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征访遗书到查缴禁书

清王朝虽然是满洲入主，但统治者对汉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而且有意利用，入关以后便注意从民间征访遗书。顺治、康熙都有征书之诏，所征限于符合儒教规范的书籍，声明不收“异端诐说”之书，对拒收之书一般不禁毁。作为例外，顺治十六年曾听从给事中杨雍建的建议，禁毁被认为是“异端诐说”的张自烈的《四书诸家辨》和《四书大全辨》。为了修明史，康熙四年诏命各省访求野史，特地宣布：“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八月二十三《上谕》）。当时庄氏史案刚刚结束。

高宗即位后，曾于乾隆六年传谕各省督抚，命留心采访儒学著作，随时进呈。这一次颁谕不过是虚设条文，高宗并不重视。督抚们则连敷衍应付也未必做到，数十年间访书所获甚微。及至乾隆中叶，高宗自以为武功文治已有相当成就，他的统治风格也的确已经成熟，这时采访遗书之事才被异乎寻常地提到文治的首位。

三十七年（1772）正月，高宗认认真真下了一道征书诏，明确规定凡经史百家有用之书均在征集之列，并具体指示征集办法。然而历时半年多，各地仍无反应。十月传谕督促，各省督抚方才行动起来，陆续汇报采书情况，送上几部常见的书应付过去。眼看这次征书活动就要流产，这时安徽学政朱筠的一份建议改变了局面。

这年十一月，朱筠上疏对征书活动提出的四条建议，主要提到从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辑抄秘书、佚书。部帙达20000余卷的《永乐大典》是明成祖修文的产物，康熙以来就有人提出加以利用，学者全祖望还作过从中辑佚的初步尝试，获得可喜的成就。朱筠的建议顺势而发，大臣们奉命讨论后认为可以采纳，并拟定了具体实施办法。事事好大求全，总想在“稽古右文”方面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高宗当即批准，决定把《永乐大典》辑佚之书与宫中藏书和各省采进之书汇编成一部空前的巨典。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即四库）法分类，书名定为《四库全书》，隐隐有压倒《永乐大典》、超过《古今图书集成》（康熙、雍正间编成的一部大型类书）的意图。三十八年（1773）二月，以军机大臣为总裁、翰林院官员任分校、包括众多办事人员的《四库全书》馆正式开张。许多省份相应设立采访遗书总局，县设支局。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1份《四库全书》修成，接着又修成3份。这4份《全书》分别收藏在京师宫内文渊阁、奉天宫内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后又重抄3份，分藏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在历时17年的修书过程中，馆臣累计达300余人，缮录人员达3800余人。

《四库全书》收录书籍3400余种，计75000余卷。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在整理与保存古籍方面建树了不可抹杀的功绩。但是伴随征书、修书过程的查缴禁书运动则起了相反的作用，其罪恶之大甚至被认为不能以功绩相抵。

康雍朝尚未有禁书事。雍正七年（1729）礼部侍郎钱以垲上疏请严文字之禁：“除经学、理学注疏及有关政治、经济诸书外，其余私著家刻，或涉讽议时事者，已刻成版，即行劈毁，未刻藏稿，即行焚灭。其有限外不焚灭并藏匿刻本、抄本者，察出从重治罪。”世宗谕称其“识见鄙陋，似此弭谤之举，朕不为也”，“朕大笑而览之”（《雍正起居注》七年七月初九）查缴禁书运动是在《四库全书》开馆第二年开始的。开馆之初，高宗虽然想建“稽古右文”的不世之功，可是从开馆之前历时一年多的征书情况看，他知道臣民未必会积极响应，因为文字狱的教训太深刻了。于是在开馆的同时，高宗再次颁征书之谕，特别劝说藏书之家消除顾虑，踊跃献书。谕中云：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三月二十八日《上谕》）(www.xing528.com)

劝说之余不忘威胁，无意中暗示征书的另一目的，即查明书中“违碍之处”。谕中还吩咐督抚们采到书籍便陆续进呈，“不必先行检阅”。

经过这番劝说和威胁，各地终于积极行动起来，藏书丰富的江浙地区尤为踊跃，清廷对献书多的人家还给予奖励。至三十九年八月，各省进呈之书累计超过万种，征书活动达到高潮，以后仍续有进呈。据统计，自三十七年开始征书以来的10年间，清廷共征得书籍33000余种。但从三十九年开始，征书活动已演变成声势浩大的查缴禁书运动。

三十九年（1774）八月五日，高宗突然颁下一道查缴“违碍”书籍的《上谕》。他不顾前言，竟怪罪众督抚进呈遗书不先行检查书中有无“违碍”文字。这道《上谕》特别提到明末野史，指示说：“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并宣布：凡文字有“违碍”的书籍都应收缴，不发还原主；已经征得的书籍要一一检查；藏有“违碍”书籍的人家只要及时将书缴出，可免予追究罪责，否则一经发觉，藏书之家及有关督抚都要治罪。

这道查缴“违碍”书籍的谕旨起初并未发生效力，几个月过去了，督抚大都奏报一无所获。高宗不甘心，正好十一月广东查出屈大均诗文，便抓住这个典型颁谕严斥众督抚办事不力，重申不加罪藏书之家。为了取信天下，特命将收藏屈大均诗文的屈昭泗等人免罪释放。此后，各省查缴活动渐次展开。浙江巡抚三宝发明了一种“极为阴毒”的搜书办法，将闲空教职人员派往原籍府县，到亲戚朋友家察访，代为搜查禁书，“将来即以缴书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高宗极为赞赏，谕“浙江既有成效，各省均应照此办理。”江苏巡抚杨魁花样翻新，“更派闲散佐杂人往各处专意购求呈缴，以缴书多寡定为委署补缺之先后”（《宫中乾隆朝奏折》）。江西巡抚海成最为积极，两年中查缴“违碍”书籍8000余部，获得嘉奖。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高宗借徐述夔诗案为题再次颁谕督促查缴运动，宣布从当年开始以二年为限，限期内交出禁书者不追究罪责，超过限期查出将从重处罪。在这番严厉督责下，查缴禁书运动进入高潮，一直持续到四十七年（1782）。这一时段也是文字狱的高峰期。文字狱产生一批专项禁书（如王锡侯、尹嘉铨等人的著作），查缴运动又引出一批专案文字狱（如屈大均诗文案及徐述夔诗案等）。二者互相渗透，互相配合，一时风狂浪恶，浩劫无余。

四十八年（1783）以后，随着文字狱高潮的退去，查缴运动进入尾声，累计已有十多万部“违碍”书籍被毁灭。然而高宗仍不满足，他亲自动手，先后于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从“钦定”《四库全书》中查出李清《诸史异同录》、周亮工《读画录》等一批“违碍”书，传谕教训臣下不可松懈。五十三年五月，因安徽新近查缴了数十种禁书，又传谕责怪江苏、江西、浙江等省近期没有缴进禁书，训令督抚实心查办，务必“搜查净尽”。次年五月，高宗再次降谕申饬。五十八年十月，江西奏缴禁书10余种。这是各省历年奏缴的最后一批，历时19年的查缴禁书运动至此告终。嘉庆初年，仁宗采纳大学士朱珪的建议，放宽书禁，一些禁书得以重见天日，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