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才华引案|乾隆时期文字狱揭秘

在乾隆文字狱的天罗地网中，有相当多的案件是因事主自行投献诗文著作而引起的。这些人多为不得志的士人（个别事件是下层官吏），所献文字大都是炫耀才华、表现忠忱，不过想借以传扬名声邀获恩赏，结果都成为自投罗网的可怜虫。

王肇基献诗联案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原籍直隶平乡流寓山西介休的穷书生王肇基，乘万寿节（皇太后生辰）之机向汾州府同知衙门投献祝寿诗与联。据说诗、联虽然字句鄙俗，尚有颂圣之意，而所附《叙后》却“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谤毁圣贤，肆其狂吠，悖谬已极”（据山西巡抚阿思哈奏折，见《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王肇基当即被捕，供称：

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谤讪，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

话说得明明白白，办案大吏阿思哈却当作“呓语”，上奏说王肇基“类似疯颠”。经过一再审讯、奏请，高宗传谕将王肇基“立毙杖下”，其母、妻押回直隶原籍交地方官安插。

“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王肇基的自白道出了像他这种处境的万千士人的共同心声。这类人求仕表忠的方式也差不多，都是投书论事，出谋献策，不少是妄议论，瞎操心，最终自取咎殃。

刘震宇献策案　十八年（1793）十月，江西金溪县学附生、七十多岁的刘震宇，在长沙向湖南布政使周人骥投献所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请求转呈御览。所谓“新策”，其实是抄袭陈言，多属迂阔难行之事，甚至与当时制度有冲突。诸如批评朱熹注经错谬，请撤贬“关圣帝君”（关羽）的封号祀典，请改变冠服形制等。但决不是什么“悖逆”，相反，书中各条多有颂圣词句。十多年前，刘震宇曾向当时的江西巡抚塞楞额呈献此书，得到塞楞额批示嘉奖，于是刻印出卖。这次他携书到湖南，看见缉捕湖北“匪首”马朝柱的告示，想起书中有清查户口等策条，便冒昧呈书，声称书中有缉捕马朝柱的妙计（即清查户口等项），没有料到反而被拘捕。湖南巡抚范时绶奏报案情，拟照“生员违制建言”的律条把犯人解回原籍黜革、杖责，交地方永远禁锢（剥夺仕进权利）。高宗硃批责斥范时绶“所办不知大义”，后传谕将范时绶“交部严加议处”。刘震宇最终以“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的罪名被解回江西处斩，所呈书连板片一并烧毁。高宗在谕旨中痛斥已故塞楞额“丧心已极”，声称：“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十一月十八日《上谕》）

刘德照献字帖案　刘德照原籍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流寓山东濮州（今范县西南），因生计断绝而想入非非，从迷信书上抄了些关于五行生克的词句，写成一分字帖，题为《春秋建论词》。他自以为独得之秘，不甘埋没，于二十一年（1756）春携帖赴京师呈献，希望得些赏银。行至德州被捕役拿获，搜出字帖，署山东巡抚白钟山以“似类疯狂”案上奏。接着又在刘德照原籍搜出“悖逆”字帖，有“兴明兴汉”、“削发拧绳”等语，直隶总督方观承当逆案上奏。高宗传谕应照“大逆”律定拟治罪，不得视为“疯狂”杖毙了事。五月，刘德照被凌迟处死，家属缘坐。

邓文亮呈递诗文案　二十九年（1764）三月，福建学政纪昀按临延平府主持岁试。永安县童生邓文亮阑入试院，向纪昀呈递所著《戒淫说》、《戒暴文》及诗，《戒暴文》妄称梦见雍正帝向他颁授缉拿湖北“匪首”马朝柱的机密。邓文亮年过四十尚未入学，想通过此举获得纪昀赏识，能有个秀才前程，不料当场被捕。福建巡抚定长上奏，据“诈传诏旨”律拟斩立决。高宗硃批无驳改。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李超海是江南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宁国府武学生员。三十四年（1769）四月，李超海向安徽学政德风出具呈文，请求考试武生时拔取他，并献上所著《武生立品集》书稿。李超海因历次乡试不中，牢骚满腹，溢于言表，书中《文武全材论》、《文武并重论》、《储材策》、《防海策》、《酒友铭》等篇都有“狂悖”词句。如云：“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为甚”；“重为君重，轻为君轻，若何文重武轻”；“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心”及“大明进士”等。德风从书中检出这类言词，当即褫革其衣顶，奏报朝廷。高宗谕令从严查处。巡抚富尼汉接着两次奏报搜查犯人之家等情形，依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律例定拟，高宗硃批无驳改。

严投呈奏折案　四十一年（1776）七月，寓居京师的山西高平人严，到大学士舒赫德府宅投呈书信和一件奏折。奏折指斥贪官污吏，并请册立皇后，书信请求舒赫德转呈这件奏折。严在都察院做过书吏，役满留京在一家旅店当账房。除奏折外，他还写了一封《呈四阿哥启》（“四阿哥”即皇四子），因故未投呈。舒赫德接到呈件，当即拘禁严，并派人搜查他的寓所，缴获奏折底稿和《呈四阿哥启》。

请立皇后的来由是这样的：四年前高宗第四次南巡，在杭州不知何故与孝贤皇后反目，皇后赌气剪发，被单独送回京师。次年皇后身殁，高宗传旨以皇贵妃丧仪办理后事，并发愿不再立后，民间对此事颇有附会议论。严耳闻其事，便打起了献言求名的主意。奏折说皇上年过五旬，皇后是为皇上身体着想而故意挺触剪发，以躲避皇上的宠爱。他请求高宗颁诏旨表彰故后，并议立新后。

审讯中，严供称家遭不幸，妻子儿女都死了，自身又患病，“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妄为人了……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颁诏，就可以留名不朽”（《清代文字狱档》第三辑）。《呈四阿哥启》也谈皇后事，作者请四阿哥劝皇上颁恩诏、立正宫。呈启写好后不巧被风吹落在墨砚上，沾了墨迹，严觉得不吉利，便搁下未投。

由于所议之事涉及宫闱，远在承德避暑山庄消夏的高宗闻奏非常重视，一再传谕指示办案机宜。承办人员对严严刑逼供，拘讯严在京所结识者及原籍亲属，追查传闻的来源，最后照“大逆”律定拟：严凌迟处死，亲属缘坐。高宗命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乾隆四十一年还有一小案，广东童生梁晓善上表，请求恢复均田制，被治罪。

刘翱献《供状》案　四十三年（1778）五月，86岁的湖南安化人刘翱在长沙向巡抚颜希深呈献一册《供状》。刘翱粗通文字，《供状》是其早年所撰，书中捏造圣祖颁给陈鹏年的谕旨（可能是得自传闻），又称颂世宗继位之正，指斥曾静、吕留良等。他自以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数十年间一再向官府投献此书而遭拒绝。这次听说朝廷征集遗书，便不辞年迈亲赴省城投献。他还在书末添写了几句话，有云：“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愿发部律拟重罪甘心”。

颜希深拘审刘翱，问到献书动机，刘翱供称：“当年呈递，原有邀恩妄念。如今衰迈，并无他望。因编集是书曾费数年心力，其中或有可采，亦未可定，不甘埋没”（《清代文字狱档》第四辑）。颜希深本已奉命调京为兵部侍郎，因新任巡抚李湖尚未到职，一时承办此案似乎不够细心。他查出《供状》中的“悖逆”文字，却未拟对刘翱如何处罪。且委派属官往刘家搜查，未注意选择合适之人。为此，高宗传谕申饬。李湖到任后谨遵高宗旨意办理，最后依照“妄布邪言，为首”律条拟刘翱斩立决，高宗硃批无驳改（先曾传谕将刘翱发遣乌鲁木齐等处）。此案创文字狱事主高龄纪录。

王大蕃投呈奏疏案　四十四年（1779）春夏间，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王大蕃在江西南昌谋生无着，想起同乡程景伊在朝为协办大学士，便打起攀援的主意。他想直接写信自陈，又觉得非亲非故人家不会理睬，于是拟了一件奏疏，疏中随意编造贪官虐民情形，以及征粮、关税、考试等方面的弊端，写信求程景伊转奏。他以为这样做不但攀援有借口，而且有可能获得程景伊赏识甚至皇上青睐。书信和奏疏写好后，如何送达远在京师的程景伊却又成了问题。王大蕃自己经济上捉襟见肘，当然去不成京师。幸亏他消息灵通主意多，知道翰林院修撰戴衢亨家在南昌，便给戴衢亨写了一封信，求他转达。这年六月，王大蕃托人到戴府投呈二书一疏，请求戴家寄达在京的戴修撰。戴家当即报官，王大蕃被捕。初审后，巡抚郝硕上奏案情。后经反复审讯、多方调查，布政使秦雄飞于八月上奏详细案情，比照“假以建言为由，将暧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案例，加重一等治罪，发遣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高宗硃批及刑部复核无异词，王大蕃被如拟发遣。他在伊犁受不了苦，不久潜逃，高宗命有司通缉。

吴英呈献《时务策》案　四十五年（1780）七月初五日，在广西省城桂林的大街上，本省平南县60岁的生员吴英拦住布政使朱椿的大轿，呈献《时务策》一篇，请求代为上奏。策中详细列述弊政，提出五条针对性的建议：蠲免钱粮；添设社仓、义仓；免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其中第一条有两处文字犯高宗御名，且有“狂悖”语句，如称朝廷减免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吴英自己不觉察，当官的看出来了，于是把他下在狱中，家属十多人也解到省城受审。最后，广西巡抚姚成烈当作“大逆”案上奏，拟刑如下：吴英凌迟处死；其二子一弟一侄斩立决；妇幼配给功臣家为奴。九月，高宗硃批无驳改。

艾家鉴试卷写条陈案　艾家鉴是湖北鹤峰人，宜昌府学附生。四十五年（1780）八月参加本省乡试，临场头晕，作不成文章，心想与其交白卷被人耻笑，不如在试卷上写分条陈让主考转奏，或许能博取声名。他原先常在衙门帮书办缮写文册，知道一些公事、禁约之类，于是就地方事务写了几条建议：鹤峰州学进学名额原为8名，请增加4名；州城兵营口粮原由荆州北路运抵，请改南路；州属每年征缴黄柏税银14两，请免征。此外，拼凑了一些关于衙门弊端的笼统话头。条陈开头还编了四句诗云：

妄求名誉赴科场，忽忆弊端敢缕扬？

下顾今朝枉到此，惟祈百姓颂君王。

试卷上写条陈已属严重犯规，偏偏文字又缺少检点，如遇“君父”字样没有另起一行抬写；引用《孟子》有“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之句（“使是”是假设词，全句有“谤讪”之嫌）；述时弊有“奸险沐减等之德”等语句。案发后，湖北巡抚郑大进当作文字“悖谬”案上奏，高宗命严审定拟。经进一步审理，郑大进于十一月再度上奏，比附“蓦越告机密重事不实，发遥远充军”律条，拟艾家鉴发遣乌鲁木齐充军。十二月，高宗碌批无驳改。

以上十案大多是议政致祸，事主虽抱有个人目的，其行为本身近似忠谏。

俗士小民炫耀才学、邀恩求赏的另一方式是呈献歌功颂德的诗文，这方面也有弄巧成拙、求福得祸的事例。

章知邺献诗案　二十二年（1757）二月，高宗第二次南巡抵达浙江。临海县学训导章知邺并无诗才，却要向天子呈献诗册，被学政窦光鼐制止。章知邺不甘心，要叩阍献诗，窦光鼐遂奏上其事。于是高宗命章知邺赴宫门考试，结果当场出丑，所赋之诗十分鄙劣，而又上呈文表示愿意从军效力西陲。高宗不能容忍，把他革职充军辟展（今新疆鄯善）。章知邺在戍地作笔记“妄为悖逆语”，妄图借以诬陷窦光鼐，最终被诛。时为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

王献书案　王珣是直隶盐山（今河北盐山）人，回族，家有祖传围屏十幅，上写王勃《滕王阁序》全文（内有“非无圣主”一句，案发后引起特别注意）。又有对联一副，上写“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围屏字幅和对联都是扶乩所得，以其出于“乩仙”之笔，王珣视为奇货，想拿它发一注财。据说当年“乩仙”还写过“王珣是颜回转世，纪昀是子贡转世”的话，纪昀是献县大名士，在翰林院做官，于是王珣便打纪昀的主意。他两次派人把“神书”（围屏字幅）和“神联”送达献县纪家，无奈纪家不赏脸，两次都拒之于门外。王珣无计可施。既而琢磨“神联”字句，觉得可以用来颂扬当今世道隆盛和皇帝孝友，决计拿去进献。他为此编了4本小册子，叙述“神书”、“神联”的来历，并“申明《四书》大义”，认为历史上的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都不对，臣子应该安守本分，即使断头也不该接受君位。为了讨好清帝，他把所引《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句中“夷狄”二字用同音字“义帝”来代替。

三十九年（1774）春夏间，王珣先后使其兄王琦把4本小册子和“神联”抄件呈送本县训导诸葛移、沧州学正许江龄、韩村外委把总张仁德，求他们上转，均遭拒绝。千总张成德过访张仁德，顺便把这些文字带给守备尹延龙，尹未受。王珣不死心，让王琦进京投献。同年九月，王琦挟书、联入京，找了一座大官宅第投呈。宅主户部侍郎金简上奏，一场钦案由此引发。官府拘捕了王珣兄弟及诸葛移等有关人员，审问明白后，大学士于敏中等承办大吏认定王珣“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希图哄骗银钱，甚至敢于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尤为丧心病狂，照“造作妖书”律定拟上奏：王珣斩立决，王琦发遣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盐山知县陈洪书坐溺职之咎革职，张仁德、张成德各杖80，诸葛移等未见其书免议。十一月，高宗传旨如拟执行。

智天豹献《万年历》案　直隶高邑（今河北高邑）人智天豹行医萧条，萌生著书贡谀以求富贵的念头。于是编造《本朝万年历》一部，预拟年号30余个，意在颂扬清朝国祚长久，将超过号称800年之久的周朝。书中把乾隆一朝年限定为57年，因无知，所撰文字又犯庙讳、御名。他没有想到这部书会招致什么后果，一心想进献，并欺骗徒弟张九霄，说是在山上采药遇“老主”（顺治帝）显圣传授的。

四十四年（1779）四月，智天豹打听到高宗将谒祭西陵（在今河北易县），便让张九霄背负《万年历》在御道旁守候，伺机拦驾呈献。不料大驾未到张九霄就被吏役拿获，智天豹随即被捕。这件钦案经过一套司法程序，智天豹被拟凌迟处死，张九霄拟斩立决。高宗故作姿态，颁谕说智天豹诅咒他（预拟在位57年即享寿只有82岁），他不介意，可以不治罪，但妄拟年号，不避庙讳及捏造先帝显圣谎言等罪不可不问，命将智天豹改为斩立决，张九霄斩监候、秋后处决。(www.xing528.com)

与怨谤致祸事件一样，这类求名求利而致祸的文字狱，也有疯人、半疯人的悲剧。

刘裕后献《大江滂》案　刘裕后是山西兴县人，行医为业。其父为黄河筏工，乾隆初年不幸溺死，连尸首也没有找到。刘裕后以丧父之痛昼夜哭泣，遂成疯症，十多年来时发时止。其间写成《大江滂》一书以寄托哀思表现孝诚，书名取义为：先父身沉大江，孝子泪雨滂沱。二十年（1755）五月，刘裕后行医至山西保德州，适逢山西学政蒋元益按临主试，便闯入试院投呈《大江滂》写本计16册。他以为书能转奏，自己将孝名远扬，甚至可能获得意外恩赏，不料当场被当作罪犯拿获。

经检查，书中尽是荒诞不经、莫名其妙的词句，“悖谬尤甚”的有126处。例如自比圣贤仙佛，称颂父祖至于僭拟帝王，以及讥刺朝廷等。山西巡抚恒文奏请将刘裕后杖毙于市，高宗硃批无驳改。

徐鼎试卷写表文案　徐鼎是浙江临安县学生员，数十年科场失利使他精神极度抑郁，经常神思恍惚，梦神梦鬼。三十三年（1768）八月，50岁的徐鼎应浙江乡试。他无意按试题作文章，却把事先作好的一篇《平缅表》默写在试卷上，然后在考场上自缢，经抢救脱险，移交审讯。据徐鼎招供，临试前夜他睡在号房内，听见有人呵斥他，不许他在场内作文；又见一个“大胡子”把帘子揭起，眨眼不见。受此惊吓，他想寻死，又觉得死得没有名目。三月间，他见抄报上有征剿“缅匪”的消息，曾作过一篇《平缅表》打算进呈，心想何不将这篇表文默写出来，这样死后也有名声，于是发生上文那一幕。幸亏《平缅表》都是歌功颂德词句，不致惹祸。但徐鼎还是被当作严重犯规拟处杖一百，革去生员资格。浙江巡抚永德上奏请示，高宗硃批无驳改。

冯起炎注经呈词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生员，本姓赵，早年丧父，生母改嫁冯家，他随母过门，改姓冯。生母、继父先后亡故，冯起炎孑然一身，教蒙馆度日，生计艰难，年已三十尚未婚娶，为此落下疯疯癫癫的症候。他看上了两个姨表妹，自知纳娶无望，于是异想天开，竟奢望皇帝替他做媒。他为此写了一篇长长的呈词，内容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易经》、《诗经》的问答，共30则。每则都假设皇帝“陛下”任意取《易经》一两句发问，然后由“臣”（冯起炎）任意取《诗经》若干章句作答。如第三组问答是这样的：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曰：“于以采蘩，于沼于。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下文引录同）

30则问答都是这种形式，混问浪答，牛头不对马嘴，简直是对儒家经典的莫大谑弄。

呈词的第二部分是对《易经》经文的解释，共14条，瞎说混解，不成名堂。以上两部分大概是用来显示才学，为第三部分开路的。第三部分才是全篇呈词的主脑，那真是一篇绝妙的“陈情表”。作者先叙述身世的不幸，然后话归本题云：

（臣）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冯起炎把以上呈词揣在身上，于四十八年（1783）正月入京伺机投呈。二月，高宗将往易县谒陵，冯起炎闻讯便赶赴车驾将要经过的长辛店一带守候，结果被官役拿获。四月结案，署直隶总督袁守侗在奏折中作如下断拟：高宗硃批无驳改。至此，又一个精神失常的穷书生结束了他的梦想。

查冯起炎以婚姻细故私写呈词，欲于仪仗前呈递，实属蚩妄不法。其图娶人女虽系迹类痴迷，而语言尚属清楚，又安知非色令智昏肆其狂吠？自未便稍为宽贷。且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从王肇基到冯起炎，从神智正常的人到精神失常乃至十足疯癫的人，从有一点功名前程的底层士人到与功名无缘的小民百姓，只因为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便想投机取巧搏名攫利占便宜，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鲁迅先生以主奴之间的“隔膜”来解释此类事件（其说详《且介亭杂文·隔膜》），所论发人深省。然而义犹未尽，诸如科举的陷溺、名利的诱惑等，都是大有关系的，值得注意。

乾隆文字狱除上述5大类别外，还有一些难以归类的琐杂案件。例如：

二十二年（1757），山东德州生员杨淮震因呈献一部抄来的《霹雳神策》，被官府拘讯黜革。杨淮震身患疯癫症，《霹雳神策》是一部传授炮火制造技术的书。

三十年（1765），湖南桂阳州生员张明炫因事具呈控告族人，呈文内有“狂诞”绝句一首云：

燕语莺歌噪上林，鸱鹗不许叶元音。

东征破斧如操手，尽斩群狐表赤心。

张明炫坐此发遣伊犁当苦差。

三十三年（1768），湖北荆门州生员王道定因所著诗集《汗漫游草》“字义隐跃诧异，不知所指”，在旅途被搜缴后拟杖100，流3000里。

四十七年（1782），广东崖州回民海富润因携带回教经书多种，其中汉译本“语多狂悖荒唐”，被官府查获据以定罪，高宗命“无庸办理”。

诸如此类，难为乾隆君臣掇拾处置。乾隆文字狱大小百余事件，事主绝大多数是无名之辈。这反映了文祸史上一大变化：以乾隆文字狱为主体的清代文字狱，主要对付不在位的下层文人书生，而清代以前的文字狱则主要对付在位的中上层士大夫。换句话说，清代以前的文字狱主要充当政治斗争的利刃，清代文字狱则主要充当思想清剿的凶器。

文字狱“靶位”的下移和用途的变更，表明思想专制的强化，表明清朝统治者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中上层士大夫的思想灵魂，进而全力清剿社会底层不利于其专制独裁的思想言论。至此，文字狱暴政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注释】

①据周仲超、胡伍戎《新建人杰地灵纪盛》（收入王咨臣主编《新建文献五种》新风楼刊本1998年12月）云：胡中藻因所著咏兰诗有句云：“不知何处移来种，枉占中华一段春”清廷疑其谤己，兴狱，致腰斩。

②即孔雀尾羽，通称花翎，依花晕多寡从单眼至五眼不等，眼数越多越珍贵。另有一种蓝翎，系鹃鸡尾羽。清朝仪制，大体满人任御前、宫禁、京师武职，五品以上者冠戴花翎，六品以下戴蓝翎。汉族大吏有军功者偶尔获赐花翎，此类事实多见于咸、同以下。乾隆中，直隶总督方观承乞赐花翎，高宗如乞赐予，为早期特例。

③据《清代文字狱档》第四辑，此案经郝硕审结，拟定各犯人应处之刑，上奏高宗定夺。二月十四日奉高宗批：“三法司核拟速奏”，再无下文。《清代文字狱档》中所录案件，结局与此案相类似者甚多。据各案情况推断，督抚最后上奏审结定拟情形，高宗批若无驳改，则意味着赞同所拟。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奉旨审核，一般不会有驳改。也就是说，凡高宗在督抚奏折上批“法司核拟速奏”无驳改者，可以认为最终如拟执行。下文所叙各案结末为“高宗批无驳改”者，均可作如是观。

④据《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曾向挚虞询问三月初三日“曲水流觞”仪式的来由，挚虞作答毕，束皙进语有云：“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程明文用典当据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