟阁学裘集抄》。此外，族人卓轶群著有《红兰室诗赋》、《杂抄》和《西湖杂录》，卓世忠辑有《本朝诗杂录》。以上7种集子都是稿本，连同《高樟阁诗集》的少量印本和板片一起收藏在卓与能长子监生卓天柱家中。这些书的编著者早已去世，书又未流传于外，倘若不是族人卓汝谐告讦，也许永远不为世人所知晓。

卓汝谐身为监生，为人不安本分，因盗卖祠堂门楼地基而被卓铨能之孙卓连之、卓培之所控，怀恨图谋报复。他隐约听说卓家藏有先人诗集，便写信给先前认识的仁和知县杨先仪，诬称仇家藏有卓铨能、卓与能合著的《忆鸣诗集合稿》，说“忆鸣”是取“忆明”之意，时为四十六年（1781）岁末。官府当即到卓家搜书捕人，所谓《忆鸣诗集合稿》当然不可能得到，却搜获卓长龄等人的诗文集，从中发现大量“悖逆”语句。如《高樟阁诗集》：“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看天只觉天糊涂，近觉王敦尚可人”。又《高樟阁学箕集抄》；“此日谁知叹道穷”。又《见山堂学裘诗抄》：“明主未能忘麦饭，仁爱天心不见恩”；“重重楼阁骇愚民”；“药煮君臣带发僧”。又《高樟阁学裘集抄》：“明朝何处更分题”；“七千关塞近胡天”；“今已胡妆薄汉妆”；“谁能郁郁久居此，予必区区自取之”；“种菜当年心自壮，辍耕尔日志难忘”。又《西湖杂录》自序：“彼都人士，痛绝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等。又查出《本朝诗杂录》载高宗御制诗未出格书写，且用红笔圈点。又发现若干“悖逆”字句被涂抹挖改。

四十七年（1782）正月，闽浙总督管浙江巡抚陈辉祖与学政王杰联衔上奏案情，认为卓家各书“竟敢以大逆不道之语肆其狂吠，实为罪大恶极，神人共愤”。高宗谕令彻底查办。五月，案件审结，据“大逆”律定拟：已故卓长龄、卓徵、卓铨能、卓与能、卓轶群5剉人尸、枭首；卓天柱及其兄弟子侄卓天馥、卓世恩、卓连之4人斩立决；诸重犯眷属依律缘坐，解刑部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家产抄没。陈辉祖上奏，高宗硃批无驳改。

此外，告密者卓汝谐因盗卖公地及挟隙诬告被革除监生，发往乌鲁木齐当差。用红笔圈点御诗的卓世忠免于治罪，高宗以此显示其宽宏大度，即对他个人的轻慢，他可以饶恕。

以上诸案，查办处置何其严苛残酷！但高宗也有“不为已甚”的时候，一些案件被免于追究，如以下数案。

陆显仁《格物广义》案　四十年（1775）三月，广西巡抚熊学鹏奏缴陆显仁所著《格物广义》一书，签出多条“讪诋之语”。高宗认为不过是迂儒抄袭陈言，不得视为“悖逆”，传谕命不必苛求，将其书销毁则可。同时奏缴的高熊徵抄本文集，则指示不必销毁。

陶汝鼐《荣木堂集》案　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湖南巡抚李湖奏缴已故宁乡县监生陶汝鼐所著《荣木堂集》，以及其孙陶煊与张灿共同选辑的《国朝诗的》，要将有关人员治罪。次年正月，高宗传谕认为《荣木堂集》虽有违碍语句，但作者是明末人，未曾仕于清；《国朝诗的》虽然选入了钱谦益、屈大均等人的作品，但其书编成于有关禁令颁布之前，命将书销毁，不必追究有关人员罪责。

方芬《涛浣亭诗集》案　方芬是清初江南歙县人，岁贡生，康熙中卒，著有《涛浣亭诗集》和《易经补义》。四十七年（1782），方芬五世孙方国泰向本省学政呈献《易经补义》及七世祖方有度所著《陛辞疏草》，请求学政题匾旌表其家族一门孝友。学政不但没有题匾，而且让当地知县搜查其家，结果缴获《涛浣亭诗集》印本一部，查出书中有“悖逆”诗句：“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四月，安徽巡抚谭尚忠依据“大逆”律奏请将方芬刨坟戮尸，将方国泰处斩。高宗认为办理不当，通谕朝班及各省长吏，有云：

（“征衣泪积”等句）虽隐约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固属狂悖，不过书生遭际兵火，迁徙逃避，为不平之鸣，并非公然毁谤本朝者可比。方芬老于贡生，贫无聊赖，抑郁不得志，诗意牢骚则有之。况其人已死，朕不为已甚。若如此则坐大逆之罪，则如杜甫集中穷愁之语最多，即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弃”之句，岂亦得谓之悖逆乎？此等失意之人，在草泽中私自啸咏者甚多。若必一一吹求，绳以律法，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其将何所措手足耶？……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五月三日《上谕》）

刑部奉命覆查，没有发现别的不法字句，便按高宗“无庸办理”的指示执行，方芬免于身后之刑。另据隐藏禁书的有关法令，判处方国泰杖100、徒3年，《涛浣亭诗集》通令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