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清排满的思想言论在清初遗民中是非常普遍的。进入乾隆时代，岁月已过去一个世纪，士大夫多被奴化，像徐述夔那样显文露章表达仇清思明情绪的人很少见，这类文字狱多数是疑似、诬枉之案。
蔡显《闲闲录》案 蔡显字景真，号闲渔，一号笠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举人出身，著有《闲渔闲闲录》（此书现出版，无违碍字）、《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等。《闲闲录》是一部诗文兼录的杂著，全书九卷，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印成书，当年出事。书中对本地乡绅颇有微词，乡绅遂出首控告，说书中有“悖逆”文字。71岁的蔡显见势不妙，携书到松江府自首。知府钟某一向对蔡显不满，当即将其逮捕，并派人到蔡家搜书捉人。一时被捕的有蔡显之子蔡必昭，书中列名校订的蔡显门人刘朝栋等5人，以及题序的名士闻人倓、胡鸣玉等人。
《闲闲录》中被指为“悖逆”的内容主要有：对《南山集》案和钱名世案表示不满，称戴名世为“绝才”；述及南明事迹直写桂王“永历”年号；谴责降清的明末大吏洪承畴；抄录赵双白《哀漳城》诗纪录清军破漳州的惨象，有云：“城里无烟白日荒，北军搜尽万家粮。戈船蔽海天常黑，铁骑飞沙雾转黄。一郡饥魂哭秋雨，千山战骨夜埋霜。我生不尽哀时感，塞草寒原几断肠”；《题友袈裟照》诗云：“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某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之句；抄录他人《咏紫牡丹》诗有句云：“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或云是沈德潜诗）等。这些文字，有的是引借众说，有的是记录旧闻，作者未必有“悖逆”思想。如“龙王怒嗔”、“南北难分”之类词句，当系随意涉笔，未必别有深刻含意（据孟森《闲闲录案》，参《娱萱室随笔》）。
两江总督高晋比照“大逆”律定罪拟刑：蔡显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上奏后，当年六月奉旨宽减：蔡显斩立决；蔡必昭斩监候，秋后处决；蔡显幼子及妾、女等人解刑部，配给功臣之家为奴；闻人倓充军伊犁；印书、藏书之人分别情况，或杖、流，或免于治罪；刘朝栋等5人待审实后治罪（或云门下弟子远戍者24人）。胡鸣玉年逾80而遭此横祸，蔡显于心不忍，诬承是冒充其名作序，因此得释。胡氏著作甚多，家人惧而焚之（见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四编卷下）。
祝庭诤《续三字经》案 祝庭诤是江西德兴生员，卒于乾隆十五年。他生前曾编过一本《续三字经》教授幼孙，其中写元代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写明末有“吴三桂，乞师清”之句。书稿未经刊行而亡佚，其孙祝浃后来默写出来教子。
祸事起于告讦。祝浃与弟祝洄曾控告族人祝平章盗卖族中公田，祝平章怀恨报复，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检举《续三字经》为“逆书”，诬指“发披左”数句是借元朝影射清朝，又指出“乞师清”的“清”字没有另起一行抬头书写。此外，祝平章还检举祝庭诤所撰祠堂碑文有“宵衣旰食”、“公帑缔造”、“崛起”、“创始”等“僭妄”、“狂悖”词句。于是，祝浃等一干人被收审。
德兴知县萧立选向江西巡抚郝硕呈报案情，郝硕命饶州知府朱遐龄前往调查审理。祝氏族人闻讯连忙将祠碑中人名和违碍词句磨去，萧、朱二人两次前往调查都未将碑文查明。郝硕最后派饶九道额尔登布前往，终于查明祠碑磨毁之文。四十五年（1780）正月，郝硕上奏朝廷，照“大逆”律定拟：祝庭诤开棺戮尸，祝浃斩立决，其余依律缘坐；萧立选、朱遐龄坐失察、疏忽之罪革职。二月，高宗硃批无驳改③。
高治清《沧浪乡志》案 湖南龙阳（今汉寿）县监生高治清，家居沧浪乡，编成一部《沧浪乡志》，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印成书，这年高治清已81岁。《乡志》不久便引起地方官注意，觉得“高治清”名字可怪，怀疑他与当年曾静、张熙有关系。又查出书中有大量“悖逆”字句，如作者自序称：“补王朝政教之未沦洽”；所作《题桥渡》诗有“桥畔月来清见底”之句；所录帅卜世《灯会说》有“玉盏长明”，“天将三十六员，灯会三十六位，上应星宿”等句；杨学清《题高治清》文称颂高治清“幕天席地，以天下为家”；高承颖《悲子文》有云：“丹朱不肖，启贤武王缵绪”；全伦道为高治清妻墓题写《祝词》，有“凤翥龙翔”之句；高治清孙辈在文中称高治清为“家王父”、“曾王父”等。众官把“清”、“明”附会为清朝、明朝，把“天将”、“天下为家”等词句看作谋反野心的暴露。于是，湖南巡抚李世杰下令拘捕一干人员，当作“大逆”案上奏。他甚至把《乡志》中颂圣的“德洋恩溥”、“运际升平”等词句也当作“悖逆”文字一一签出。当时查缴禁书运动已进入尾声，高宗已有意放宽禁网，得奏后气恼不过，传谕训斥道：
“幕天席地”乃系刘伶《酒德颂》中成语，“玉盏长明”系指佛灯而言，相沿引用已非一日，何得目为悖妄？又《志》中所称“曾王父”字样，亦不过泥古之过。至书中如“德洋恩溥”、“运际升平”等语，乃系颂扬之词，该抚亦一例签出，是颂扬盛美亦干例禁，有是理乎？各省查办禁书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总因李世杰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如此。（三月二十一日《上谕》）(www.xing528.com)
最后表示“朕于此等字句微疵从不肯有意推求”，命不必查办，将拘捕之人全部释放。
训斥归训斥，李世杰却未受处分，同年九月调任河南巡抚。次年而有下述一案。
戴如煌《秋鹤近草》案 湖北黄陂人胡元杰寓居河南固始，训蒙失馆，穷愁无聊中偶而得到商城知县戴如煌所著《秋鹤近草》。见书中《登平台》诗有“北口[]火，南渡旌旗”之句，便起意讹诈（大概未能得逞），向光州知州陈文纬出首，说“北”、“南”对举，隐含“叛逆”意念。陈文纬认为《登平台》是怀古之作，别无深意。胡元杰坚持己见，当堂取纸笔逐句注解。陈文纬认定为诬告，遂予拘禁，并亲赴其家搜查，未发现不法书籍字札。胡元杰被移解到省。巡抚李世杰吸取在湖南的教训，认真复审后同意陈文纬的认定，依据诬告反坐律拟胡元杰斩立决，上奏朝廷。四月，高宗硃批无驳改。
高治清《沧浪乡志》案的前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也发生一起由方志引起的诬告案，其事如下。
叶廷推《海澄县志》案 闽南海澄县（今福建省龙海市）人周铿声，企图霸占沿海一处蚝螺资源，引起公愤，被同村叶鼎章控告而受杖责，伺机报复。
后叶鼎章亡故，其弟叶廷推官授知县，在籍参与纂修《海澄县志》。《县志》系公聘江西籍进士邓来祚主修，内有叶廷推曾祖父叶逢春的一篇传，是邓来祚所撰。传中实写叶逢春轻财仗义，好周济人，当清初“盗贼”横行之时挺身保全乡里，众“贼”敬其为人，相戒不入其村。又写叶逢春曾亲赴“海贼”之船，众“贼”“金鼓相迎”，文中有“受恩久不酬”之语（言“海贼”受叶逢春之恩而未报）。当年乡人为感谢叶逢春保全之功，顺治四年在山庙中为他立碑纪功德。碑文中载叶逢春生于“大观京口”（大观为乡名，京口当亦地名），将叶逢春的义举比于战国时的鲁仲连，有“鲁仲连排难解纷”之语。这篇碑文被采入《县志》，却将“京口”二字删去。《县志》还收录邓来祚赠给叶廷推的诗，内有“谁夸南面雄，瑶林繁玉种”之句。
周铿声先已从碑文中发现几处破绽，及获读《县志》，认为机会已到，遂于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向漳州府出首控告。控词将《县志》叶逢春传中“金鼓相迎”、“受恩久不酬”等记载，指为叶逢春当年“通贼”的证据；又联想《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文，说碑文中“鲁仲连排难解纷”句隐含讥刺（即讥刺清朝为暴秦）；联想《左传》“今京不度，非制也”文，认为碑文中“京口”二字别有深意，叶廷推将碑文载入《县志》虽删除此二字，仍显露其“不守臣节”，并怀疑原碑文被改刻；认为邓来祚赠诗“南面雄”之句，也表明叶廷推“不守臣节”。此外，控词中还捏造一些别的事实诬陷叶廷推。
漳州知府黄彬受理控告，当即检查《海澄县志》，拘讯原告、被告。搜查两造家中未见违碍不法字迹，派人到庙中勘验碑文无改刻形迹，于是初步认定周铿声挟嫌诬控，周铿声供认不讳。案情呈报到省，署福建巡抚杨魁飞饬命黄彬再严密搜查两造之家，看守二家亲属，解有关人犯到省，并飞咨江西当局提解邓来祚到闽究讯，然后上奏朝廷，提议将叶廷推革职治罪。高宗得奏，认为这是一起挟嫌妄控案，传谕命将周铿声依律定拟，叶廷推无辜释放。杨魁遵谕执行，依“谋叛”律反坐，判周铿声斩立决，家属缘坐，财产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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