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范围与处理方法-《三千年文祸（第3版）》

禁书是指内容或字面有“悖逆”、“违碍”等情形的书籍。从词义看，“悖逆”与“违碍”轻重有异，事实上并无绝对界限。

列为禁书的主要有三类：其一，文字内容敌视或鄙视清王朝及其统治者，如屈大均诗文；其二，文字内容容易触发汉人的民族感情，特别是对明王朝的感情，如明各帝《实录》、《宝训》等；其三，文字内容与孔孟程朱之学相抵触，如谢济世的著作。自然，历年文字狱事主的著作多在禁毁之列。

此外尚有一特别事件，即钱谦益诗文之禁。乾隆书禁的历史是从高宗即位之初收缴《大义觉迷录》、查禁吕留良著作开始的。接着，乾隆六年（1741）曾下令查禁谢济世的著作。自三十四年（1769）始，有钱谦益诗文之禁。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他在晚明官至礼部侍郎，南明弘光王朝为礼部尚书，降清授礼部侍郎，受黄毓祺诗案连累入狱（见前文所叙），释出后家居著书以终。据陈寅恪研究，钱氏暮年暗中从事反清复明活动，至淮甸、金陵、金华、杭州、苏州等地筹谋复明，诗文中也时露蛛丝马迹，陈氏举大量作品，考求其中字句、用典的影射。钱氏为孙儿命名“佛日”，字重光，喻日月重光，而日月合为明；小名桂哥，“桂”隐代桂王（见《柳如是别传》）。金鹤冲《牧斋年谱》也有“入清怀明，交通资助抗清志士”之语。

钱谦益著有《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诏毁版，然传本不绝，影响很大。因对自己的屈节行为感到后悔，入清后所著的《有学集》中许多作品表达了遗民特有的伤感悲慨，对新王朝颇有讽刺与仇恨语句。例如：“歌闻敕勒，只足增悲；天似穹庐，何妨醉倒”（《高会堂酒阑杂咏序》）；“天荒地老，斯恨何穷”（《浩气吟序》）；“髡钳疑剃削，坏服觅俦侣”（《次韵赠别友沂》）；“马沃市场余苜蓿，婢膏胡妇剩燕支”（《哀节母寿诗》）；“国殇何意存三户，家祭无忘告两河”（《简侯研德》）；“南戎江山半壁新，月华应不染胡尘”（《南楼》）；“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西湖杂感》）；“指示旁人浑不识，为他还著汉衣冠”（《自题小像》）等①。晚明所著《初学集》中也大有“违碍”字句。如长达40000余字的《孙承宗行状》中，以“虏”、“夷”、“胡”、“膻”指称清军，又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建州酋”，写传中人物骂清军头目为“臊狗奴”，诸如此类不下百处。清初文字狱未盛，钱谦益的诗文著作刊行无阻，无人检举。

时至乾隆，高宗出于“千古纲常名教”的考虑，对“贰臣”之首的钱谦益表现极大的憎恶与鄙薄。二十六年（1761），致仕沈德潜进呈《国朝诗别裁集》，请高宗赐序。高宗见集中选有钱谦益、钱名世等人的作品，甚至把钱谦益的作品《团扇篇》置于集首，而将慎郡王胤禧（高宗叔父）的诗置于末尾，又直书胤禧之名，为此大不满，命翰林院重新编订这部诗集。诸臣奉命删除了钱谦益、王铎等18个降清出仕的前朝人物作品删除，全书由36卷缩减为32卷（一说初刊本36卷，进呈本32卷）。高宗在《钦定国朝诗别裁集》序中斥钱谦益为“乱民”、“非人类”，但也没有下令禁毁其作品，表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后来高宗读到钱谦益的全集，被集中“狂吠之语”所激怒，于三十四年（1769）六月颁谕禁毁。谕云：

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其令各督抚将《初学》、《有学》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并广为晓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无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有翻刻印售者，俱将全板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朕此旨实为世道人心起见，止欲斥弃其书，并非欲查究其事，通谕中外知之。（六月六日《上谕》）

由此，高宗迁怒于始作俑的诗集编辑者沈德潜，适逢沈新近亡故，高宗特命两江总督高晋查明沈家有无钱谦益诗文集留藏。高晋遵旨行事，无所得，亡人逃过一劫，可最终因一柱楼诗案，几至于发塚。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高宗又命江苏巡抚杨魁查缴《国朝诗别裁集》的原版书及板片，且命史馆把钱谦益列入“贰臣传”。钱谦益的其他著作，如《列朝诗集》、《国初群雄事略》等，也被悬为厉禁。钱谦益交游广，慕其名者众，别人诗文集中往往有其文字，这番免不了删削挖改乃至全集禁毁。总之，钱谦益诗文著作之禁是乾隆书禁中历时最久、牵涉最广的事件。

与征书之举相伴随的查缴禁书运动展开后，清廷猎取的重点是记载明末清初历史的诗文笔记。而从实际查缴的情况看，禁书所隶属的时域很宽，上至宋、元、明人的著作（因书中有贬斥辽、金、元的文字），下至当代人的文字作品。禁书的体裁形式多样，野史笔记、诗文集外，还有小说戏曲作品及方志、谱牒、碑刻等，书籍包括稿本、抄本、印本和印板等。

清廷规定：各省将查缴所得禁书汇总密封，专运入京，交军机处或《四库全书》馆等专门机构处理。处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全毁，即全书销毁；一种是抽毁，即删除部分字句。全毁书大约占全部禁毁书的八成以上。据黄爱平先生《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的统计，19年中清廷计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板片80000块以上。至于民间畏祸而私自烧毁的，更不知有多少。

全毁或抽毁当然是依据其书“违碍”程度和利用价值而定。全毁书一烧了事，抽毁就麻烦得多。《四库全书》馆曾制订《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根据“违碍”情况的不同，规定不同的抽毁办法。书经抽删，必然留下空白，任其“开天窗”则刺眼，强行牵合则文脉不接，于是不得不填补字句。因此，抽毁实际上就是改换字句。这样做既冤枉作者又贻误和欺骗读者，手段最为恶劣，而被抽改的书籍中甚至包括经圣祖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孟森以为禁书范围之广“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记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焚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字贯案》）。无论全毁、抽毁，都必须奏请皇帝批准。据说所有禁毁书籍都经高宗“亲行检阅”，“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事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这个独裁者真把全副身心都豁出来了。

清代书禁并非始于乾隆，禁书的范围也不止上文所述3类。如：(www.xing528.com)

谶纬妖书之禁　前述，西汉末东汉初，谶纬之学是一门时髦的御用之学，至东汉中叶，始有张衡禁止谶纬的建议（前此只禁民间私造谶纬），但未被采纳。西晋以后设禁趋严，隋炀帝禁谶纬书，“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隋书经籍志》“纬类序”）。经隋朝以后的多次禁纬，历唐宋元明清，谶纬之风锐减，但也时有谶谣流传于世。《大清律》规定：凡造谶纬妖言并加以传播者，判斩监候；造而不传者，流三千里；收藏谶纬妖书者，杖一百，徒三年。此外，私刻年历书也在禁缔之列，这也是历代规矩。

小说淫词之禁　顺治九年，康熙二年、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八年、十九年（又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十年，光绪十一年、十六年、二十六年），清廷都曾发布查禁“小说淫词”的诏令。所禁“小说淫词”有《隋炀艳史》、《绣榻野史》、《肉蒲团》、《欢喜冤家》等下流淫秽作品，乃至《西厢记》、《金瓶梅》、《水浒传》等名著。康熙五十三年定例：造作、刻印小说淫词者，官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卖小说淫词者，杖一百，徒三年；官员失察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附记一事：晚清吴县名士石韫玉对“小说淫词”等“得罪名教”之书深恶痛绝，家中特设焚书处，题为“孽海”，收焚“小说淫词”等近万卷（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九五石氏传记），所焚书包括宋人《四朝见闻录》，是内有攻击朱文公一疏。上行下效，难为这号深怀“世道人心”之忧的“正人君子”。据说他能中乾隆庚戌科状元，就是靠这类“扶持名教”的阴德（李调元《淡墨录》卷十六）。

科场用书之禁　顺治九年经礼部题准，禁止书坊滥刻窗艺、社稿（均属八股文作品）。乾隆二十九年、五十七年、五十八年，清廷下令禁缔专用于科场的小本删节《四书》、《五经》。又嘉庆二十年经河南学政姚元之奏准，禁止书坊刻印《四书典制类联》和《四书人物类典串珠》；道光十一年，严令禁毁小本经书；道光十四年，提督衙门获《文海题备》等科场用书4800余册，移交刑部销毁。

此类禁令，宋以下历代均设，目的是端正学风和考风。

外国自然科学著作之禁　明中叶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开始传入中国，与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士大夫的保守思想发生冲突，偶尔亦见书禁，如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著《穷理学》的被禁毁。南怀仁是当时新历法的主持者，介入新旧历法之争曾罹祸难，其事来由甚长。

明末，天主教神父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华，奉命与大学士徐光启等修订历法，运用科学计算方法编成精确的新历，因明亡未获颁行。进入清代，世祖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废除明《大统历》，采用新历，赐名《大清时宪历》。此举遭到封建卫道者的反对。顺治十七年（1660），新安卫官学生员歙县人杨光先（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杨光先在明为千户，因上书劾温体仁、陈启新被杖戍辽西）上书，指控《时宪历》上印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清廷未准所控。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再次上书，指控汤若望编造“妖书”（指《时宪历》），及选定荣亲王葬期、山向等犯忌犯“煞”，并及外国传教士图谋不轨等况。清廷于是下令取缔天主教，逮捕汤若望及其同事南怀仁等人。接着把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驱逐到广东居住，钦天监主持新历的李祖白等五人处斩，宣布以《大统历》取代《时宪历》，杨光先授钦天监正。

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南怀仁上疏指摘《大统历》谬误。圣祖组织人员验证，果然不假，于是罢免杨光先。康熙八年（1669），清廷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副，废《大统历》，仍取《时宪历》。南怀仁上疏劾杨光先诬陷汤若望，于是杨光先被拟斩决，改充军。圣祖悯其年老，特予赦免，同时下令为已故汤若望建造坟墓，依例赐予恤典。

经历这次事件，圣祖深以外行为耻，发愤研习天文历算之学，以至精通其术。但由于时代局限性，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些门类仍抱有传统偏见。南怀仁所著《穷理学》宣传科学知识，说人的思想和记忆在脑不在心，圣祖阅后斥为“乖谬不经”，下令禁毁。

应该说康熙朝对天主教不全排斥，但雍乾嘉道四朝，皆禁天主教，因而也禁西方之书翻译传布。不过或时松时紧，或坚定不移，期间教案频出。上述禁令和事件虽然点多面广，终究不能与乾隆后期的查缴禁书运动相比拟。乾隆禁书运动无疑是古代文献的空前灾难，当时被官方和私人销毁的无数书籍自不必说，仅官方抽改后收入《四库全书》的那些书籍，就因其变乱文字、混淆故实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鲁迅先生对此非常愤慨，以至有“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说法（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任松如先生在其所著《四库全书答问》自序中，总结乾隆君臣祸书殃人的罪恶，有云：

……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