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谤案：三千年文祸与人告讦的悲剧

文人失意，每多牢骚，形诸文字便成祸胎。但发案得祸与否，还须看个人“运气”，有的祸案就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有如下案。

朱思藻《吊时文》案　乾隆二十年（1755）夏秋间，江苏常熟一带闹风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常熟文士朱思藻贫无聊赖，心想这场灾害地方官未必如实上报，赈灾也许没有指望，于是摘取《四书》中的一些词句，如“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之类，添加一些话，凑成一篇八股文，题为“吊时”，借以排遣伤时之情。他自鸣得意，觉得写了一篇好文章，向来访的亲戚张世美夸诵。张世美半通不通，只当是奇文，便把它带回家中叫儿子抄了一份，随手塞在身上。张世美外出讨债，误将抄文连同债约一起付出，结果落在监生景如梓手中。居心不良的景如梓竟到官府出首，于是朱思藻被逮下狱。

次年正月，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联衔上奏，以“悔慢圣言，鸱张讪谤”的罪名拟朱思藻处斩，张世美重责四十板，枷号两个月，其余有关联者也予责罚。高宗硃批无驳改。

朱思藻是因人告讦而意外得祸，以下3案则是事主自投罗网。其人为厄运所迫，怨愤成狂，或纯属疯癫。

李雍和呈词案　江西泰和县童生李雍和，原名李必亨，读书无成而又不守本分，被亲邻鄙视。乾隆十七年（1752），他独自往四川寻找家中一逃亡仆人，在蜀地盘缠用尽，困境中算命捱日乃至乞讨，受尽凌辱。他到处投诉求助，张贴呈词向各界告哀乞怜，被人当成疯汉。最后被当地官府递解回籍，沿路受尽折磨。回乡后李必亨仍到处投递和张贴呈词，诉苦乞怜，仍无人怜悯他。李必亨由绝望而狂愤，胡乱写成一篇“逆词”，责怨上天，责怨孔子，责怨高宗，以“尔”、“汝”称呼当朝皇帝。

二十六年（1761）六月，江西学政谢溶生按临吉安府考试生童。李必亨改名李雍和应试，乘机把诉苦的呈词和怨天尤人的“逆词”偷偷塞入学政行李中。谢溶生回省后发现“逆词”，火速命吉安府捉拿李雍和解省。李雍和解到经初步审讯后，署江西巡抚汤聘将案情上奏朝廷。高宗得奏，传谕四川总督开泰和汤聘、谢溶生，质问李雍和以往呈递“逆词”之事缘何不查明上报。三臣奏复实无其事。最后汤聘上奏，依据“大逆”律拟李雍和凌迟处死，枭首示众；胞弟李大有缘坐，斩立决；李雍和妻及年幼子侄解刑部，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十月，高宗传旨照准，只改动一条：李大有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王寂元呈词案　王寂元原名王献璧，甘肃成县人，读书无成改学医，又做过和尚，法名寂元，遂称王寂元。他身患疯癫之症，时好时发，经常捏造神佛下凡的妄言以诓骗钱财。二十六年（1761）九月，陕西学政钟兰枝到甘肃阶州考试生童。王寂元闻讯，编造了一份后来被指为“肆其狂吠，恣意谤讪”的“逆词”，其“大逆”程度之严重，使后来办案的官吏都不敢抄录引用，无从知其字句。钟兰枝路过成县，将入公馆落宿时，预先隐伏路旁的王寂元冷不防将“逆词”投入他乘坐的大轿，然后借夜色掩护逃之夭夭。王寂元在“逆词”中直署己名，官府没有费多大工夫便把他缉拿归案。审讯中，王寂元供称做这件事时疯病发作，身不由己。官府不由他分说，径依“大逆”律定拟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家属缘坐。十二月，陕甘总督杨应琚与甘肃巡抚明德联衔上奏，高宗硃批无驳改。

柴世进呈词案　柴世进是江苏山阳（今淮安）船工，家庭连遭不幸：妻亡，子溺水死，本人思子成疯，时发时止。三十三年（1768）正月，柴世进疯病发作，手持红纸包闯入两淮盐运使衙门，当即被吏役拿获。经检查，纸包内有字纸九张，都写满“逆词”，甚至有“大逆不道”字句。接着，在他住过的地方和他弟弟柴世禄家中搜得同类字纸。原来，这些字纸上的“逆词”都是柴世进从小说书上胡乱摘抄来的。明明是疯子瞎闹，江苏巡抚明德却郑重上奏，题为：“为拿获造作逆词人犯，请旨亟正典刑，以彰国宪，以快人心事”。高宗接到奏报，硃批命法司核拟速奏。及看过“逆词”材料后，认为不值得上报复审，传谕命就地杖毙。就地杖毙是乾隆文字狱中最简易直接的死刑，仅施于疯子之类案犯，然而仍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断决。

以上数案的事主非疯即狂，在读书人中所占比例毕竟不大。读书人的本色是读书，泄愤抒慨常不离书本，譬如从书本上摘抄些词句，或作点批言跋语之类，写过即罢，决不会拿去投献。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旦因事发露，噬脐何及。乾隆文字狱中就有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魏塾抄批《徙戎论》案　《徙戎论》是西晋文士江统所著，大意评述历史上汉族王朝对待非汉民族的政策及其利弊得失，劝晋惠帝把陕甘等地的羌人和氐人（即所谓“五部之民”）迁徙于西北边远地区，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以实现晋王朝的长治久安。

山东寿光人魏塾读《晋书·江统传》，对传中载录的《徙戎论》发生兴趣，便把它另纸抄出，并在抄文末尾加了一段百来字的批语：(www.xing528.com)

思意深长，处分周密，文章、经济兼而有之。独奈晋惠既不能用，一时在朝诸臣俱是驽才猪眼，亦无有看到百年之后起而赞成之者，遂酿成五胡之灾。悲夫！虽然，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盖亦有天命存焉。且惟豪杰之士所见方同，在朝之臣无赞成之者，江统之外无豪杰也。然岂独晋朝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后绪矣。

乾隆二十二年，南疆回部伊斯兰教首领大、小“和卓木”布那尼敦与霍集占倡众叛乱（后被清军平灭），所谓“后绪”指的就是这一事件。魏塾大概为人不厚道，为了讹诈竟作呈词诬告妻兄拐卖其妻，唆使别人拿呈词去出首。寿光知县审出实情，拘捕魏塾，在魏家意外搜出禁书《澹园续集》（明人焦竑著）和抄批《徙戎论》的字纸。魏塾批语不过是对时事发一点感慨，山东巡抚国泰上奏却认为是对当今盛世的诽谤，照“大逆”律拟凌迟处死，家属从坐拟斩立决等，朝臣审核无异词。四十五年（1780）四月，正在南巡途中的高宗传旨命魏塾改为斩立决，家属改斩监候。

程明“悖逆文词”案　程明禋是湖北孝感生员，多次乡试不中，在河南桐柏县教书为业。乾隆四十五年（1780）回籍乡试又不中，仍返桐柏，牢骚满腹。次年二月的一天，偶读《后汉书·赵壹传》，传中所录传主《刺世嫉邪赋》激起他的强烈共鸣。他从中摘抄“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等句，密加圈点，并作批语云：“古今同慨！”

三月，当地富商郑友清做寿，其戚友请程明禋代作祝寿文。程明禋作文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捧河中之剑，似为添筹”等句。郑友清原籍湖北，发家在河南，故有“绍芳声”二句。又因其三月出生，故用秦昭王上巳（三月初三日）置酒河曲的典故④，而有“河中之剑”句。郑友清看过寿文，觉得这几句不合适，便用红纸条贴去。程明禋师徒为此大不满，认为郑友清没有资格删节秀才文章。程徒路遇郑友清之侄郑万青，遂将郑万青扯住辱骂殴打一顿。程徒杨殿才等人还编造俚诗粘贴街市，嘲讽郑友清。郑友清一向与程明禋之友曹文邠结怨，怀疑俚诗是程明禋唆使曹文邠所为，便向县学教谕控告曹、程。曹文邠被教谕传讯笞责，冤愤难抑，径赴省城向学政控告教谕克扣廪禄等事状。学政呈报巡抚富勒浑，富勒浑认为曹、程都不是安分士人，于是逮讯二人。结果在曹文邠家搜获不避庙讳的《文昌录》和扶鸾符咒等涉嫌谋反之物（后查明系别人寄存），在程明禋家搜获禁书《留青新集》（清初陈枚编，三十卷，收辑明清之际人尺牍、应用文之类）和摘批《刺世嫉邪赋》的字纸。

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和次年四月，富勒浑先后上奏程明禋文词“狂诞”、“悖逆”和二人私藏禁书之罪，据“大逆”律拟程明禋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曹文邠、杨殿才等各依律定罪拟刑。四十七年五月，高宗传谕认为程明禋所作寿文和批语“不过文理不通。滥用恶套，与公然造作悖逆语者有间”，而其师徒“此等党同恶习，实启师生门户之渐，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程明禋之罪实在于此”。命将程明禋改为斩立决，家属宽免。杨殿才等参与滋事的门徒被革去衣顶，决杖；曹文邠杖100，徒2年。

李一、乔廷英互讦案　这宗互相告讦的文字狱发生在河南登封县。当地生员李一因科场失利，愤懑日增，年老教书失业，益发狂愤。他自号半痴先生，所作诗文充满“狂悖”字句。如《半痴解》和《糊涂词》有“天痴地痴”、“天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之语；《游卢岩寺记》有“吾得尺寸之柄”语；《民为贵篇》有“任官之刻剥其民，不许民之讦告其官”等语。李一将这些得意文章自抄一份，原稿赠送同乡好友乔廷英。乔廷英大为赞赏，将文稿妥善收藏。李一之子李从先外出归来，看见父亲的狂愤文字，力劝烧毁。于是李一从乔家要回原稿，连同抄录稿一并烧毁。他没有细心检查索还的文稿，不知乔廷英尚保留一部分，更不知索还的部分也被乔廷英抄录。

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李从先与人争秤行兴讼，指控乔廷英从中挑唆，从此与乔家结仇。乔廷英遂出首李一的“狂悖”文字，致李一下狱。李一以牙还牙，指控乔廷英有“悖逆”诗。乔廷英也下狱，官府从其家搜获诗稿，内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诗句，还搜获禁书《雉园存稿》（明人傅梅著）。次年二月，河南巡抚李世杰依“大逆”律定拟奏请：李一、乔廷英二人凌迟处死，两家亲属从坐。三月，高宗硃批无驳改。

贺世盛《笃国策》案　贺世盛是湖南耒阳人，案发之年69岁，科举功名是县学增生。由于一生科场不利，贺世盛养成怪僻性格，一向与亲族乡党合不来，晚年索性离家独居宗祠，替人写状子糊口。抑郁无聊之中，他写了一部未完稿的《笃国策》，书中议论朝政，指斥当道，强烈抨击选官捐纳之制，认为这种卖官制度妨碍了科举正途，书中还批评高宗拒谏。贺世盛自称写这部书稿是为了“笃厚国本”，故称“笃国策”，打算完稿后进京呈献，觊求恩赏。

五十三年（1788）六月，贺世盛因代人作状被拿。官府在其住处意外搜获《笃国策》稿，发现“其显然悖逆肆行狂吠者不一而足”。七月，湖南巡抚浦霖上奏，据“大逆”律拟贺世盛凌迟处死，亲属从坐。高宗硃批命大学士、九卿会同法司核拟，诸臣核拟无异词。高宗最后裁决，认为贺世盛的“妄议”是由于误信谣传，情有可原，命从宽改为斩立决。其子贺家瑞系生员，曾屡次跪劝父亲烧毁“逆书”，其余子侄均不识字，又不知情，高宗命一概免坐。这是《清代文字狱档》中乾隆时代的最后一案。其时高宗办文字狱的狂热逐渐消退，故处置明显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