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处置文字狱，惯于在整饬风纪、端正士习方面大做文章。高宗于此道逊色甚远，所兴诸狱在风纪、士习方面用功较多的仅尹嘉铨一案。
尹嘉铨是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人，举人出身，官至大理寺卿，乾隆四十年前后告老致仕，回籍闲居。其父尹会一乾隆初年官至侍郎，早已亡故。尹会一是孝子，母又贤淑，母子著称一方，高宗曾赐诗褒扬。年过七旬的尹嘉铨一心想着怎样扩大贤孝家声，进一步光耀门庭，以尽孝心，当然也是为自己博取孝名。他设计了一套乞求恩荣的方案，并付诸行动。
四十六年（1781）春，高宗西巡五台山，归程驻跸保定。尹嘉铨事先写就二件奏折，派第三子尹绍淳到保定行在呈献。第一折援引陆陇其之例，恳求高宗按照当年赐诗的“字样”（关键性的褒扬用字），赐给先父一个谥号。清朝礼制规定：一品官死后允许请谥，予谥与否由皇帝决定；二品以下不得请谥，皇帝特旨予谥属例外施恩。陆陇其是康熙朝“理学名臣”，官阶虽然低微（仅做过七品的知县和监察御史），但身后名气大，世宗特许从祀文庙，乾隆元年特旨赐谥“清献”。此外如沈德潜官阶为从二品，予谥“文悫”，也是出于特旨。尹会一官阶与沈德潜相等，予谥与否是皇帝的事，岂能由其子上折乞求甚至限定“字样”范围。高宗阅过奏折，忍住火气在上面批了几行字：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钦此。（一月十八日
批）
及读过第二折，高宗不由勃然大怒。硃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原来尹嘉铨秉承先父遗志，在奏折中请求给予康熙时期另一“理学名臣”汤斌以从祀孔庙的待遇，还认为清初以来的“理学名臣”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四人“均堪从祀”。最后捎带上尹会一，认为：“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孔子立祀以来，从祀孔庙历来被视为旷世殊荣。清帝对此极为看重，选人宁缺毋滥，从立国以来到雍正二年才批准陆陇其一人从祀（终清之世仅陆陇其、汤斌、张伯行三人从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尹嘉铨竟擅自提出六人，把自己的父亲也捎上，叫独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高宗怎能不怒。
三月十八日，高宗在保定行宫传谕内阁，命革去尹嘉铨顶戴，拿交刑部，由大学士、九卿会审定罪。《上谕》详细批驳了尹嘉铨的“谬妄”言论，厉词斥问他：“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同时命大学士英廉、直隶总督袁守侗分别抄查尹嘉铨在京寓所和博野老家的财产与书籍。诸臣会审的结果，依照“妄生议论，变乱成法”的律条，判尹嘉铨斩监候；由于尹嘉铨本人不出面而派其子上折，“尤属亵慢”，应加等治罪，拟斩立决。
三月二十七日，高宗返抵京师。此时案情已有变化：从尹嘉铨老家和京中寓所抄出他的数十种著作，发现书中有大量“狂悖”词句。另外，进一步会审还发现一些别的劣迹，事态变得更加严重。
尹嘉铨著作中被查出的“狂悖”词句有130余处，可分为三类，有的受到高宗驳斥。
一类是标榜“名臣”，煽扬朋党。尹嘉铨仿照朱熹《名臣言行录》体例，编了一部《国朝名臣言行录》，入选“名臣”有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及尹会一等。高宗认为这些人未必是名臣，而且本朝无所谓名臣，认为如此标榜将产生无尽恩怨，形成门户宗派。
尹嘉铨书中称大学士为“相国”，高宗特为此发了一道《上谕》加以批驳，说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几代皇帝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圣虑高明，政事无失，不待大学士之类人物参赞补救。谕中再就“名臣”之说发议论云：
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则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四月十八日《上谕》）
这类言论加深了人们对“独裁”、“独尊”的认识。在独裁者眼中、“名臣”的出现就是对“圣君”的否定。两年前，福建巡抚黄检因私刻其祖父已故大学士黄廷桂的奏疏而被革职议处，高宗的主要用意也在于防止大臣标榜，担心“名臣”出现而无形中贬低“圣君”。
尹嘉铨在其《随五草》中自称“固不务讲学之名以贾祸。亦不避讲学之名以免祸”，认为“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高宗联系明末东林党事，认为讲学必然导致朋党，责斥尹嘉铨的言论违背了先帝《御制朋党论》的观点，是煽扬朋党。
尹嘉铨书中又一类“狂悖”言论是“高自位置”。尹嘉铨不仅为其父尹会一吹嘘，把他列为“名臣”，在《近思录》中把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尹会一比作孔门“四子”，而且自我吹嘘。他作了一篇自传式的《多病徒传》，文中自称“欲为帝者师”。又在《亨山遗言》中自称“梦至东岳大帝座间，（大帝）麾之使归，且日：‘公为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此外，书中还有“僭妄”字句，如《亡母行状》称母死为“薨”，《尹氏家谱》有“宗庙”、“宗器”等字样。
尹嘉铨又在书中自称“古稀老人”。正好案发前一年高宗自称“古稀老人”，撰有《古稀说》，于是认定尹嘉铨有意僭用。尽管尹嘉铨苦苦解释说他没有读过御制《古稀说》，不知道皇上自称“古稀老人”，但高宗君臣哪容他申辩。此案发生后，士大夫认为：“普天臣子，断不可再有古稀之称。”（梁章钜《归田琐记》）。(www.xing528.com)
此外，尹嘉铨自编年谱写他任大理卿时如何宽厚、慎刑等。高宗既恼他私自记载公事，又恨他“沽名市恩”，为此特地颁谕责斥，命各级法司抄录并悬挂这道谕旨作儆戒。
尹嘉铨书中最后一类“狂悖”言论是“诽谤时事”。如《近思录》写汤斌“见直遭难容，欲告归”，又云：“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随五草》言：“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就正录》称：“世犹以处士纯盗虚声为虑，而处士犹思用世，可谓不识务。”尹嘉铨还在书中表示不愿做台谏官，因为做台谏官“不言不能自甘，多言又恐不测”。诸如此类，都被认为是诽谤当世。
会审官就查出的各类“狂悖”字句逐条反复审问，以至“夹讯”（似即上夹棍受审）。尹嘉铨诚惶诚恐，一再自认“糊涂昏愦，狂妄该死”。他招供说：
我所做的这些书内，原都是援引古人的说话、旧事居多，但我援引不伦之处，就像是讥讽时事，无可自解。至刊刻成本，我又妄想要借此立名，希图传世，所以高自位置，比做圣贤。只道可以欺世盗名，谁想天理不容。我的书都已进呈御览，其狂妄不法之处已肺肝如见，还有何辩？这就是无知小民如此作为尚且罪无可逭，况我曾做大员，世受国恩，这等丧心病狂，惟有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为天下后世示戒。（《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会审中所发现的别的劣迹，主要是尹嘉铨的“假道学”，即欺世盗名的无耻行径。他的文集中有一篇《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写雄县李孝女年过50尚未嫁人，而尹妻自作主张要替丈夫娶李孝女为妾，遭孝女拒绝事。审问官认为尹嘉铨夫妇做这没有廉耻的事，是要败坏李孝女的名声，而尹妻则为博得“不妒”之名，学了丈夫的“假道学”伎俩。且读这段有趣的审讯记录：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此外，尹嘉铨还招供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年他做山东布政使时，曾经厚着脸皮向高宗讨过一次翎子②，结果没有讨着，倒被高宗看出他的鄙陋无耻。高宗为了保全他的面子，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想不到尹嘉铨却不打自招。于是又发生一段有趣的审讯：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回去就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彼时我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至此，一起为父请谥求从祀的“妄议”案，升级为著书“狂悖”兼“假道学”欺世盗名、伤风败俗案。四月十七日，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的40名会审官员连衔具奏，就尹嘉铨所犯罪行比照“大逆”律定罪拟刑：尹嘉铨本人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治罪。同日，高宗降谕就尹嘉铨思想言行作总结性挞伐，重弹“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的调子，最后说看在他曾为大臣的面子上，宣布改凌迟为绞立决，家属免缘坐。谕末警告云：
此朕为世道人心起见，不得不明示创惩，以昭炯鉴。凡内外大小臣工，天下读书士子，均当洗心涤虑，各加儆惕，引以为戒。若再有如尹嘉铨之狂悖不法，一经发觉，断不能复邀尹嘉铨之末减也。（四月十七日《上谕》）
尹嘉铨绞死后，剩下的事情便是禁毁他的著作。高宗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专项缴书运动，专门清查搜缴尹嘉铨父子著作，所获之书全部解京销毁。从四月到十二月，各省督抚纷纷奏报当地清缴情况。尹嘉铨所撰著和笺注之书，以及别人所著而附有其序跋之书，共计近百种连板片被销毁，载有尹嘉铨文字的碑刻也被捣毁。这次缴书运动遵高宗谕旨实行督抚负责制，四月二十日《上谕》警告承办官员：“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尹嘉铨之死在北方士大夫中产生巨大震动，学者认为自此“北学寖微，士大夫相率逃于考据，无敢高谈性理者矣”（郭则云《十朝诗乘》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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