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悖讪谤案与文字狱-三千年文祸（第3版）

封建专制制度的万恶之一，是在文字使用方面设立禁区。如已故皇帝的庙讳和在位皇帝的御名字样，臣民必须按规定变改回避，不得直接使用，否则就要治罪。此外还有许多“御用”词语，如“皇”、“王”、“龙”、“圣”、“乾坤”、“社稷”之类，臣民倘若滥用，就很可能被加上“僭妄”、“狂悖”的罪名而罹无妄之灾。

避讳的礼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陈垣《史讳举例·序》）。对避讳范围的规定及犯讳的治罪，各朝各帝宽严不一。唐宋以下大体宋代最严密，辽、金、元甚宽，明亦不密。清又趋严，而乾隆朝最严，道光以下渐宽。乾隆朝产生过典型的犯讳大案《字贯》案（当然纯属冤案），再如以下二案。

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　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河南巡抚郑大进缴获本省祥符（今开封）县人刘峨刷印出卖的《圣讳实录》及所用板片，刘峨及有关人员被捕。郑大进明知这件印刷品是提醒人们敬避圣讳并传授避讳方法的，却因篇内出现了“依本字正体写刻”的庙讳与御名，便当作“逆案”上奏。郑大进鉴于上年《字贯》案中海成的教训而有此举，而高宗竟也认为与《字贯》案无异，严令彻底追查编写之人。并将《圣讳实录》列为专项禁书，传谕各省督抚一体查缴。结果编写之人迄未查出，刷卖者刘峨及经手买卖板片的李伯行等人被处斩，罪名比附“大逆案内知情隐藏者”。

僧明学注解经卷案　这是一桩比较特殊的犯讳案。先是僧人心光编造经卷二种，即《镇坛大悲法水》和《南泉秘旨便览》。书内编有“天皇”、“地皇”、“人皇”三符，说分别主管星宿、天地、人丁。乾隆初年，游方僧明学拜心光为师，继承了这两部经卷。因纸本破烂，明学使徒孙续先重抄一份，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注明“人皇”就是当今皇帝“赵弘历”。他不知道清朝皇帝的姓氏，以为皇帝的姓理所当然是《百家姓》上第一姓。后来明学的徒弟慧定把经卷新本誊抄了一份，抄本被同类昙亮窃去。昙亮挟经卷行至江西莲花厅，被官府查获，犯讳“悖逆”发露。

经过上奏、批复等程序，这件“逆案”结局如下：明学、慧定凌迟处死，已故续先戮尸，昙亮处斩；僧露斯、述唐等人从坐，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时为四十六年（1781）。

以下二案犯讳之外别有情由。

阎大镛《俣俣集》案　二十六年（1761），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因抗粮拒差被捕，招供20多年前著有《俣俣集》并已刊行。集内有《沛县志记》一文，因县志未将其母列入“节孝”传而不满，讥刺县志记载不公，因而被当时的县令李棠传讯训饬，《俣俣集》被搜缴烧毁。官府根据以上口供深入追查，终于得到两部漏网的《俣俣集》，发现书中不避庙讳，又有“狂悖不经”的词句。两江总督高晋据以上奏，认为“悖逆显然”。高宗在奏折上批示：“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并下令追究李棠罪责。李棠先已病死，其子李承庚当年童幼，依律不当缘坐，遂罢。阎大镛从重处罪自不待言（具体处置未详，当被开棺戮尸）。

石卓槐《芥圃诗钞》案　四十五年（1780），江南宿松（今安徽宿松）监生徐光济，因债权纠纷怀恨控告湖北黄梅监生石卓槐，言其所著《芥圃诗钞》有“悖逆”文字。官府果然查出书中不避庙讳御名，及“有心讪谤，肆其狂吠，悖逆之处不一而足。”如“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等。经奏报请准，石卓槐被凌迟处死，家属从坐，家产籍没。

《诗钞》中列名参订和题序作跋者有70人，多系石卓槐假冒代作，因此免究，仅将与石卓槐交往密切的原汉阳知县蒋业晋等官员革职充军。

以上两案不仅事涉犯讳，而且更有“狂悖”、“讪谤”等情由，故处罪特重。

以下为文字“僭妄”罪案。

胡学成家谱案　湖北汉阳知府胡学成，与弟广东连平知州胡功成先后罢官，回原籍福建居住（邑里未详）。兄弟俩于乾隆十九年在籍编刻家谱，内有“太祖”、“昭穆”、“武官”、“炀宫”、“世室”、“升遐”、“笼罩天下”、“亲贤乐利”等“僭妄”字句。二人亡故后，奸人胡作梅因图产不遂，便控告胡氏家谱有上述“悖谬之词”。福建巡抚定长审明情由，认定胡作梅系挟嫌诬告，而胡氏兄弟身为职官，非乡愚可比，竟将“僭妄”字句写入谱内，难辞其咎。于是上奏朝廷，拟胡作梅发配近地充军，已故胡学成兄弟革去职衔，追夺诰命。高宗硃批无驳改，时为三十年（1765）二月。

楼德运《巢穴图略》案　浙江义乌县（今义乌市）老书生、捐纳州同楼德运，家居河山庄，因号河山主人，著有《河山氏谕家言》和《巢穴图略》。楼氏家道富足，造了许多房屋，《巢穴图略》描绘其家已造或拟造房屋的样式，附有说明文字。书中载录现有房屋的匾额和预拟匾额多种，有“协坤承乾”、“龙蟠虎踞”、“日本月底”、“日方升”、“哉生明”等字样，都是从儒家经典上抄来或拼凑的。根据楼姓为夏禹之后的传说，书中题词有“明德遗徽，流夏演天潢”之句。所附诗文有“胥宇发祥”、“式廓丕基”、“振振公子”、“姒氏遗风”、“小星”、“中官”之类词句。又《母像赞》有“拱服垂旒”之句，《自题像赞》有“实顶龙”之句；某诗有“世事人心大大非，今信楚狂歌凤兮”之句。其诗文又不避庙讳、御名。

楼德运要把《谕家言》及《巢穴图略》刻印成书，其子楼绳苦苦相劝。楼德运执拗不听，认为所撰文字都是《四书》、《五经》上的词句，没有妨碍，况且自己是“遵奉君上，教子孙做好人”。楼绳见书稿内有“迭沐君恩未由报，惟愿我皇万万春”等句，也就怀着侥幸心理依了父亲，书终于印出。

四十八年（1783）正月，楼德运病故，楼绳随即携书自首。官府审明案情后，革去楼绳监生功名，查封楼家财产，收押一应亲属，奏上朝廷定夺。清廷传旨：楼德运已死免究；楼绳等从宽释免。(www.xing528.com)

孔继汾《孔氏家仪》案　此案发生年份不详，事主孔继汾系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贡生，历仕国子监中书、军机处行走。后还乡家居，著有《孔氏家仪》14卷，又《家仪答问》4卷。宗人借《家仪》告讦，孔继汾被逮。山东巡抚指其《家仪》自序“区区复古之心”句隐含谤讪，又私订家礼，有违本朝《会典》。案件上奏，经高宗裁定，孔继汾充军伊犁。年逾六旬的孔继汾大约死于充军途中。

又孔继汾胞弟孔继涑，因违制建八卦屋被人告发，先于兄得祸。

乾隆文字狱中，单纯因字句犯讳或“僭妄”而得祸的事件较少。如果别无情罪，仅仅个别字句犯讳或“僭妄”，高宗一般尚能谅宥。

四十三年（1778）就有三起蒙宥之案，列述如下。

王尔扬《李范墓志》案　这年四月，山西巡抚巴延三奏称查获辽州（今山西左权）举人王尔扬为已故武乡人李范撰写墓志，文中有“皇考”字样，拟治以“叛逆”罪，其子李抡元缘坐，书手赵扩依律治罪。高宗传谕认为不过是“迂儒用古”，如《礼经》、《离骚》、欧阳修《泷岗阡表》都用了“皇考”一词，命巴延三“无庸查办”。

黎大本《资孝集》案　同年六月，湖南巡抚李湖奏报一案：临湘县监生黎大本为庆贺母亲80寿辰，征集亲友诗文编为《资孝集》，文词“狂悖”。如把黎母比作姬姜、太姒、文母（太姒别称），誉之为“女中尧舜”等，且有一首贺诗犯圣祖庙讳“玄”字。检举人黎李氏还控告黎大本平日武断乡曲事。高宗得奏，传谕认为《资孝集》诗文“皆系迂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并非狂悖不法，命“无庸深究”，将一干在押人员释放，但必须查明黎大本武断乡曲事，依律治罪。

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同年十月，江苏巡抚杨魁奏报赣榆生员韦玉振为亡父韦锡刊刻《行述》，文中称韦锡“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历年积欠”，僭用“赦”字，又所刊《家谱》僭用“世表”一词。杨魁当作“大逆”案定拟，结果被高宗通谕训斥，交部议处。案件比照“僭用”例处置：韦玉振杖责100，徒3年。

四十七年（1782）发生的以下一案，处置亦轻。

祝万青家祠匾联案　河南光州（今潢川）武生祝万青在家祠内起会诵经，怨家萧芳诬控为聚众谋不轨。知州察知为诬控，将萧芳拘留治罪。萧芳之子萧万载赴都察院投状为父申诉，并检举祝万青家祠匾额“豆登常新”，及对联“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语有违碍，并控告光州知州隐匿重案不上报。高宗了解案情后，认为匾、联不过是杂凑字句，文理不通，不得视为违碍，命将萧万载解回河南治罪。为此通谕各省，告诫督抚不得过分吹求字句，拖累无辜，助长告讦之风。

以上4案的事主，有的没有治罪，治罪的也轻微。但如果文字“僭妄”太出格，即使没有别项事故也可能得重罪，如下面二案：

梁三川《奇冤录》案　梁三川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号念泉，本为生员，因岁考缺席被黜革，独自外出算命卖卜为生。他一向患有精神病，经常与人吵闹，严重时到处狂走，随口乱言。自称已中举人、进士，是天上贵人，生父是满洲某将军之子，与皇室同族，把生父梁学文说成是拐带他，致使他多年蒙受身家不明之冤。于是编成《念泉奇冤录》一册，记述自己捏造的家世来历，以及被梁学文“拐带”的情由，还编造自己到各处衙门喊冤告状等谎言。

梁三川携《奇冤录》及诗稿二册到处乱逛，四十六年（1781）正月在本省新兴县被官府拘讯，书被缴去。三月，广东巡抚李湖上奏，认为梁三川竟敢妄造世系，说自己“派出天潢”，“狂悖僭妄，实属罪不容诛”。比附“大逆不道”例，拟梁三川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家属从坐，家产没收。四月，高宗硃批无驳改。

拿疯人当正常人治罪，这是乾隆文字狱的特点之一。这种荒唐事只有极度专残的统治者才做得出来。雍正八年七月，广西有疯人刘芳杰手持红帖要见本省巡抚金，帖上自署“真明天子刘芳杰拜”。金将其逮捕，奏请处以死刑，以儆戒其他疯人。世宗硃批命金“合情准理”处理此案，认为如果真是疯人，何必把人处死。号称险隘刻薄的世宗尚不至于拿疯人认真治罪，有“仁厚”之名的高宗竟悍然为之，而且不止一两次（有人统计乾隆一朝至少有21起疯人案）。

郭大至《代宣圣谕广训》案　乾隆五十年（1785），湖南桑植县民郭大至编著《代宣圣谕广训》一书，值学臣钱沣按试永顺府属，自呈稿本，恳请转奏皇上。郭氏人在恩施，钱沣随即行文移咨湖广总督特成额等究办。郭大至以“妄编狂悖词语，录成稿本”罪，凌迟处死，其兄弟俱斩候，年未及岁之子侄及妻女等俱给功臣之家为奴。学政钱沣因未能自行奏闻，遭和珅死党参奏，革职留任（《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