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文字狱，妖言案真相浮出

这里说的“妖言”，指与天道、世运、帝王、鬼神、邪教有关的谣言谶语之类。历史上谋反者或邪教首领常用“妖言”号召徒众，但编造“妖言”者未必都有谋反或倡立邪教的意图。导致文字狱的“妖言”都与谋反或邪教无关，否则就不是“妖言”案而是谋反案或邪教案（如元中统三年王演等以妖言诛，实为自称“金紫王”，私署“宰相”、“驸马”等；乾隆十一年七月，四川大乘教首领刘奇以制造“逆书”被磔于市）。

乾隆文字狱中有相当一部分事件是“妖言”案，最早的一件发生在乾隆十八年（1753），事主为丁文彬。

丁文彬编造“逆书”案　丁文彬是浙江上虞人，长期寓居松江。他读过几年书，略通文义，便想著书求名，抄袭陈言编凑成《文武纪》、《太公望传》，于乾隆十四年呈献按临松江的江南学政庄有恭。庄有恭看他形似乞丐，书稿开篇称“丁子日”，只当是疯人捣乱，掷弃其书，不予理会。此后，丁文彬把这两篇书稿增补改写为《洪范春秋》，书中以“天子”、“王帝”自居，并且大行“封赏”：父母封“王”、封“后”，兄、叔等人封“公”、封“太宰”，暗自恋慕过的一董姓女子封“妃”。丁文彬年幼时，叔祖丁芝田在山东做过教官，与孔府衍圣公某订交。丁文彬曾随这位叔祖在山东住过几日，终身不忘，由此想入非非。《洪范春秋》中妄称该衍圣公曾将其二女许配给他，于是分别封为“后”、“妃”，孔府其他人也被虚拟封予高官显爵。此外，丁文彬还自编《时宪书》，自拟国号“大明”（后改“大夏”），自设年号“天元”（后改“昭武”），自画钱币样式，自订冠婚丧葬制度等。总之，做皇帝的一套礼文仪制他几乎都具备了，只不过是纸上画饼而已。

十八年（1753）五月，38岁的丁文彬携带《洪范春秋》和《时宪书》等来到曲阜孔府，向素不相识的当代衍圣公孔昭焕献书攀亲。孔昭焕阅书大惊，呈报山东巡抚杨应琚。杨应琚逮讯丁文彬，照“大逆”律拟丁文彬凌迟处死，上奏朝廷。在第二道奏折中特地说明罪犯身体虚弱，随时可能死亡。高宗传谕令将丁文彬先行凌迟示众，“勿任瘐毙狱中，致使奸慝罔知惩戒”。于是，丁文彬不待定案则被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其亲属及看过“逆书”的王士照等多人分别判斩监候、杖、流等。江苏巡抚庄有恭被追论当年玩忽之罪，受罚俸处分。

丁文彬编造了一套酷似大逆谋反的“妖言”，但他实无谋反动机，也没有“惑众”行为，充其量不过是“妄想狂”而已。他早年父母双亡，依兄嫂居住江苏松江，兄嫂卖烧饼为生，他本人教过蒙馆，失馆后测字度日，年近40犹单身独居，穷愁潦倒而成疯癫，实为精神病（妄想症）患者。审问中他自称所著书都是“天帝”授意，与孔府攀亲也是奉“天帝”之旨，一派胡言乱语。

林志功编造“诸葛碑文”案　林志功是浙江常山人，中年丧妻亡子，孤苦悲戚而致疯癫，常向人诉说自己“如此忠孝行善，竟无人保荐做官”。他编造所谓“诸葛碑文”，常对人诵说。众人不知其所云，都不理会他。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月，林志功听说高宗南巡要到杭州，萌生见驾求官的念头。四月初他自家中出走，却又往居住邻邑江西玉山的妻父家去。到了玉山，他将携带的“碑文”投入知县饶晋均轿中，即时被捕。前一日，常山知县张又泰乘出差之便搜查了林家，获“碑文”底稿八纸。至此，派人从玉山押回林志功受审。审问中，林志功自称“碑文”词句是道教神仙“三茅君”口授得来的。五月，闽浙总督杨廷璋和浙江巡抚庄有恭联衔上奏，以林志功编造“碑文”“妄称诸葛，自比关王，情类妖言”，依据“造谶纬妖书，传用惑人不及众”律，拟将林志功解刑部发遣黑龙江宁古塔或吉林乌喇等处给与“披甲人”为奴；其叔父林鸿瑞虽不知情，也应依律治罪，因年老准其收赎。高宗硃批无驳改。

以上两案事主都是疯人。乾隆前期文字狱中这类疯人案特别多，二十八年（1763）又有以下3起。

林时元投呈字帖案　林时元是福建南安人，粗通文字，打柴为生，案发前一年开始患疯癫症。二十八年正月，福建巡抚定长乘轿路过南安，林时元把字帖2张包上瓦块投在轿前，即时被擒。经检查，字帖语无伦次，杂凑“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令公”、“林家府”、“第一军师”、“贤臣”、“龙翁”、“龙母”等词句。经审讯，定长认定为疯人，上奏称“该犯实系病发疯狂，并无为匪实迹”，拟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律，判斩立决。高宗得奏，对“实系病发疯狂”之说大为不满，唯恐办案者预先抱定“实系病疯”的成见，使犯人钻空子避重就轻，传谕训诫定长无论真假病疯俱应严加刑讯，明正其罪以儆效尤。三月，林时元在省城处斩。

刘三元编写“逆词”案　刘三元原籍湖南溆浦，后寓居湖北恩施。他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是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而下狱。一应亲属、乡邻等被拘讯，众人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癫。三月，湖北巡抚宋邦绥据以奏闻，受到高宗严厉训斥。《上谕》有云：“此等外吏文具相沿，竟成锢疾！殊不知此等重犯，不行尽法严惩，而徒以疯颠故套，欲使罪归一人，易于结案，以致逆恶之徒，不知儆惧，其贻害于风俗人心，何以底止？”于是督抚据“大逆”律拟刘三元凌迟处死，亲属缘坐。高宗裁决却又“法外施恩”，免其亲属缘坐。并通谕各省今后遇此类案件须据实奏闻，“候朕酌夺”，不得擅自认定为疯人案而致宽纵。

王宗训妄造“逆词”案　王宗训是湖南衡阳人，发疯多年，家人用铁链把他锁拘在宅。二十八年（1763）八月，王宗训挣脱锁链逃到广西想当和尚，被官府缉获。从他身上搜得红纸二张，上写“逆词”自称要做天下之主，有天神扶助，无须人助等。据招供，这些话是雁峰寺“掌能和尚”教给他的。吏役拘他到雁峰寺，王宗训却指佛殿内寿佛铜像为“掌能和尚”，说寿佛能掌天下之权，所以他给起名“掌能和尚”。广西巡抚冯钤确认其病疯，仍奏请照“大逆”律将王宗训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平日与之交往的僧人载能杖八十。高宗硃批无驳改。(www.xing528.com)

由于接连发生疯人案，湖南按察使五诺玺和吏部尚书陈宏谋先后奏请对疯人严加防范，以杜贻患。十月，高宗传谕表示赞同，令各省督抚如议执行。此后，这类疯人“妖言”案历久无闻，直到四十年（1775）才有如下一案。

王作梁“逆书”案　王作梁又名王坤治，江西南昌人，略通文墨，随兄王才宗在安徽安庆学做生意，认识当地商人金懋明，后得疯症被送回老家。这年三月，王作梁在家写了4封书信，作一包托人捎给金懋明。金懋明收信见背面写有“坤治元年”字样，惊惧万分，当即呈官。安徽巡抚裴宗锡据以上奏，高宗谕令江西巡抚海成捕讯犯人。海成遵谕办理完毕，因王作梁“书符写怪，妄称年号”，奏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兄王才宗缘坐斩立决，其余被“疯攀”者免议。最后得旨：王作梁如拟凌迟处死，王才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免议。

以下数起“妖言”案，事主或起意于诬陷，或起意于牟利，性质都不算严重。

杨锦编造“邪帖”案　杨锦是云南宾州（今广西宾阳）人，在本省弥渡做裁缝，与街邻王明因隙成仇，便设谋陷害王明胞兄王辅。当时缅甸“贵家”头目宫里雁聚众叛乱，焚杀孟连土司刀派春一家，被捕获，于二十七年（1762）十月处斩，传首示众。杨锦借此事编造“邪帖”，诬王辅“在石牛厂归顺‘鬼酋’宫里雁，授为领路先行官，聚集兵马”，央请不相识的傅超常将“邪帖”投呈当地汛防衙门。案发，杨锦被逮讯，真相大白。云南巡抚刘藻奏请据“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律，杨锦斩立决，傅超常杖80。高宗硃批无驳改。时为二十八年（1763）二月。

文韬传播谣词案　江西人文韬（府县属籍不明），算命卜卦为业。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的一天，文韬在其师父遗书中发现夹有一纸，上抄“十愁”词句。文韬因邻近地方人多疾病，便将其中“难过饥荒年”一句改为“难过鸡猴年”（当年和来年分别为甲申、乙酉年，即所谓“猴年”、“鸡年”），以此恐吓世人，好让病家请他祷禳，借机牟利。不料谣词经人传抄，越传越广，在贵州平越被官府究出谣源，文韬被逮讯（文韬似在贵州操业）。云贵总督刘藻等按“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律条，拟文韬斩监候、秋后处决，上奏朝廷。高宗硃批无驳改，又谕令贵州巡抚方世俊复奏。方世俊复核后上奏，认为谣词被30余人传抄，文韬之罪实与首造者无异，应按律处罪。时为三十年（1765）七月。

李浩刷卖《孔明碑记图》案　此案是一宗追查几句平常“妖言”和相关谣传的专案，案件性质并不严重，而所涉人多地广，头绪极为纷乱。其始末大要如下：

三十三年（1768）八月，浙江瑞安县拿获刷卖《惩匪安良图》、《结盟图》、《孔明碑记图》的李浩。李浩是福建闽县人，轿工。《安良图》和《结盟图》是两份图文相配的专题“号外”，传播福建漳浦县“逆犯”卢茂等人被官府镇压的新闻（“结盟”即指卢茂等人聚众结伙）。佚名编造者意在劝善惩恶，并无不法字句。唯同属新闻“号外”性质的《孔明碑记图》，其字句意思隐晦，近似“妖言”。经审讯，李浩供称他当年六月抬轿到泉州，见有人出卖《安良图》和《结盟图》印板，便买回家中自行刷卖以牟利。既而又从街邻王三哥那里得到一张抄来的《孔明碑记》，其实不过是“两两相争不见天”等五个“隐语妖言，多不可解”的俚句（另四句失载）。据王三哥听来的传闻，当年二月的一天，广东石城县“天竹山东山寺”经历一场暴风雨，造成山崩地裂，显出一块高2丈宽6尺的大石碑，碑上部有红字，下部即为《孔明碑记》。李浩将《孔明碑记》抄文配上碑形图案和人像，托工匠刻成印板，刷图与《安良图》、《结盟图》一同行卖。以上是李浩最初的供词，但后来他一再改供。

浙江巡抚永德据李浩初供上奏，高宗谕令浙、闽、粤三省督抚从严追查、审讯。于是督抚们纷纷行动，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拘讯了众多受攀连者。广东当局查明并无“天竹山”、“东山寺”地名，更无暴风雨诱发山崩碑现之事。浙、闽当局经过一再审讯和质对，确认李浩初供为伪，事实是李浩在福州大街上买得《安良图》一张，托工匠刻板自行刷卖；在连江用《安良图》换得别人发卖的《结盟图》一张；七月，在福鼎用《安良图》又换得《孔明碑记》一张，遂请工匠将《结盟图》、《孔明碑记》（配图）刻成印板，刷印出售。

案情真相大白，与三图有关的传抄、刻字、刷卖、购藏人犯解浙受审。当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永德和闽浙总督崔应阶先后上奏案情。十二月，高宗据永德建议，谕令李浩等一干人犯押回福建受审，要求“务令水落石出，毋致稍有疑窦”。由于资料不全，此案最后结局即李浩等人的处置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