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侯《字贯》案：三千年文祸揭示的严重问题

康熙帝经营文治，命儒臣编纂了一批大型的“钦定”书，其中小学方面有《康熙字典》。这部书收字46000余（后有增广），容量远远超过《说文解字》，被四库馆臣誉为“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其实由于用功草率，多有纰漏，而且对一般使用者来说，由于收字过多势必寻检不便。于是有人试图加以改进，这人便是王锡侯。

王锡侯字韩伯，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科会试均报罢，从此灰心科举，专事著述，希望成一家之言。他深感《康熙字典》穿贯”不得法，查检和识记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之功编就一部《字贯》（《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作《字贯提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雕于吉安，次年印装完工。全书40卷，分订10册，书前缀自序表述编书动机和全书体例，有云：

圣祖仁皇帝性由天，学（按：此处有佚文），命臣工纂定《字典》书，搜千年之秘奥，垂三重之典章，煌煌乎如日月之经天，有目者共睹而快之矣。然而穿贯之难也，《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窃尝思《尔雅》以义相比，便于学者会通，然为字太少，不足以括后世之繁变，亦且义有今古不相宜者。兹遵《字典》之音训，扩充《尔雅》之义例，于是部署大者有四：天文也，地理也，人事也，物类也。于四者之中，析为四十部，于每部之中又各分条、件，于条、件之内又详加鳞次……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

生右文之代，食太平之福，沐雨露之恩，游翰墨之场，爝火之光虽无补于重离之照，兔园之抉虽无窥乎天禄之藏，然序变寒暑，精劳日夜，已数年于兹矣。又喜同志者殷勤资助，得已尽寸心而付剞劂，斯以草莽藉文事以报国之一端。（录自柳诒徵《记王锡侯（字贯）案》，参阅孟森《学贯案》）

据以上引文可知，《字贯》大体上是把《康熙字典》所收单字（及其音训等）按《尔雅》体例重新加以编排，编者动机至诚至忠，绝无邪恶意念。

除《字贯》外，王锡侯还著有《故事提要录》、《经史镜》、《王氏源流》、《国朝诗观》、《西江文观》、《唐人试帖诗详解》、《望都县志》、《青箱要录》、《神鉴录》、《感应篇注》、《书法精言》等和诗文集。这些著作有的也许未脱“乡曲小儒”的浅陋本色，难以称一家之言，但《字贯》的编纂无疑是可贵的尝试。为了扩大著作的影响，王锡侯尽可能将所著书与官绅名流拉上关系。如《字贯》书首开列“参阅”者名氏20余人，又有工部侍郎同乡李友棠所题诗一首；《王氏源流》有其座师大学士史贻直的序；《经史镜》和《唐人试帖诗详解》有另一座师侍郎钱陈群的序。他的诗文作品还被载入同乡和友人的集子中。总之，在穷乡僻壤的新昌一带，王锡侯已是颇有名气的学者。但他门第寒微，房派单弱，时常受人欺凌，曾因祖墓纠纷与族人王泷南结怨。王泷南犯法流配，潜逃而归，被王锡侯检举而重新处罚，后遇赦还乡，蓄意报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王泷南控告王锡侯私自删改《康熙字典》，抠住序中“穿贯之难”等句，诬王锡侯贬毁圣祖钦定之书（也就是贬毁圣祖）。王锡侯听到风声，连忙挖改书版，删改序文和凡例中若干字句。江西巡抚海成接到控告，没有细读《字贯》全书便上奏朝廷，认为书序“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拟革除王锡侯举人功名。高宗阅奏，只当是一般的著书狂妄，便批交大学士、九卿议处。及《字贯》缴进，高宗过目，却在书首《提要·凡例》中发现极为严重的问题。

《提要·凡例》共十二则，其中一则教读者怎样避讳，说圣祖庙讳上一字“玄”应避用“元”字，下一字“烨”应避用“”字；世宗庙讳上一字“胤”应避用“引”字，下一字“禛”应避用“正”字；高宗御名上一字“弘”应避用“宏”字，下一字“曆”应避用“歷”字。作者所教这些避讳方法完全是遵照官方的规定，解说中不得不出现的“玄”、“烨”等字都做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凡例和自序的书写格式也完全符合功令，凡关于清朝、清帝的字眼都另起一行抬头书写，方方面面可谓敬谨之至，可是高宗却嫌作者直接将圣祖、世宗庙讳和他的御名所用字逐一开列，又仅仅作一般的缺笔处理，而没有使用更严格的析字避讳法（如“弘曆”写作：“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厤从日”），且将庙讳、御名列在孔子名讳之后。于是勃然大怒，传谕有云：(www.xing528.com)

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叙文后凡例竟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道，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十月二十一日《上谕》）

高宗在谕中痛斥海成“有眼无珠”，命其亲自领人搜查王家，派得力之人把王锡侯押解进京，其余缘坐之人分批解京。

海成接谕如五雷轰顶，立即遵旨执行，但不久还是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上年十一月还因查缴禁书8000余部，为各省督抚做出榜样，曾获主子传旨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落为阶下之囚。后人议及此事，说是“天道好还”。其实“天道”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喜怒无常恩威莫测的乾隆天子。

这年十一月，王锡侯被押到京师，法司遵照高宗指示据“大逆”律判决他凌迟处死。高宗审批却改为斩立决，其子孙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妻、媳、幼童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家产抄没，折银仅60余两。连累获咎的官员除巡抚海成外，布政使周克开和按察使冯廷臣坐失察革职议处，两江总督高晋以同样原因降一级留任；为《字贯》题诗的李友棠革职；列名“参阅”《字贯》且为《经史镜》等书作序的史贻直、钱陈群均已去世，免予深究。王锡侯的所有13种著作及别人书中有王锡侯诗文的一概销毁。

《字贯》案是彻头彻尾的冤滥之案。不管从哪方面说，王锡侯都没有丝毫“大逆”气味。相反，他的思想言行对清廷、清帝表现了足够的忠敬。孟森认为主要原因是乡曲小儒竟敢冒犯皇帝尊严，妄改妄议钦定之书。依照乾隆五年奉敕编制的王朝最高法典《大清律》：“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馀文书误犯者，笞四十。”（《吏律·职制》）如此而已。就算《字贯》犯讳，也不过是“文书误犯”，事主处分不过是“笞四十”，何至于照“大逆”罪斩首抄家。高宗口口声声标榜“伸国法”，不知他依据的是哪朝“国法”。

从胡中藻、齐周华到王锡侯，文字狱越办越狂热，越办越冤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人们认为，自《字贯》出事以后，学者再不敢编字书，治小学的都埋头钻《说文》。治史有庄廷、戴名世、陆生楠为戒，治经有吕留良、谢济世为戒，作诗文有胡中藻、齐周华为戒，如今治小学又有王锡侯为戒，可谓天罗地网，荆天棘地。

其时文人学者可涉足的范围越来越窄，其所研治离社会人生越来越远。再不敢奢谈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著书不敢担关系，如袁枚所言：“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为关系”，因为“欲著古今不朽之书，必将召崔浩刊史之灾，熙宁伪书之禁”（《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于是如龚自珍《咏史》诗所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于是“人人低首，家家颂圣，专制之乐，其乐无穷”（张元济《明史钞略跋》）。乾嘉学者各自蜷缩在一个小圈子里钻故纸堆，于是“乾嘉之学”几乎成为考据学的代名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以文字狱为负面标志的一代文治，造成以考据学为代表的一代学术。开此一代之学的“王者”，是功是过，人们自有评说。